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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向晖的外交生涯之:三个“最后一次”

原标题:熊向晖的外交生涯之:三个“最后一次”

1974年5月20日下午3时许,原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打电话通知我:总理今晚7时宴请黄春谷夫妇,命我参加。青长同志让我提前半小时到达北京饭店西一楼会客室。

黄春谷夫妇是美籍华人,在檀香山经营杂货店,不久前到北京旅游。黄春谷对接待人员说,1913年到1917年,他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和周恩来是同学。如果方便,他想见见这位老同学。总理正在病中。5月6日,医生让他尽量减少外事活动。外国记者作了报道。我不理解,病中的总理为什么要宴请黄春谷夫妇。

当晚6时半,我到了北京饭店,总理比预计的时间早20多分钟。我已有一段时间没见到总理了。他更显得清癯,脸上的老年斑也似乎增多了。但他握手时仍然那么有力,双目仍然那么炯炯。总理说,本来打算不见黄春谷,看到他写给我的问候信,叫我“翔宇吾弟”,是老同学的口气,不落俗套,我很欣赏,决定还是见见他,如果他在信里叫我“总理”,写些恭维话,我就不见了。

总理询问美国、英国、西德的政局,青长同志作了简要回答,我也补充几句。总理说:经济是基础,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情况应该认真研究,近来冒出一个“石油危机”,西方国家惶惶不可终日。它们离不开石油,都向中东产油国插手,环绕石油问题的斗争错综复杂,将来很可能在中东爆发一场石油大战,你们要注意。

总理问:墨西哥的石油是不是很丰富?我说:储量大约五六十亿吨。总理又问:前不久墨西哥总统的儿子来北京,你见了他没有?我说:外交部没有安排,大概因为我已不在外交部工作。总理说:不在外交部工作为什么不可以见见?过去你同他们一家人那么熟,不见不好,是我忽略了,事先没有提醒外交部。

陪同人员引导黄春谷走进会客室。总理迎上去握手致意。他对黄春谷说:老同学!57年不见了!我们都老了!又对黄春谷夫人说:春谷兄比我大几岁,我怎么称呼你呢?就叫你黄大嫂吧。

两位老同学并肩坐在双人沙发上。黄春谷从皮夹里取出5张照片,一张张平放在沙发茶几上。他对总理说:57年前的东西全丢了,只有这5张照片舍不得丢,现在送给你作纪念。原来那是5张剧照,男女演员都穿着民国初年的服装。黄春谷指着第一张剧照问总理:还记得这出戏的名目吗?总理看了看,说:这是《一元钱》。总理又依次看了另4张剧照,边看边说:《恩怨缘》《华娥传》《仇大娘》《一念差》。我感到困惑,探询这5张剧照的来由。黄春谷说:1915年10月,南开学校举行建校11周年庆祝会,事先几位同学商量,在庆祝会上演一出新剧——你们现在叫话剧,翔宇多才多艺,大家请他编剧、导演,还请他扮演女主角。这出戏就叫《一元钱》,很受欢迎,以后又编演了几出。

总理说:当时封建思想很重,女同学不演戏,有的不愿,有的不敢,戏里的女角只好由男同学演。那年我17岁,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想用新剧感化社会,这当然办不到。总理同黄春谷辨认这5张剧照中其他扮演者的姓名,叙谈往事,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

在进餐过程中,总理向黄春谷夫妇提出一些他们熟悉的、也是总理希望了解的问题。气氛轻松愉快。餐毕,总理对黄春谷夫妇说:“现在我们一起照个相,洗出来送给你们做纪念。”

没有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陪同总理进餐,最后一次当面聆听总理的谈话和指示。

周恩来与熊向晖

港台一些报刊把总理减少外事活动同“批林批孔”联系起来进行渲染。 总理于5月24日会见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总理听说李政道建议选拔一些小学生,从小进行基础科学培养,认为很重要,特意同他商谈); 5月26日,毛主席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总理参加; 5月29日,总理宴请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 这都使我认为,总理已经康复。 可是,从那以后,总理的名字忽然又从报纸上和广播中消失了。

6月中旬,叶剑英副主席找我谈话时,我问他:最近总理在做什么?叶帅叹了口气,表情沉重地说:两年前已发现总理有病,但总理坚持工作,现在撑不住了,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让他住院治疗。6月1日,总理搬到305医院,医生尽心尽责,总理身体的底子再好,但他毕竟是76岁的人了。叶帅没有讲总理患的什么病,我也不好询问,但我意识到,总理的病情很重。

我患颈椎病多年,久治无效,可能瘫痪。我于7月6日赴沪就医。华东医院内科主任肖文炳诊断我患急性肝炎,短时期难以痊愈,劝我耐心治疗。我每天看报,每天都希望看到总理复出的消息,但每天都使我失望。9月29日下午4时许,我接到罗青长同志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青长同志告诉我,邓大姐转达总理的指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25周年。国庆招待会的规模比往年大,总理要我同医生商量,能不能请几天假回北京,过了国庆节再回上海继续治疗。如果医生不同意,就不必勉强,但总理希望我能回北京参加国庆招待会。不参加,名字不见报,可能引起猜疑或误解。究竟行不行,由医生决定。

我心情万分激动,接完电话已热泪盈眶。我知道总理不只是关心我,他还在关心其他许多老干部,关心出席国庆招待会的所有名单。他是作为政治问题来关心的,因为那时人们常从报上出现的名单观察中国的政治动态。

第二天(9月30日)上午,我收到请柬,外页国徽下印着红字“1949—1974”,里页红字铅印: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订于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一)下午七时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招待会

请参加

周恩来

我于6时3刻到达人民大会堂宴会厅,10人一桌的圆桌几乎摆满,绝大部分人已经就座,不到7点就到齐了。我听到许多人在议论:总理今晚来不来?有的说:总理身体不好,不会来。有的说:请柬是用总理的名义印发的,他一定来。我远远看到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走过去同她打招呼。她也问我:今晚总理来不来?我反问她:你看呢?她说:我是作家,也是医生。作为作家,我希望他来;作为医生,我希望他不来。邻桌一位不相识的中年妇女插话说:我们是工人,我们希望总理来,我们非常想念他。另一位不相识的老人说:我是公社社员,特别希望总理今晚来,和我们一起过个团圆节。——原来这天恰好是旧历八月十五。

宴会厅东侧入口处的帷幕拉开,水银灯亮了,军乐队奏起迎宾曲。入口处附近的座位上先响起了掌声,发出“总理来了,总理来了”的欢呼声。热烈的掌声顿时响彻全场。人们自动站起,一面鼓掌,一面翘起脚尖看。后面的人,包括许多外国人,站在椅子上鼓掌。看到的人也相继发出“总理来了,总理来了”的欢呼,夹杂着“总理瘦了,瘦多了”的感叹。

我看到了总理,他还是穿着那套灰色中山服。他瘦了,瘦多了。他的步履比过去缓慢,鼓掌的节奏也比过去缓慢,但他仍然展现着特有的魅力和风采。总理走到主宾席中间,掌声更加热烈,许多人含着眼泪在鼓掌。

军乐队高奏国歌,人们暂时安静下来,但还有许多人拿着相机对准总理拍照。总理在声振屋瓦的掌声中缓步走上讲坛,人们的眼睛盯住他。总理开始致祝酒词,他每讲完一句,就响起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他的祝酒词不到400字,人们鼓掌的时间超过他致词的时间。当总理请大家为中国各民族大团结、为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干杯时,会场的情绪达到最高潮。人们举着酒杯目送总理回到主宾席的座位上,遥向总理祝酒,祝愿总理健康。

司仪宣布招待会结束。我随着人们蜂拥着往前挤,想再看看总理,多看看总理。总理频频挥手,陪着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缓步离去。

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总理主持的国庆招待会,最后一次亲耳听到总理生前的讲话,最后一次亲眼看到总理生前的身容。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载了新华社9月30日的电讯,开头说:“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其中说,“我国领导人以及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代表和人士,来自世界各地的来宾,共四千五百多人出席了招待会。”接着,分21类报道了出席招待会的2282人名单。

这份名单是当时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王洪文于9月28日晚交给总理的,并说毛主席已经一一听过,毛主席提出增加3人,其中包括肖华和相声大师侯宝林。总理于9月28日夜“匆匆看过”,提出增加齐燕铭。9月29日晚,总理“又将两千多见报名单细细翻阅”,提出再增加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及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

对毛主席“一一听过”的名单,重病中的总理连夜“匆匆看过”,次晚又“细细翻阅”。对名单中已有的某些同志,总理嘱咐要参加;对名单中没有的若干人士,总理提出书面意见。总理对此的考虑,不须多说了。

1975年9月5日下午,罗青长同志给我看总理对一份材料的批示。 这份材料是香港一家杂志所载一篇文章的摘要,文中分析蒋介石逝世后的台湾局势,介绍蒋经国的经历以及他的若干情况。

总理的批示很短:请约王昆仑、屈武一谈。紧接着是四个字“托、托、托、托”。总理的批示是用铅笔写的,有些笔画显得弯曲,看出来总理写的时候,手在发抖。我看后忍不住哭了。问青长同志:总理的病究竟怎么样?

青长同志流着眼泪说:三年前就发现总理患膀胱癌,癌细胞已经扩散,由吴阶平大夫领导的医疗小组尽了最大努力,现在只能尽量延长生命、减少痛苦。青长同志嘱我保密。对此我已有耳闻,从青长同志处第一次得知详情。总理病到如此程度,还在关心台湾情况,还在亲自看材料,还在用颤抖的手亲自作批示,还在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殚精竭虑。我不禁痛哭失声。

9月8日下午,青长同志在政协礼堂第一会议室约请王昆仑、屈武两同志座谈,总理办公室的钱嘉东、赵茂丰同志,中央统战部的李金德同志和我参加。事后,我和几位同志搜集蒋经国发表过的文章,加以摘要,拟分10辑,用大字铅印,陆续送总理便中参阅。出到第4辑,总理逝世了。

“托、托、托、托”是我最后一次看到的总理生前的批示。

总理逝世已16年,祖国统一大业尚未完成。祖国统一是海峡两岸所有中国人的共同愿望。我认为,“托、托、托、托”不是总理“托”给哪一个人的,而是“托”给所有的中国人的。台湾当局和台湾同胞也该不负这一重“托”——这是周恩来总理为了所有炎黄子孙千秋万代的利益所作的重“托”。

【摘自:《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熊向晖/著 中信出版集团】

图书信息

书 名:《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作 者:熊向晖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书 号:978-7-5217-0104-3

出版时间:2019年5月

定 价:72.00元

这是一部越深入读,越有价值、越有风采的书,既是毛主席、周总理那一代共产党人智慧英勇、雄才大略的真实记录,也反映了熊向晖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内容简介

熊向晖同志在晚年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章,生动翔实地记载了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领导下,在隐蔽战线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十二载,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从事外交工作的丰富经历。这些鲜为人知的史实让读者领略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作风和斗争艺术,以及熊向晖同志的传奇人生和传奇经历。

作者简介

熊向晖,安徽省凤阳县人,1919年4月12日出生于山东省掖县。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在周恩来指示下,到国民党胡宗南将军部队,从事地下秘密情报工作十二年。1947年9月,到美国西储大学研究院学习,1948年9月,获社会科学硕士学位。

1949年,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1962年,任中国驻英代办;1970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1971年11月,任新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代表;1972年8月,任新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1973年,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1978年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1983年至1987年,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

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至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委,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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