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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O没收好《权游》的尾,但拍好了《切尔诺贝利》的头

原标题:HBO没收好《权游》的尾,但拍好了《切尔诺贝利》的头

作者|谢明宏

编辑|李春晖

在重拍《权游》最终季的讨伐声中,HBO发布了迷你剧《切尔诺贝利》。该剧采取倒叙的方式,以众多小人物的视角真实再现当年的惨剧。虽非恐怖片,却切实地让人不寒而栗。

尽管硬糖君做好了心理建设,但《切尔诺贝利》还是太沉重,太直白,太真实。要不是演员们都说的是英文而非俄语,这简直是一部“纪实电影”。

1986年4月26日,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酿成了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灾难。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受到核辐射的人口将近840万人,相当于广岛原子弹400倍以上的辐射被释放。

很难想象吧?你本来只是平凡的人,和所有人一样——每天上班、回家,薪水不多也不少。突然有一天,你变成了切尔诺贝利人,变成某种特殊生物,大家都对你感兴趣,却没有人真正了解。你很想和其他人一样,可你再也做不到。

它不是一场“寻找原因”的求证剧,而是一部“探寻苦难”的忏悔录。《切尔诺贝利》忠实还原了“小人物”的故事:他们身体的损伤,对事故起因的困惑,对生活的迷茫和对体制的反思。

每个国家都有不能揭开的疮疤:肮脏的政治,一群所谓的专家各怀鬼胎的分析,利用专制工具埋藏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故。可是,遗忘解决不了事情,我们所逃避的,终会以赤裸裸,更糟糕的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

正如《圣经》里的预言,“世界上会有一段时间,万物都欣欣向荣、开花结果。河里有很多鱼,森林有很多动物,但是人类无法使用那些资源,无法繁衍后代”。这是看不到的战争,人类用时间放逐了自己巨大的疼痛。

消防员的妻子

夜晚,一对新婚夫妇准备歇下,爆炸声骤然响起,丈夫瓦西里安慰妻子继续上床休息,他去核电站执行任务后马上就回。然而,米拉再次见到瓦西里时,却是第二天在医院隔离病房里。

瓦西里不知道,他去救的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爆炸火灾。事故发生后,所有实验员稍作分析,立即部署勘测问题所在。当地官员随即召开会议,认为辐射在安全范围内,向上报告情况已得到控制。

民族荣耀凌驾于真相之上,这是总工程师都信奉的原则。实验员布卡诺夫报告,现在探测到的伦琴值有一千多,而测量表的最大值只有两百。测量表爆表了,这一切根本不再可控。总工程师还想为结果辩解,但他话未出口,便因辐射倒在地上。

《切尔诺贝利》用白描的视角,展现了事故发生时的众生相,更将矛头直指苏联对核事故的处理不当。当时,苏联为维护国家形象全力隐瞒。直到事故发生3天后,才采取补救行动。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在爆炸发生两天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戈尔巴乔夫后来检讨说,“核动力工程的封闭性和神秘性”使得无论领导层和公众,都对核知识知之甚少。此前,苏联的一位核专家还告诉戈尔巴乔夫,反应堆绝对安全,“甚至可以装置在红场,过程跟煮茶没两样,就像在红场摆个茶壶”。

于是,在剧中我们看到官员谢比纳和专家列加索夫去视察现场,直升飞机上谢比纳才“现场补课”核电站知识,但他已经比大部分傲慢尊大的官僚要谦卑很多了。谢比纳让飞行员开到堆芯爆炸上方看个清楚,列加索夫严词警告飞行员,才阻止了这道“飞蛾扑火”的命令。

核事故由一场单纯的环境灾难,演变成一场政治危机,无论在国际还是内部,苏联的信用遭到严重质疑。应该说,《切尔诺贝利》不仅是灾难史,更是苏联剧变前的社会剪影。剧中,农民失去家园的痛苦,核物理学家向高层领导人反映实情所遭受的冷遇,普通民众缺乏科学素养和官员的愚昧与无知,以及记者眼中的灾区,都有颇为传神的展露。

时代苦难中的真相

当一切无法挽回,苏联人的奉献之魂照亮了黑夜。尽管HBO难免带着欧美视角,但《切尔诺贝利》中的人不都是蠢蛋或坏佬。他们之中,还有东正教传统与弥赛亚精神,使他们往往能与神同在,并以爱对人性保持圣徒般的高道德感。

人或有一死,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千万不要觉得这句话“假大空”,当三名工人明知活不过一周,却仍然站起来大声喊出自己名字慷慨赴死的时候,每个人都应该明白,他们在为整个民族“负重前行”。

穿着防护服,深入辐射指数最高的区域,在淹水的机房摸索,谁又能知道三人此时正在想些什么?《切尔诺贝利》的第2集,就在这样永夜似的黑暗里戛然而止,留下奉献者最苦涩的背影。

对于消防员瓦西里,对于三名英雄阿纳年科、别斯帕罗夫、巴拉诺夫,以及那些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之地的白俄罗斯人来说,苦难即是他们身体内部携带的哀戚的地方文化基因。

他们说:“我们最主要的资本即苦难。不是石油和天然气,而是苦难。这是我们不断开采的唯一资源”。而《切尔诺贝利》始终在寻求一个答案,那就是:“他们的苦难为何最终未能熔铸成自由,难道所有的苦难全都付诸东流了”?

《切尔诺贝利》在苦难基础上批评与反省,是拯救人类严重健忘症的一次努力。该剧用一种火热的痛苦将谎言焚毁,揭开邪恶的面孔,挖出深深堵在俄罗斯嗓子眼的嘶吼,以呈现一个“不容退回的过去、难以接受的现在、没有指望的未来”的醒世寓言。

剧中,那些小人物因苦难而变成了大人物。妻子寻找着丈夫,老人眷恋着故土,孩童被迫离开乐园。他们在剧中讲述自己悲哀的小历史,同时也在构建人类苦难的大历史。

在这孤寂独白与众声合唱中,观众看到了切尔诺贝利的苦难真相并不是天然的金块,它是碎屑,是粉尘,甚至是漂浮在受害者意识深处的带毒的空气。镜头从粉尘中穿过,将那些哀伤、绝望、恐惧的碎屑与气息捏合在一起,并用悲悯之炉火持续提炼其中的苦味。

从本剧的效果来看,硬糖君认为观照苦难、实现道德批判与价值重建的目的达到了。如果说切尔诺贝利事件是一颗核弹,瓦解了一种乌托邦迷信和它庞然而虚弱的价值观,炸出了一个个富有个体意识的新的切尔诺贝利人。那么,《切尔诺贝利》,就是与核弹绑在一起横空出世的运载火箭,让这种瓦解与持续裂变式的效果扩散到了全球,并无限深广地放射到视觉记忆中。

国产灾难片路在何方?

2019年《切尔诺贝利》的战栗,唤醒了硬糖君1999年被《一级恐惧》恫吓的记忆。几个农民挖到日军的细菌武器,引发了村里人畜大量死亡的疫情。但由于招商引资的原因,地方官员却试图掩盖真相。

这部20年前的小制作,除了“灾难片”头衔以外没有任何宣传卖点的电视剧,却在北京有线台播出之后,创下了13%的收视成绩。《一级恐惧》没有排山倒海的场面,却通过扣人心弦的情节直击心灵。

然而《一级恐惧》开了国产灾难剧的好头,却成了“孤篇横绝”的独苗。此后灾难题材甚少出现在电视剧中,新世纪八一制片厂以洪灾、SARS疫情、汶川地震为背景的“惊字三部曲”均反映平平。

《惊涛骇浪》(2002)《惊心动魄》(2003)《惊天动地》(2009),三部曲的遭遇并非个例,它们代表的正是一种传统的国产灾难片范式,即灾难救援片。在救援的过程中集体力量势必要被突出,个人的情感诉求往往被忽略。

2008年的汶川地震催生了一批灾难电影,除《惊天动地》外,还有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为了生命》(2009)、杨凤良的《5·12:汶川不相信眼泪》(2013)等,而其中得到最高评价的当数赵琦的《殇城》(2011)。

《殇城》以纪录片式的手法,讲述三个遭受地震打击的家庭各自的感伤故事。市民们栖居在绵阳九州体育馆中,将大大小小的“寻亲启事”贴满墙壁,使墙壁成为一个硕大的条幅。震后,老母亲带着樱桃想给女儿扫墓却被阻拦等情节,都催人泪下。

除了现实题材,部分灾难片开始探索虚实结合的叙事。《一九四二》中逃难的老东家一人无疑是虚构的,但是家庭成员在坎途中纷纷凋零的过程,无疑是当年300万灾民遭际的缩影;《太平轮》中的于真是虚构的,但那时的底层女性艰难求存的社会背景却是真实的。

早期国产灾难片终结于人对灾难的战胜,而当代国产灾难片则倾向于将观众引向另一个感受方向——即灾难终将为人类所修复,但是心灵创伤却有可能终身无法消化。

这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唐山大地震》。电影用于表现地震的天崩地裂景象的时长仅有5分钟,但从此以后,李元妮、方登、方达等人就生活在了痛苦不堪的“精神余震”之中。

韩国的灾难电影,或许也可以成为国产片的镜鉴。《釜山行》中的金常务,颇有一种“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的意蕴。而在国产灾难片中,官员都是以红脸形象出现,如《超强台风》中的市长,《惊天动地》中的副省长。他们文武双全,机智果敢,脸谱化的人物形象使戏剧张力大大降低。

为何我们不缺乏史诗级的题材,却拍不出史诗级的灾难片?《切尔诺贝利》的成功提醒我们,就算不走《流浪地球》科幻灾难的道路,仍然可以有很多现实发挥的空间。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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