70后和90后,两个“青年领袖”的约会!

原标题:70后和90后,两个“青年领袖”的约会!

  • 来源:蓝血研究(lanxueyanjiu)

2019年4月25日,马来西亚首相敦马哈蒂尔参观了华为北京研究所,并会见了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双方就ICT技术如何更好地促进马来西亚经济发展、服务当地社会进行了深入探讨。

参观期间,敦马哈蒂尔首相详细了解了华为最新的业务发展情况。华为公司技术专家向首相详细汇报了华为5G技术的最新进展、并邀请首相体验了华为云服务,以及智慧城市、智能制造、智能交通等行业应用。此外,首相还通过华为智真视频会议系统,现场连线位于4300公里外的华为马来西亚办公室和全球培训中心,和“未来种子”的学生进行交流。

敦马哈蒂尔首相表示:“华为展示的能力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很明显,这些技术能够帮助大家提升表现。今天上午很愉快,我可以在这里看很多新的东西。华为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人工智能可以用于很多不同的领域。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这是一次很好的了解中国和华为的发展的机会。”

任正非表示:“马来西亚地理位置优越,在信息通信领域有着开放务实的态度和前瞻布局,相信通过5G网络的广泛部署,将进一步提升马来社会的信息化和数字化水平,加速数字经济发展。华为将为消除本地数字鸿沟、ICT人才培养努力作出更多贡献。”

自2001年在马来西亚开展业务以来,华为始终保持稳定增长,设有区域总部和11个共享中心,员工数已经发展到约2400人,其中本地员工约1700人。华为致力于将最新的信息通信技术带入马来西亚,在2019年4月18日马来西亚通信部举办的5G Showcase上,敦马哈蒂尔首相使用华为Mate X手机打通了马来西亚第一个5G视频电话。除此之外,华为还结合自身ICT技术能力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过去五年,华为选送了76名优秀大学生赴中国参加华为“未来种子”活动。位于Cyberjaya的全球培训中心为马来西亚培养超过20000名ICT人才。

【延伸阅读】强人本色——马哈蒂尔

2018年,中国的海上邻国马来西亚举行大选,大选结果全球吃惊:92岁的前总理,中国公众所熟悉的马来西亚长期执政者马哈蒂尔医生以92岁高龄胜选,再次出任总理。他本次的胜选之所以引发如此惊叹,不仅因为他高龄当选,更因为他抛弃了长期栽培的执政党,转换门庭,是以反对党领袖的身份参与选战,因而实现了马来西亚独立以来首次和平政党轮替。这是马来西亚政治史的历史性突破。

马哈蒂尔素来被人们称为“马来西亚现代化之父”。即使没有刚刚结束的这一场选举,他也值得被浓墨重彩写进马来西亚历史。但细观这位政治强人的思想与生平,他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崛起的那一代后发国家强势领导者属于同时代人,人们发现,基于他个人的成长与马来西亚独特的社会和国情,他的国家发展理念中虽蕴涵着惊人朴素直觉的天赋,可他的强人外表之下却更深深地隐藏着一种弱者和小国的深沉危机感——

马哈蒂尔担心马来人从地球上消失!

这是真的。他,这个中国读者熟悉的陌生人,到底有怎样的历史和现实的政治心路历程?

01

唯一穷人出身的总理

迄今为止,马来西亚共产生过6位总理,马哈蒂尔是唯一出身贫穷家庭的总理。他的前辈或继任者若不是王室后代、巫统(执政61年的马来人族群政党)高层二代,便是地方贵族出身。他是唯一的草根总理。这使他的政治生涯富于一种独特的民族化的热情,他对马来西亚的未来怀有最大雄心壮志。他因此成为马来西亚现当代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总理。

1925年7月10日,马哈蒂尔出生于吉打州Alor Star一个贫穷的家庭。成长于二战时期。像许多同龄人一样(例如其邻居和老熟人李光耀),马哈蒂尔被迫中断学业,以卖咖啡和零食为生。战后,他重新入学。1946年,他参加剑桥大学国外招生考试,被录取,却由于家庭原因而作罢。他最终于当时的新加坡爱德华七世医学院获得医学学位,回到家乡成为一名医生。与此同时,他也在战后积极参加政治运动,是一名颇为激进的马来主义者,并在巫统成立之初就成为首批党员。尽管与当时的马来亚总理东姑拉曼有不同政见,马哈蒂尔仍然于1964年当选国会议员,从此正式步入政坛。

马哈蒂尔自开始政治生涯时期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政治学就已成为他的基本理念。而贫寒的出身则使他自然地把这种马来亚人的民族主义取向转化为相当民粹的思想。

1969年,马来西亚发生“513事件”。马哈蒂尔公开批评时任总理东姑,而自己也因此被巫统开除党籍。后由于他的成名作《马来人的困境》引发轰动,他受到第二任总理拉扎克(前总理纳吉布之父)赏识,得以重返巫统。重返执政党的马哈蒂尔度过了他的自己的政治青春期,从此表现卓异,步步为营,一路高升,最后,终于夺取大位,成为可以按自己理想治国理政的总理。

02

马来西亚“可以”(Boleh)

回顾马来西亚61年的历史(自1957年独立后的马来亚联邦始),还没有任何一位总理下台时可以自豪地数出一大串政绩,并且每一项都对这个国家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马来西亚实现快速经济增长,从农业国转型为制造工业国、落成吉隆坡国油双峰(双子塔)、建设多媒体超级走廊、支持东盟壮大、挺过金融危机……可以不夸张地说,马哈蒂尔是一个集个人魅力、执政能力与权术能量于一身的政治家。

对于马哈蒂尔政绩的赞扬,各种文章已颇为详尽。其实,更值得分析的是,他的发展理念对马来西亚是一把双刃剑,也是今日马来西亚层出不穷问题的根源。马哈蒂尔对自己把国家带向现代化这一功绩非常自豪。今天的马来西亚是全球旅游胜地之一。说起马来西亚,人们会不自禁想到吉隆坡中心区夜色中明亮高耸的双峰塔,周到热情的服务与旖旎的热带半岛风情。然而,马来西亚的工业政策,也是长期以来马哈蒂尔执政期间所塑造的国策,却被国际经济学家批评为失败的范例。

例如,马哈蒂尔认为,拥有自主的汽车生产线是向发达国家迈进的标志之一。于是在1983年设立了马来西亚的国营汽车厂Proton(普腾),并为了保护国产品牌而调高进口车关税。在随后的10年中,尽管普腾一度占据本土市场70%的份额,但到2016年,只占国内市场份额的12.5%。经济学家认为大马汽车工业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政府在扶持产业、挑选赢家的同时,没有引入足够的创新制度;同时,在模仿发达国家的生产线时并没有注重提高自我创新能力。简言之,马来西亚的汽车产业是一次代价高昂的失败模仿。

马哈蒂尔显然不这么认为。他眼中的普腾是马来西亚工业化的标志,是马来西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保证之一,也是他个人一项重要民族文化历史性遗产,有如自己的“孩子”。因此当前总理纳吉布决定出售普腾时,对马哈蒂尔造成了心理与情感层面的双重冲击。这也是他本次誓要奋战再起的动力:他视晚年最后的一搏为捍卫自己政治理想和成果的最后机会。

公平地说,普腾等产业成果对马来西亚来说并非一无是处。正如马哈蒂尔特别强调的,它提高了马来西来人的国际自尊心。他在自传中也提到,到了90年代初,“Malaysia Boleh”(马来西亚可以!)一度成为风靡全国的口号。

03

靠直觉战胜IMF

尽管“马来西亚人可以“这一口号在纳吉布时期已经沦为笑柄,但出乎对手和外界几乎所有人预料:马哈蒂尔的传奇并未结束。通过2018大选,他已经创造了一个不小的成就:向世界证明,马来西亚可以和平完成政权轮替,结束巫统长达61年的执政历史。社交媒体上再次出现 Malaysia Boleh——大马人又重新相信,马来西亚真的可以。92岁的高龄政治教父依然有能力再次点燃烦躁与冲突社会的政治希望。这是他的能量不可小觑之处。

2003年卸任总理后,马哈蒂尔走在街市中不时会遇到华人向他致谢,感谢他带领马来西亚挺过1998年金融危机的艰难岁月,使马来西亚避免了印尼式暴乱。但有趣的是,马哈蒂尔挺过这一关,并非靠他精明的经济分析,而是靠他对于主权独立的信念。也可以说,这是幸运使然,或者是一种直觉。当时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安华(后来的对手,今日很可能的新同盟者)认为马来西亚应该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出的条件,接受援助,但马哈蒂尔认为,像印尼那样把国家经济主权移交给国际多边组织是一件耻辱之事。他拒绝接受IMF的苛刻救助条件。在他的坚持下,马来西亚没有接受IMF的建议,歪打正着,反而渡过了危机。危机结束后的第二年,克鲁格曼才提出著名的“不可能三角“理论: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三者之间不可能同时存在。逐渐地,IMF才对当年的措施有所反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越来越多地被IMF和各国接受。

马哈蒂尔靠超前的直觉或幸运,结合他对政局的高超控制能力,对政治助手翻云覆雨和随时合纵连横的权术,帮助马来西亚平安渡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然而直觉与幸运并不稳定可靠,未来马来西亚能否走出这种朴素发展理念的阴影,仍是摆在所有人面前,首先是92岁新总理上任伊始就要面对的真正考验。

04

马来人的新困境

如果马哈蒂尔医生对“国家发展”与他的马来民族主义做一个优先排序,结果很可能是矛盾的——马哈蒂尔明确意识到,一个不发达的马来主权国家没有意义,但他过去主导的马来优先的政策,却又确实阻碍了国家发展。在处理马来族裔政策的问题上,马哈蒂尔的心态是非常复杂的,可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可以说是一个对马来族裔身份的“忠诚的批判者”。

在其1970年出版的、颇具争议性的著作《马来人的困境》中,马哈蒂尔历数马来族群在现代社会与经济竞争中的弱势。他从人种、地理、文化习俗等多方面分析马来族裔的弱势地位成因,并建议政府采取对马来族的保护政策。他曾回忆到,有人传话给他称,当时领衔制定后来带有强烈种族色彩的新经济政策的拉扎克要求他的政策制定团队阅读这本《马来人的困境》,“我不知道他们看了没有,但新经济政策中的几个政策建议与我书中的一些观点很像。”

或许他已意识到,在他担任总理22年之后,也是他提出“马来人的困境”近40年后,当年的保护政策并没有使马来人获得内生的竞争力;相反,马来人认为自己是bumiputra (土地的儿子),政府给予自己经济保护政策是对马来人这一“高等”种族的地位的承认。一个摆在马哈蒂尔眼前的新困境是:是否要告知马来人真相?对马来族裔的忠诚与认同令他必须采取理智行动,但如果直言相告,则必将冒失去马来人政治支持的风险。

从这次大选的结果看来,马哈蒂尔应该可以有足够的自信调整国内的经济政策,这自然意味着与马来族进行更为坦诚的对话。但结果如何?有何过程?这些都包含太多未知数。

05

绕不过去的华裔族群

92岁的政治教主新上台要处理的另一大问题似乎华裔族群问题。一直以来,与马来族自身“奋发图强”并行的另一个课题是华裔问题。马来亚(Malaya,1957)建国之初,大马华裔人口占全国总人口近半数,如今只有五分之一强。大马统计局曾预测到2040年,华裔人口将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8%左右。本届大选后,华裔选民欢呼新内阁可能会产生一位华人副总理及多位内阁部长,但即便这种可能性成真,其持续性还要看长期的政治发展。若华裔部长在内阁部长中的比例高于华裔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很可能马哈蒂尔或他指定的继任者会做出调整。不要忘记当年新加坡是怎样被迫从马来西亚独立的——马哈蒂尔毫不迟疑地始终认为,李光耀在新马没有分家之前提出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行不通,他的潜台词不言而喻:他的马来西亚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

如果熟悉马哈蒂尔的国家政治理念,即使在目睹了新加坡后来从独立走上经济腾飞的道路后,不用怀疑,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他是不会认为一个由李光耀领导的、如新加坡般发达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会优于目前这个“马来人的马来西亚”。假如历史重演,很可能他还是会坚持己见,认为马来人的马来西亚更好——尤其似乎现在他完成了第一次政权和平轮替,向民主国家又迈进了一步,自然总有一天,也许要不了多久,马来西亚会比新加坡还新加坡,而且是马来人的新加坡。

这很可能反过来又会制约他调整传统的马来种族政策,从而在处理对于马来西亚经济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华裔族群问题时,他还会重演过去的摇摆中而有倾向的自我抵消政策。华裔虽居于少数族裔的地位,但他们在马来西亚经济、政治及社会方面都有不可忽略的力量,这无疑会给为新执政之路留下诸多隐患。而且在与地区主要经济大国的合作方面也会带来相当不利局面。

06

强人的弱者危机感

说起马哈蒂尔,不能不说起他与李光耀等东南亚政治强人在上世纪8、90年代提出的“亚洲价值观”及其争议。虽然各方诠释略有不同,但这一共同价值观主要内容是清晰的,可概括为以下主要方面:优先发展经济再谈民主;强调集体先于个人;以地缘、文化、种族将“价值”区分为“亚洲/东方”与“欧美/西方”等,而不承认“普世价值”。

马哈蒂尔与李光耀默契地认同“亚洲价值观”,其中有战后这一代东南亚领导人共同经历的因素。二人的回忆录都写到,生于上世纪20年代的马来半岛,自幼在英国白人的统治下,这一代人少年时代曾不假思索地认为白人是天然高等的种族,然而二战中日本人的胜利给他们以震撼性冲击,令他们意识到,白人并非不可以战胜——“黄种的”日本人也可以战胜“白种的”英国人。可以说,二战是这一代半岛人对殖民者“白人“和他们创造的制度与文化”袪魅“的过程。当他们成为国家的领导者,在采取现代化进程中,对西方经验的批判自然也更多。这是出现“亚洲价值观”的独特历史情境。

更深入一步看,无论是在处理国内族群问题,或面对西方价值观冲击,还是面对复杂的巴以问题等,走进马哈蒂尔思维深处,人们可以发现,他在坚持自我价值取向之外,还有更深一层反抗强者的情结。这种情结根植于他对马来族这一弱势群体、马来西亚这个东南亚小国的生存危机感。在谈到巴以问题时,他每每感同身受——“我非常担心马来人会像巴勒斯坦人一样,被边缘化、挤压,最终从自己的领土上被驱逐。”

值得中国读者特别注意的是,这一深层的弱者危机感为马哈蒂尔版的“亚洲价值观”提供了动力。这种基于弱者危机感的反抗情结同时也埋下了他未来处理与大国关系时可能发生戏剧性变动的伏笔。因为,任何一个拥有巨大力量,并能将其力量投射到东南亚的强国,在他看来,都可能成为马来西亚的生存威胁,他会据这种他个人的威胁感知采取相应政策。因为,在他心目中,他是为了马来人的弱势和马来西亚的弱小才走上强人道路的。

任正非讲话合集,商业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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