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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诗的认识,梁启超与胡适“和而不同”

原标题:对新诗的认识,梁启超与胡适“和而不同”

梁启超与胡适的最初交往

梁启超对胡适来说是一个前辈人物,两人相差18岁。胡适是怎么认识梁启超的?他们最初是如何交往的?根据目前的资料,胡适是于1906年在上海澄衷学堂读书时开始接触梁启超的著作,看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由此对梁启超产生敬仰之情。

1912年10月梁启超回国,当时胡适在美国留学,他看到报纸报道梁启超回国受到热烈欢迎的消息后,在日记里写了一段对梁启超的评述,可以看到是非常的推崇:

他说:梁任公(梁启超字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所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辛亥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本来应该是“全球革命潮”),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胡适回国后,和梁启超有了直接交往的机会。1918年11月,梁启超住在天津饮冰室,梁启超的朋友徐新六给梁启超写信推荐胡适,说胡适在北大任教,也知道你对他的墨子研究有兴趣,所以想来见你。胡适也给梁启超写信想要去拜访他。梁启超与胡适约定11月20日在梁启超天津家中见面。

一般年谱就以为梁启超跟胡适的首次见面是1918年11月20日,其实是没见到。因为当时天津《大公报》有一个专栏叫“车站往来”,就是把名人坐火车的往来记录反映出来,从中可以看到梁启超那天中午去了北京,所以梁、胡的这次会面是没有实现的。真正见面是什么时候?是1920年3月21日,胡适日记中说第一次在林长民家里见到了梁启超。这就是梁启超跟胡适最初的交往。

我们过去做研究会比较单面向,研究梁启超就关注梁启超的,研究胡适也同样如此。好多东西其实以前读过,也做过研究,但没有看得很立体,没有回到对话的语境中。我今天要讲的实际上是把两个人物放在一个对话环境中,过去没看到的一些东西就会呈现出来。所以我都会以胡适一篇、梁启超一篇作品来对读,这样可以看到两个人在学术交往中如何切磋、如何争论,最后如何各自在学术上有进一步的发展。

梁、胡对话,激发起梁对诗界的再关注

《尝试集》是胡适最有名的白话诗集,也是他的第一本白话诗集,可以说成为新文学的经典。而《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是梁启超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饮冰室合集》里收录了,不过在收录时没有写上写作时间,因为是根据手稿来收录的。而且这篇文章没有写完,也没有正式发表。现在我们知道,它是1920年10月所写。

我做梁启超研究,从第一本书开始就很关注这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在梁启超整个文学观念的转变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梁启超前期参与了很多政治活动,是个政治家,后期他向学者转型,开始在大学任教,写学术著作,这篇文章恰恰就是他在转折以后,比较早的关于文学的一篇论述,里边他提出文学是人生最高尚的嗜好。

如果从文学观念来讲,梁启超前期的观念是以救国、救亡为中心,就是“文学救国论”。到后期,梁启超其实是转向对情感的表达,所以我把它称为“情感中心说”。

《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恰恰就是从前期的“文学救国论”到后期的“情感中心说”的一个转变,是标志性的写作,这是我以前的一个看法。这次我想把它放在一个跟胡适对话的语境中,可能能看到更多的东西。

所谓晚清两大家,指的是金和与黄遵宪这两位诗人。黄遵宪跟梁启超相识于1896年,有较深的交往,后来梁启超流亡日本,一直跟黄遵宪有联系。

黄遵宪的诗集《人境庐诗草》是1911年在日本印刷出版的。梁启超参与了《人境庐诗草》的校勘工作。那时黄遵宪已经去世,他去世于1905年,从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对黄遵宪的感情。另外一本诗集的作者金和,因为他的年代早于梁启超,梁启超跟他没有交往,是通过金和的儿子金远读到了他的诗集。

最早的金和诗集版本是1892年出的六卷本《来云阁诗稿》,1914年诗集重印,题目改为《秋蟪吟馆诗钞》,是七卷本,增加了《来云阁词钞》和《文钞》,为这一版题词的是著名画家吴昌硕。1915年,梁启超从金和之子金还处看到了《秋蟪吟馆诗钞》,很感兴趣。他为之写了一篇序,提到要重编此诗集,删增些诗篇。梁启超1916年编的诗集也是七卷本,有梁启超的序,题词者是郑孝胥。

梁启超对金和诗非常推崇,他认为有了金和,清代的诗歌史才不算寂寞,整个清诗史没有人能比得上金和,金和的诗就是和古人相比也有其独特风格。

梁启超为什么推崇金和诗?他是把金和诗看作一部诗史,他做增补时,增加的主要是长篇纪事诗。比如《六月初二日纪事一百韵》,这首诗非常长,《秋蟪吟馆诗钞》没有选,梁启超把它选了进来。这样一种对金和诗的判断,就是突出其诗史的价值。

梁启超和胡适1920年中秋曾经见面,胡适生病,梁启超从天津到北京来,就到胡适家里去看望他。当天梁启超托蒋方震(即蒋百里)给胡适送了《秋蟪吟馆诗钞》。

梁启超和胡适讲到金和诗,说以他的标准,金和诗的创造性并不充分,但好处在于金和能够放手去做。他提到《痛定篇》,称赞这些诗以日记体、演说体或传记体入诗,用这样的形式打破了诗和文的界限,自辟蹊径。另外他认为金和古诗最好,近体诗不怎么样。他请胡适也来判断一下。

两人谈起金和诗还有一个原因,梁启超送给胡适的《秋蟪吟馆诗钞》上有一段他的题词,讲到他中秋这天去看胡适,胡适跟他谈到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后他跟胡适谈起金和诗,而胡适没有读过,所以梁启超托蒋方震将此书送给胡适。梁告诉胡适此诗集以前也有排印本,他把其中写爱情的几十篇删掉,重新做了校勘,就是现在的本子。他提到如果我再把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删掉一半,将两册书合在一起印出,就能让大家了解新文学的两驾马车。他问胡适是否有意愿做这个事。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对黄遵宪、金和诗感兴趣,也是要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寻找一个精神源头,这也是他要编《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的一个目的。实际上这一次梁启超跟胡适谈诗、送书,也同时提起了梁启超写作《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这篇文章的兴趣。

梁启超从1902年3月开始在《新民丛报》连载《饮冰室诗话》,在专栏里他会对当下的诗歌情况做评论,当时他在提倡文学改良,特别提倡诗界革命。1907年杂志关闭后,诗话也就停止,所以很多年以来梁启超已不再讨论诗歌。但通过这回跟新文学主将,尤其是五四白话诗的主将胡适的对话,又激发起了梁启超对诗界的关注。

《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和《尝试集》

梁启超到底在《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中讲了些什么内容?

梁启超先说这两大家是谁,然后他说我认为这两位先生是中国文学革命的先驱,这两部诗集是中国有诗以来的一种大解放。他把金和和黄遵宪看作中国文学革命的先驱人物。

讲到所谓文学革命、大解放,很自然就会以五四文学革命作为一个特定语境。具体讲起来,跟胡适在1920年3月刚刚出版的《尝试集》也是有关系的。

《尝试集》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作品,胡适在自序中也提到了文学革命和诗体的大解放。梁启超为什么说金和与黄遵宪是文学革命的先驱?就是在跟胡适的《尝试集》对话。

梁启超1920年10月18日给胡适的信里也讲到了他对白话诗问题有一些意见。他说正在写一篇文章,两三天内就会写成,要拿给胡适看,跟胡适一起讨论。

胡适的《尝试集》3月出版,9月就再版了。胡适送给梁启超《尝试集》,我们才可以看到这种对话关系的产生,而梁启超确实也有一封信,是给胡适讲他读《尝试集》的感想。那《尝试集》是什么时候到梁启超手里?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原书,我觉得胡适送梁启超书的时候一定有题词。据我的推测,胡适送给梁启超的《尝试集》应该是第二版,也就是9月的再版。因为梁启超曾于9月25日去看胡适。

此前《胡适日记》里也有记录,他和梁启超有过好几次见面,但是那几个场合很多在谈国事,或者在外面吃饭,都不方便送书,到家里去而且谈诗,便较适合把自己的作品送出。

梁启超拿到《尝试集》应该没有马上看,因为他当时在忙着写《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15天就完成了这样一部书,《清代学术概论》10月14日完稿后,他才看胡适的诗集,并给胡适写信。也就是同一天的信,就写到了他读胡适《尝试集》的感想。他对胡适的诗一方面称赞,一方面委婉地表达了一些遗憾。他说,《尝试集》我已经读完了,欢喜,赞叹,得未曾有!最喜欢的是小词,也可能是我原来的习惯不能忘记。他说韵文最要紧的是要讲究音节,我们虽然不懂音乐,虽然写出来的诗不能唱,但是应该努力让诗接近可以演唱的境界。

这种情况下梁启超就写了《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他觉得作为一个前辈,应该向胡适这样的后辈发表他对于诗学的看法。

梁、胡关于白话诗的分歧

在《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中,梁启超本来是要讨论清代诗歌,但他很快就转向了白话诗。梁启超觉得文学革命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所谓体裁就是格律,格律不用那么讲究,他的关注点在技术和实质。

我们一般分析一个作品都说它思想内容、艺术成就怎么样,技术指的是艺术,实质指的是思想。思想这方面,梁启超觉得不用讨论,但是关于艺术的表达,就是所谓技术问题,跟梁启超对于所谓文字,就是胡适讲的文字,有直接的关系。

所谓技术,梁启超将其分为修辞和音节两部分,他认为诗歌是美的技术,一定要讲究修辞和音节。从修辞和音节发挥出去,梁启超也讲了他对白话诗的意见。他不反对白话诗,晚清时他在《新民丛报》已经表达过对白话诗应该提倡的意见。接下来他就讲到当下的情况,他说白话诗在中国不算稀奇,那些老先生忽然把它当洪水猛兽看待起来,只好算少见多怪,这是批评守旧的人。他又批评激进青年,说至于一派先进青年主张白话为唯一的新文学,极端排斥文言,这种偏激之论也和那些老先生不相上下。我们看梁启超这一段话左右开弓,既打了守旧老先生,对胡适其实也有扫到。

梁启超从修辞角度来讲,认为文字越精简越好,美文贵含蓄,白话显得比较啰嗦。又因为语言和文字在中国是长期分离的,所以他认为如果纯粹用白话体来写作,好多文言有的意思,在白话里是不通行的,所以字不够用。这些说法当然跟胡适有关系,但还不是直接针对胡适。接下来讲到音节上的技术,就把他跟胡适信里所谈到的意思又发挥出来,这一次是公开的,不是私下跟胡适讨论,所以梁启超语气也不一样。他说我也曾读过胡适之的《尝试集》,大体还是不错,但是胡适依着词家旧调谱下来的小令格外好些,因为这些小令经过古时懂音乐的人琢磨出来,只要依着调填出来,就一定音声和谐。这是他认为用小令旧调谱词特别的好处。

这段话与给胡适的信中的表达比较接近,也是针对胡适《〈尝试集〉自序》中的观点。胡适在《尝试集》,特别是再版《自序》里,花了很多篇幅讨论白话诗的音节,讲到他如何试验借用词曲的音节,还采纳了双声叠韵,造成一种特别的声音、阅读的美感,这是他在音节上所做的实验。他还举了一些诗,来作为他发现白话诗音节的一个例证,其中就有《关不住了》:

一屋子里都是太阳光,

这时候“爱情”有点醉了,

他说:“我是关不住的,

我要把你的心打碎了!”

这其实是一首翻译诗,胡适认为这首诗是自己新诗成立的纪元。《关不住了》这样的诗,在胡适的白话诗写作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梁启超对胡适的认为是成功的试验另有看法,所以他称赞了胡适用旧曲调所写的小令后,笔锋一转就来批评白话诗,而且措辞相当严厉。他说:“而纯白话体最容易犯的一件毛病,就是枝词太多,动辄伤气。试看文言的诗词,"之乎者也",几乎绝对的不用。为什么呢?就因为它伤气,有妨音节。如今做白话诗的人,满纸"的么了哩",试问从哪里得好音节来?……字句既不修饰,加上许多滥调的助语辞,真成了诗的"新八股腔"了。”这话直接对着胡适非常得意的在白话诗音节上的试验,“了、的”这些虚词在胡适白话诗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这种诗,梁启超是不看好的。

简单说,梁启超的褒贬,正好跟胡适的自我感觉完全相反。当然,梁启超尽管对胡适等年轻一代做白话诗有批评,但是梁总的看法,还是认为白话诗会有成功的希望。从修辞方面讲,他认为中国语言要进一步进化,就是让词汇更丰富;从音节上讲,也要使音乐更发达。

但梁启超的批评让胡适非常不满,胡适1921年给陈独秀写信时,特别对此事发表了他的愤怒。他说:任公有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文章,尚未发表,曾把稿子给我看,我逐条驳了,送还他,告诉他,“这些问题我们这三年中都讨论过了,我很不愿意旧事重提,势必又引起我们许多无谓的笔墨官司!”他才不发表了。但实际上梁启超1920年12月18日给胡适的信里就把《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这篇文章给胡适看的时候已经讲到了,他说:论白话诗一篇本已成其半,(下半只是论两先生诗,对于白话意见前半已具)余半因移治他业,久未续成。惟百里见此文后颇有异同,劝其修改,故更迟迟未续。今先将原稿奉尘。公如有所教,所最乐也。

可胡适看了梁的文章一点也不高兴,梁启超也没想到胡适会有这样强烈的反应。但不管怎样,文章没发表并非因为胡适的强烈反击,梁启超信里明白写的,自行放弃此文。

尽管胡适对梁启超的《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激烈批评,但是他对梁启超所推荐的金和诗还是很看重的。1922年3月,胡适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就特别给金和诗留了篇幅,而且对他的诗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一个代表时代的诗人,还特别说到他的纪事诗不但动人,还有历史的价值。这些说法跟梁启超给他的信里所提观点非常接近。同时也认为《痛定篇》《六月初二日纪事一百韵》是好诗。这些地方可以看出梁启超对金和诗集的评价确实影响了胡适的选择,所以胡适也讲到“这个时代之中,我只举了金和、黄遵宪两个诗人,因为这两个人都有点特别的个性,故与那一班模仿的诗人,雕琢的诗人,大不相同。”

胡适在写作时完全凭借梁启超送给他的1916年出版的七卷本《秋蟪吟馆诗钞》。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这篇文章完成后三个月,我们就发现《胡适日记》里写到他从金和儿子金还那里得到了1914年的重印本,里面有词钞和文钞,胡适读了词钞后非常惊喜,他最喜欢是艳诗《压帽集》,但这一集被梁启超在其《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中删掉了,而胡适觉得被删掉的是非常好的诗。因此他对梁启超更不以为然,觉得梁启超又不是道学家,做出这样的事让人难以理解。所以胡适可能认为他在对金和诗的认知上受了梁启超的蒙蔽,没能按照自己的本心来选择和评价。我想如果能有机会修订,胡适肯定要改写他对金和诗的认识。

梁启超对胡适白话诗写作的批评,胡适自己后来也有醒悟。1936年,胡适介绍创作“胡适之体”新诗经验时,特别说明他近年喜欢用《好事近》词调写小诗,说此调最不整齐,有长短不一的句子,这样一个节奏接近于说话的自然,而且这个词调简短,必须用最精炼的句子,不允许有一点杂凑堆砌。所以他认为白话新诗用传统小令来写,更能达到精益求精的境界。

实际上经过梁启超的提示,再加上胡适撰写《白话文学史》和编选词选的体会,胡适对白话诗夹杂词调已经有了一个新认识。我觉得,胡适在很多年后体会到,也接受了梁启超的意见。

文字整理/王勉(本版文章根据3月26日北京大学中文系夏晓虹教授在东城区第一图书馆讲座整理而成,该讲座由建投书店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市东城区第一图书馆联合主办)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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