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城市的街头“松绑”,也是一种“保就业”

原标题:给城市的街头“松绑”,也是一种“保就业”

文 | 令狐卿

5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成立国务院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担任组长,6名副组长分别来自人社部、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退役军人部及国务院,成员19人则涵盖了国务院其他部门。

对于成立专门小组,领导就业工作,社会很是关注。

实际上,促进就业始终是中央政府的常规议题、中心工作与日常任务之一。在国务院的政务新媒体矩阵上,“保就业”的关键词检索结果相当丰富,在大学生毕业、军人退役、农民工就业节点等时间段里更是密集出现。所以,保就业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政纲,不用过度阐释。

不过,在一个年均就业需求超千万的大国,连年保持稳住就业是非常不易的事情。尤其在经济转型的阵痛期,里里外外面临着经济下行的压力,完成就业计划更是挑战。

在这样的形势下,看到保就业的严峻形势,在就业的坐标下衡量各级政府的行政举措,也就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1.

在国务院就业促进领导小组成立前,5月1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全国就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会做出批示。

北京青年报报道称该会议有几个点值得一提,包括但不限于:形势“十分复杂严峻”,高层要求,守住不发生大规模失业的底线;劳务输入省份要尽可能把失业人员留在当地,防止出现大规模返乡潮。

在保就业的规定动作之外,在促进就业工作的原则清单上新增几条,“确保就业”“原地就业”“失业规模可控”,想必这是研判新形势的结果,针对可能扰动就业的特定变量,也可以说是未雨绸缪。

(2019年5月18日,成都夏季特大型人才招聘会暨“蓉漂人才荟”青年人才招聘会在成都世纪城新会展中心4号馆举行。)

保就业在中央政府层面有了专门领导小组,并对就业施政的末端做出原则性约束。接下来,在地方政府层面,能不能做好保就业的执行,相当关键。保就业既要贯彻国务院意图,也要在就业的社会末端体现效果,这就需要重新审视各地在实行的政策工具。

一句话,从教育到城管、从税收到环保、从区县到街道,从办公楼到街角,都要从保就业的角度和高度重新估量现有规章,对标中央政府关于就业的苦心、对准保就业的硬性要求,确保导向一致、上下齐心。

2.

这些年来,在一些行业当中,因为运动式执法的原因,不问青红皂白地对全行业、全领域搞统一化规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创业、就业的活力。这是最需要反省、最需要考虑适当放松的部分。

比如,在教育支持产业的社会化和商业化方面,这些年大搞各种清理整顿,定期卷起全行业整肃风,往往会毁坏就业微环境。也许整顿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在执行中为了省事,往往搞形式主义的一刀切,对能够容纳大量就业机会的课外辅导、民办教育过于苛刻,管理权力不做全盘设计,而是粗暴干涉家长的现实选择,伤筋动骨之下,这一领域的就业容量会大面积缩减。

再比如城市管理上,经过十年左右,城管在街头建立起全套的秩序标准、整顿机制以及随机打击的权力。凌乱的街头得以喘口气,但矫枉不能过正,过分追求齐整划一的街头审美,过度压制街边巷尾的秩序,已经让街头失去活力,而街头巷尾的活力本来正是小微就业的广阔空间。

(2017年11月5日,重庆荣昌,摄影师实拍重庆市荣昌区批发蔬菜小商贩,他们起早贪黑,生怕批发蔬菜不新鲜。)

在一些城市,城管竭力压缩小商铺、小饭馆、大排档的生存,即使对那些有着秩序意识、有能力清洁就业环境的小商贩也丝毫不松手。街面不是适度成为就业的缓冲地带,小商游贩与城管之间没有基于就业的同情之理解,反而多是权力霸凌的关系。

一个大排档的背后,可能就是一个家庭的脆弱生计,它能否稳定营业甚至可能关系到家庭子女的未来前景。

只要在不妨碍日常交通、又能满足周边社区的琐碎的餐饮商业需求,城管完全可以与小商贩协商恰当的营业地段、工作时间与清洁卫生责任,这样就能走出城管与游商小贩之间的矛盾死结。

对于那些破墙开店、将底层出租为商用的,只要经营范围得当,就该容忍商住混合发展的街道景观。城管不要只想到恢复秩序,甚至不必劳神想到小商贩的家庭依靠,单单想一想他们的纳税,总是可以协商“共享街头”的吧。

(2009年9月6日,湖北武汉保成路夜市。)

大城市的街头,蕴含着保就业的许多奥妙。如果这一块空间已经被城市管理窒息了生命力,首要的任务是松绑,通过人性化的“放管服”,为基层就业制造生机勃勃的街头天地。

环保当然是硬杠杠,但环保一票否决的压力所导致的整顿范围无限制扩大,也在现实中屡见不鲜。养猪大户是不是受到了不必要的骚扰?种粮大户在非耕地上建设加工厂是不是被扩大解释为“侵犯耕地保护红线”?诸如此类的农村就业机会,需要行政下乡时有所考虑、克制用权。

3.

贯彻国务院保就业的新订原则,还需要反思基层行政养成的路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表现为缺乏精细化管理的动力,为了避免问题产生,就会选择一刀切的手段。这样做的好处是省事,避免了麻烦,但对保就业在社区的贯彻执行很是不利,懒政从来都是保就业的一大障碍。

比如,为了防止色情,就打掉辖区所有沐足店;为了防止赌博,就关闭所有麻将馆、牌馆。要知道,麻将馆也是确确实实的就业机会,既然对赌博的认定有着明确标准,那就要采取日常化管理,确保管理到位、规则到位,而不是一关了之。

保就业的宏观政策一如国务院的规定,保就业的微观场景就包括麻将馆这样的所在。保就业就需要把就业延伸到麻将馆,这才是真正领会保就业内涵的体现。将麻将馆、沐足店污名化或全部关闭,尽管省事,但也在事实上违背了国务院保就业的精神。

( 2016年5月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考察并主持召开就业工作座谈会。)

有基层行政者把洗浴中心、沐足店、麻将馆看作是低端行业,甚至是低俗行业,或者干脆武断为有伤风化的场所。这些都是毫无必要的行政洁癖,是将行业应有的管理责任推卸掉,然后用责备管理对象的方式来为懒政开脱。

如果保就业成为刚需,如果国务院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得到尊重,就该树立一个基本的观念:没有低端行业只有低级管理。

正是这些所谓的低端行业点亮了万家灯火,也许它们并不体面,但从业者并不肮脏,他们是文件中“保就业”的一个个具体化了的人。只有低级管理才为了解决问题而冻结就业市场。

搞运动式整顿、一阵风地一律关停,不仅让社会越来越污名化这些行业,也让保就业的政策无法接上地气。

所以,保就业就是从少折腾到不折腾的行政调适过程,就是基层行政克服路径依赖,重新打量街头、社区就业潜力的过程,同样也是能够换位思考,将行政强力换算为民众饭碗的自省过程。

很多时候,将积极的就业政策确立与积极的货币政策一样的宏观政策,往往被理解为高大上的精英决策,这只是理解的一个侧面,还需要眼睛往下看去,眼里有芸芸众生才行。所谓“积极”,就是积极地克服基层行政惰性与执行惯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呼应保就业的中央政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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