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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40%的财富都掌握在老人手中丨单读

原标题:在英国,40%的财富都掌握在老人手中丨单读

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英国,有 40%的财富都掌握在 65 岁以上的退休人士手中。二战后的英国几近破产,但它的中产阶级人数却不断壮大,是什么塑造了英国老一辈中产阶级的幸福生活?这是一种可持续的幸福,还是资本主义挽歌里的一朵昙花?今天我们选摘了王梆的新作《年老的隐喻》,文章通过 Mary 与 Tomas 的生活为我们展示了战后英国的经济图景,揭示了英国中产阶级现状的真正原因。

年老的隐喻

王梆

英国的园艺中心(Garden Centre),功能上,相当于我们那儿的花鸟市场;包装上,却是花鸟市场的“高大上”版。园艺中心是优雅的,高冠锦簇的插花,几乎可以和 18 世纪法国贵族的假发媲美;鸟笼也是金色的,花圃里的仿真臭鼬加点笔触,就是一幅荷兰静物画。假如将园艺中心变成一只水晶球,它里面陈列的,就是一个伸手可及的中产梦:一座花园,一把阳伞,一只毛发油亮的狗。

这种生活,在英国,也只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才能真正拥有。而我发现,最有余暇和闲钱逛园艺中心的,竟然是二战前后至 1960 年代初出生的那一拨人。

▲英国的花卉市场

他们中最殷实的,本地有两三栋宅邸,西班牙还有度假屋,可以没事就到园艺中心喝杯咖啡,吃个午餐,见见老朋友什么的;他们中算不上太富裕,却也不愁吃穿的,比如低中产阶级(Lower Middle Class) ,也可以每季度来个一次性大采购,备齐应季鲜花、营养土、鸟食和供养松鼠的花生米。下午茶、三明治加果酱,18 英镑两位;或一杯 4.95 英镑的咖啡加块司康饼,临走时顺便买盘买一送一的兰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据说这个国家除了疯子,没人会嫉妒女王,但嫉妒这拨老人的年轻屌丝,却大有人在。

2018年3月,全球房产咨询公司 Savills 发布调查报告说,英国40%的国民财富(Nation’s Wealth),约 16 万亿英镑,掌握在 65 岁以上的退休人士手里。这个数据让我有点吃惊,也十分好奇。用英国历史学家 Alan Sked 的话说:“战后的英国几乎破产了”,而“中产阶级的队伍却稳步壮大”(英国历史学家David Kynaston)。为什么?是什么塑造了英国老一辈中产阶级的幸福生活?这是一种可持续的幸福,还是资本主义挽歌里的一朵昙花?

圣诞前夕是园艺中心的黄金时刻,圣诞老人迈着肥大的“之”字步,在顾客丛中不停游走,忙不迭地送上金币巧克力,生怕自己那毛茸茸的眉毛碍了眼力,错杀了潜在的商机。和 Orwell 笔下的旧杂店截然不同,这里的一切都是崭新的,就连头戴小红帽的货架员,浑身上下散发着泡沫薄膜的气味,也像是从刚拆装的礼盒里跳出来的一样。

Mary 正推着购物车,在园艺中心里如醉如痴地漫游着。她 80 岁出头,正处于逆生长期,那些我看几眼就昏花的玩意儿,乌龟的玩具,等身树脂小松鼠,司南指南针等等,她能一件件地琢磨上半天。购物车代替助行器,稳住了她的重心,却稳不住她的记忆,每隔一小会儿,她都会急躁地问我,我妈妈上哪儿去了?我不知道,我如实回答。那些大口瓶里的彩色软糖,似乎挽救了她的焦虑。她把手伸了进去,瓶身的凸镜效果,使她的手看起来,像戴了一只皱巴巴的皮手套。她抓起一把软糖,毫不犹豫地,把它们塞进了自己的大衣口袋里。

Mary 小时候没怎么拥有过糖。1938 年,Mary 出生在 Suffolk 郡的一个小镇上,大萧条还没过去,二战旋即就披着狼烟来了。入伍前,Mary 的父亲在肉铺帮工,每天扛着屠宰好的猪进进出出;母亲曾是女仆,生了孩子后,就没了固定工作,再往上 Mary 不太记得了。比起曼切斯特贫民窟的工人,Mary 家属于小镇平民,房子是租的,能按时交租,不算贫穷,但也绝对谈不上中产。按 National Readership Survey 半个多世纪前的划分法,那个年代只有建筑师、律师、教授、经理之类,才算经济意义上的中产阶级。

大萧条年代,电台和杂志不断向主妇们传授“萧条之道”:“没钱买大肉?那就煮‘焙盘菜’嘛!或用奶油沾牛肉沫,涂在土司上也可以啊……”焙盘菜,多是鸡肉丁混土豆泥,或豆蔬炖牛肉沫之类的杂烩,素里一点腥荤。Mary 不喜欢,Mary 长着一口甜牙,她喜欢糖。可糖哪能想吃就吃?毕竟她只是个帮工的女儿。开战后,糖就更理所当然地成稀缺品了。纳粹德国每天疯狂轰炸英国轮船,战争打响才一个月,原本 550 万吨食品进口额,就被减到了120 万吨。粮票如雪片般飘来,浅黄色的给成人,绿的给母婴,蓝的给儿童和青少年。儿童和青少年的待遇稍好些,一天能有半品脱牛奶。大体来说,一般家庭,每周的供给量不超过“一个鸡蛋,4 盎司人造黄油,4 片火腿,1 盎司芝士”。至于糖,每家每月最多只能买到 225 克砂糖,以及 350 克甜品(如果有钱买的话)。

▲英国当时的粮票

1953 年 2 月 6 日,Mary 15 岁,糖票总算寿终正寝。那天下午,放学的钟声刚刚敲响,孩子们便从校门里涌出来,千军万马,奔向那久违的甜。那时超市还未占领大街小巷,卖糖的,基本上是些古老昏黄的杂货店。水果糖,乳汁苹果糖,牛轧糖什么的,全都装在圆鼓鼓的玻璃糖罐里,卖时掏出几颗,撒在老黄铜秤上称重,完了再放入油纸袋。廉价,体积庞大,以及那种蜡像一样,能放几个世纪的硬糖,最抢手。

很多眼前的事,Mary 都不记得了,比如住家地址,比如把塞入口袋里的软糖如数交出递给收银台之类,却清晰地记得各种糖的味道。她曾神秘兮兮地告诉过我,有一种糖,甜得相当枯燥,因为那种甜不是甜菜根(Sugar beet)里炸出来的,充其量只是甜味的替代品而已。糖的诱惑对 Mary 来说似乎是永恒的,只要站在它面前,她便从一位吨级老太,瞬间变回了那个 15 岁的萝莉。

21 岁、只受过 Junior School(8-13 岁)义务教育的 Mary,到剑桥市中心广场旁的 Dorothy 大舞厅(今天的Waterstones书店)去跳舞,不久后就收获了她人生中最甜蜜的一颗糖,Tomas。

那是 1959 年,Tomas 还在英国皇家空军部队服役(National Service,一种 1960 年代前每个健康的英国男生都要服的兵役),穿着 RAF 的精装制服,非常英俊,条件也还过得去,上过语法学校,祖上有间牛奶铺,父亲是某家小电器铺的经理,家里还有自己的房子。

Tomas 一退役,Mary 就嫁给了他,从了夫姓,由无产者进入小商贩阶层,在阶级的扶梯上,上升了一小步,但离“中产阶层”仍差几个罗马。Tomas 只有一张语法学校的毕业证书,上面从英语到法语,从地理到数学,全都印着“Ordinary”。考大学不太可能,他也不想考。小时候,他经常跟在父亲后面,走家串户,提着无线蓄电池,上门为收音机充电。那还是煤气灯摇曳的时代,家庭用电尚未普及,错过了充电日,就等于错过了一场魂牵梦绕的足球赛。寂静的小石巷里,父子俩一边走,一边轻轻地哼唱 Hymns(一种基督教的祷歌):

“仁慈之主,优雅之主

在我们归家之路上,你张开双手和臂膀,赐予我们希望……”

——“Lord of All Hopefulness(希望之主)”

Tomas 的父亲在五个兄弟姐妹里排行老三,虽然成绩不错,却没钱上语法学校,所以 14 岁就辍学进了电器铺,起早贪黑,手足重茧,半个世纪就过去了。“耳朵聋了,脾气不好,嗓门极大,特别节俭,一先令大的巧克力切成四小粒,分给我们吃。”这是 Tomas 的儿子 Chris 对爷爷的回忆。Tomas 不怕劳累,只希望能活得比父亲稍微“宽裕”些。“过上勤劳而宽裕的生活”,恐怕就是他的全部理想了——对于他那一代英国人,它也是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在英八年,我不止一次听到长辈们津津乐道地谈论他们的工作、闲暇和娱乐,比起后者,工作才是生命的点金石。他们对自己的自然定义,基本上就是吃苦耐劳者(Hardworking Man)。在诸如 《资本主义价值观:勤劳礼赞》(The Values of Capitalism: in Praise of Hard Work by Miguel Anxo Bastos Boubeta)之类的文章里,也不谋而合地应道,社会主义者宣扬的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是可耻的;那些关于资本主义剥削、异化的理论,甚至通过立法减少工作日的行径,都把工作看成了“诅咒”,全然忽视了它对人类福祉的重要性;“你看,就连马克思主义者 E.P.Thompson 也不得不承认,即使是广大劳动者,也逐渐适应了资本主义的这一价值观,通过守则守时,诚恳作业,获得了工作,以及稳定、持续的生活来源……”

懒惰是可耻的,生于 1941 年的亿万富翁 Sam Zell 在一个访谈中说:“你这个懒虫,对,我说的就是你。你是那 99% 没错吧?你的年薪少于 393941 美元吧?你真懒啊,我们 1% 可比你忙碌多了!”

▲Sam Zell

这种价值观是怎么形成的呢?翻开英国历史,我发现,它最近可以追溯到19世纪。工业革命对英国社会的影响是颠覆性的,工厂在各大城市遍布花开,海量而低造价的工业产品,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涌入市场。铁路的发明缩短了运输距离,大量的农民离开了庄稼地,奔赴城市。短短几代光阴,英国便由农业社会进入了工业社会。城市,成为黄金中的黄金。

拿伦敦为例,从 1800 到 1850 年,伦敦人口暴增一倍。贫民窟丛生,老旧的下水道不堪负重,粪便囤积在自家粪坑里,不管童工们如何彻夜挑粪,也还是无法改变伦敦的卫生状况,泰晤士河成了化粪池,连井水也浸满了排泄物,鼠蝇四蹿,霍乱蔓延。英国作家 Lee Jackson 在《又老又脏的伦敦》(Dirty Old London)中写道:“尿液不但让大气聚满了氨分子,连店铺的油漆都被浸到褪色了。空气有多脏,看一眼 Regent 公园里的羊就知晓,从一头白羊变成黑羊,只需几天时间。”人模狗样的才俊们,一天得洗好几次脸,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变成 Regent 公园的羊……

当时新修葺的议会大厦,直面一汪粪水。封窗闭户,喷足氧化石灰,都不顶用。遗弃大厦另辟新址?还是留下来和臭味厮守?议会就此展开了一番“臭气大讨论”(The Great Stink Debate)。结果是可歌可泣的,权贵们貌似终于明白了“城墙失火,殃及鱼池”的道理,决定掏出 300 万英镑重金,重修伦敦下水道。这个历时 14 年的巨大工程,不但大大降低了霍乱和伤寒的死亡率,也让上流精英们,总算吸到了“没有黄金味”的空气。

▲19 世纪的伦敦

原来,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到头来谁的日子都不好过——社会改革家们善于抓住启示,于是便出现了像 Samuel Smiles(1812-1904)那样的改革家,他支持 19 世纪的工人阶级宪章运动(Chartist Platform),憧憬一个相对平等的“中产阶级的社会”,否定出身论,认为贫穷始于懒惰和不负责,只要努力工作,改变颓丧的人生态度,就能为自己找到上升空间。1859 年,他出版了一本书,《自助手册》(Self Help)。在书中,他用五字真言,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屌丝们指出了一条通往中产之路:“勤劳,坚持不懈,节俭,审慎,自力更生”。Samuel Smiles 的母亲便是该书的活广告,在其夫霍乱去世后,她靠经营一家小士多店,不但养活了九个孩子,还支付了 Samuel Smiles 在爱丁堡大学医学系院的学费。这本书让 Samuel Smiles 一夜爆红。

于是人们将自己投入工作的炼炉。工人苦拼,文书更拼。19 世纪的文书,通常先从学徒做起,积累了一些实地考察和数据分析的经验后,再向上爬,进入企业中层。文书们平均每周工作 48 小时,加班是家常便饭,就当做弥撒,且通常没有长期合约,雇主多是铁道商、煤老板、房建商或投机商等。当时的威尔士艺术家 Sir Frank Brangwyn,就非常善于描绘这一充满斗志的时代风貌。他那些关于造船、修铁路、建博物馆、炼钢之类的作品,大器恢弘,肌肉搏张,还有点机械朋克的味道,尽管你在他的画里看不到一张清晰具体的脸。

当时的环境,也确实为新兴中产阶级的诞生培植了一些土壤。工业革命的隆隆齿轮,加上各种划时代的发明(抽水马桶,照相术,香皂,冰激凌,剃须刀,电影……),加速着经济繁荣,亦带动了海外贸易、殖民地贸易、军工业、金融业、保险业、航运业、铁路和旅游业等新行业的发展,对文员、秘书、经理、教师、工程师、律师等白领的需求随之而生。与此同时,不断革新的社会制度,比如 1832 年,保护中产阶级利益,抑制大地主和贵族勾搭的反腐法(1832 Act);1867 年,允许 21 岁以上的公民,无论有否财产,皆可投票的议会法(1867 Parliamentary Reform Act);1870 年,5-12 岁的孩子必须上学的强制教育法(1870 Elementary Education Act);以及整个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不可磨灭的妇女投票权运动(Women’s Suffrage Movement)和 1928 年妇女投票权的全线确立……也在为中产阶级的形成推波助澜。

当时有多少人通过苦拼跻身中产呢?无从考究。但中产人口毕竟没有想象中的茂盛,通过“仆人人口”,却可见一斑。BBC 的纪录片《仆人:楼梯下的真实故事》(Servants: The True Story of Life Below Stairs)说,资产阶级和贵族通常有 60 到 100 位仆人,相当于一个小军营,中产家庭则有 5 到 6 位仆人 ,低中产家庭至少也有 1 位仆人,1891 年全英的仆人人数约 138 万 。难道主人比仆人还多?这不太可能。可见新兴中产阶级(当时被称为“The middle sort”)正浮出水面,确实不假,但和详实的贫困人口一比,它仍只是冰川一角。

我从不反对“工作本位,勤劳致富”的价值观,但我质疑它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可生长条件。Thomas Hardy 的伤心小说《无名的袭德》里的男主 Jude Fawley,不甘贫穷,悬梁刺股,自学拉丁语和古希腊著作,妄想考入牛津那样的大学并立志当一名教师,还兴冲冲地跑到大学附近做石匠,半工半读,却自始至终遭人鄙视嘲笑,屡次落榜,终身不得志。

19 世纪的英国漫画家 George Cruikshank,曾画过一幅《蜂箱图》(The Beehive),试图用“蜂后—雄蜂—工蜂”这个高度严密的等级结构,来阐释裘德式的悲剧。在《蜂箱图》里,高高在上的,是女皇及其皇亲贵族,嫡传蓝血,天赋神权,凌然不可冒犯;往下是上议院(Lords)和下议院(Commons);再往下是所属各种机构:传道,裁判,律法机构等等,这些机构的掌权者,组成了英国的精英统治阶级;再往下,是上流社会的腹地,统率医学院,科学院,人文学院,媒体,艺术学院等各大阵营;再往下,是商人和小资产阶级,比如茶商,糖商,作坊主,肉贩和小农场主等;蜂箱的底层,是洗烟囱工,砖瓦匠,矿工和马夫等,即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不是 Samuel Smiles 打鸡血似的五字真言,而是“Know your place”(搞清楚你在蜂箱第几层)。当时向下等人传道的经书都是这样写的:“主啊,请让我在你安排的位置上心满意足吧!不嫉妒比我有钱、比我地位高的人,此生此世,让我在穷困和孤独里知足吧!”

Thomas Hardy 毕生反对阶级固化,也反对阶级固化与宗教保守主义之间的嫡亲和依存关系,很多权贵都很恨他,《无名的袭德》还被一位主教烧了。Thomas Hardy 叹道:“也许是没办法把我给烧了吧!所以只好烧书了。”(The Book the Bishop Burnt published by Radio Times)

前现代时期的英国,在我看来,是个非常奇葩的社会。不管你有多踵行“五字真言”,权贵和宗教裁判所却总有办法让你相信“God gives and God takes away”(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一旦你陷入贫穷,此前的辛勤付出全不算数,你穷,只有一条解释——懒惰。1834 年的 Poor Law(穷人法),将穷人划分为两种,一种是老弱病残,值得施舍;另一种是懒惰,不值得施舍。后者,不但不值得施舍,还须严惩。在英国社会现实主义电影大师 Mike Leigh 的历史巨作《彼得卢》(Peterloo)中,某个穷伙计,冷得受不了,偷了件外套,就被判了绞刑,而大英帝国近三个世纪的殖民掠夺,近 35500000 平方公里的杀人越货,却不算“窃”。曾做过女仆的 Margaret Powell 在回忆录里描述她的工作:“看完厚厚一叠工作清单,我还以为那是一周的工作量,结果却是一天的!于是我只好从凌晨 5 点一直干到晚上 10 点,一周七天,没有休息,不停地干,在地下室里,除了窗栏杆外川流不息的行人的脚,什么都见不到”——都已经累成狗了,仆人们还经常被主人视为懒惰,至于那些不肯为低到猪食里的薪水卖命的异见者,就更懒得没边了。而每天钟鸣鼎食、饭来张口的贵族,却“克勤克俭”,理应俸养和尊敬。

▲电影《彼得卢》剧照

当然,19 世纪也有例外,比如 Charles Dickens。可 12 岁辍学、每天工作超 12 小时、每周挣 6 先令的童工里,又有多少人可以成为 Dickens 呢?大部分的穷人,别说跻身中产,能活到 30 岁,就已经很有成就感了(Health and Hygiene in the 19th Century published by the British Library)。对于女性来说,情况更惨。受过教育,当上家庭教师(Governess),并嫁给富豪男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恐怕除了简·爱,再没几个。大部分的家庭教师,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不能和主人同台用餐,亦备受仆人冷落,孤零零地夹在两个阶层中间,薪水低得修不起靴子,也付不起手套的干洗费(The Governess by Kathryn Hughes)。十九世纪,普通白领文员,周薪不过 5 英镑 5 先令,不如伦敦的巴士司机(The Working Classes and the Poor by Liza Picard)。亿万富翁 Sam Zell 大概不晓得,今天的情形也好不到哪去,很多人打三份工,别说年薪 393941 美元,就是国民基本收入也达不到。同样,绝大部分的人也不知道,Sam Zell 出生于富裕的犹太商人之家,其父是成功的粮商和珠宝批发商。

Tomas 读书时,学过一些木工,他想学得更精深一些,退役后便去当了学徒。学徒生涯长达六年,周薪只有五英镑(1960 年代初, 英国的平均周薪是 14 英镑 2 先令——National Average Wages HC by Pariliament.uk)。Mary 在电话公司做接线员,工资也不高,每到农忙季节,还得趁节假日去果园摘水果,挣胭脂粉饼钱。但19 世纪继承下来的五字真言,在那一代人的主流世界观里,却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坚信,只要足够拼,就能过上中产好生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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