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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广波 | 胡适与蒋介石(1949-1950)

原标题:宋广波 | 胡适与蒋介石(1949-1950)

按:本文原刊《安徽史学》2017年第5期,注释略。作者宋广波,山东章丘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硕士。

文 章 摘 要:在中国政局发生巨变的1949-1950年,胡适、蒋介石在面对失败危机时,有着极为密切的合作。蒋介石对胡适极为倚重,他委托胡适赴美活动,后又委任胡为外交部长,都是为讨好美国,以获得美国援助。胡适对蒋介石的支持和拥护是无条件的。他受蒋之托前往美国宣传、游说,争取美援为蒋“辩冤白谤”,竭力维护蒋介石的反共领袖地位。在敦促美国和国际社会不承认中共政权方面,胡、蒋也配合默契。胡适还以思想、文化为阵地从事反共斗争。胡、蒋所以能亲密合作,除了有共同的反共诉求外,还是二人互相需要、互相选择的结果。

近年来,伴随着蒋介石档案及《日记》的解密,对胡适、蒋介石关系的研究也日益深入。笔者所以要专门考察1949-1950年的胡、蒋关系,是因为:在世界和中国局势均发生巨变的这一时段,是蒋介石一生最艰难的时期,也是胡适一生最苦闷的时期,更是胡、蒋交往30年来合作最密切的一个时期。他们在共同应对“亡国”危机时,配合默契,有着极为良好的互动。研究他们的多维互动关系,不仅有助于了解1949-1950年这一重要时代节点复杂的历史,也有助于加深对互动双方的认知和理解。遗憾的是,对这一特殊时段的胡、蒋关系,较少有人提及。拙文拟将胡、蒋关系置于当时中国和世界局势发生巨变的大背景下,充分利用从台北“国史馆”、胡适纪念馆等处搜觅到的新材料,对此问题略作探讨。

一、胡适受蒋介石之托赴美

1949年是蒋介石一生中最黯淡的一年。这一年,他苦心经营了22年的国民党政权垮台,不得不退守台湾,而解放军随时有打过来的可能。在蒋最艰危、最悲惨之时,作为中国自由主义领袖的胡适坚定地站在了蒋介石一边,他不仅多次表示:无论局势多么艰难,他都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介石;而且,以实际行动竭力支持蒋、拥护蒋。而这种支持和拥护,是无条件的。

1948年12月4日夜,北平已被围城,胡适对北大九位主要负责的同事说:他将于五十周年校庆后辞去校长,离平去南京,“不是去做官,只想做一点我能做的有用工作”,以示支持政府。他对过去一、二年因醉心于《水经注》研究而忽略了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深感痛悔。而今,国共内战将见分晓,国民党将面临难以挽回的惨败,他便毅然决定放弃学术事业而从事反共工作,以支持蒋和他的政府。

蒋介石对胡适也极为重视,他12月5日致函胡适(派陈雪屏持函到平面交),请胡南下,函询设置“国策顾问委员会”的设想,还谈到胡适南下后“如何位置”的问题。胡适10日复函表示元旦后即南下。伴随着局势日紧一日,担心胡适“沦陷”在平的蒋介石又多次电胡南下,并于15日派飞机将胡接到南京。隔日蒋介石亲自为胡祝寿。当时蒋曾说:“胡适顶几十万大军”。这期间,蒋介石力劝胡适到美国开展民间外交。1949年1月8日,蒋再度恳劝:“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止要你出去看看。”面对军事、政治方面的惨败,蒋急欲在外交方面打开困境,因此,他安排王世杰以私人资格前往英国,安排胡适以私人资格前往美国。蒋此举,是看中王、胡在这两个国家有着很高的声望和广泛的人脉,他也深知:在外交活动中,私人关系能够发挥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对蒋之嘱托,胡适未经太多踌躇即接受,当月31号就办好了签证,并订好3月9日赴美的威尔逊总统号船票。为了更好地在美开展工作,他曾与外交次长叶公超商量,希望让长子胡祖望以“助手”身份随行帮忙,并照应胡适起居,理由是自己年纪大了,又有心脏病。但因外交部无法给胡祖望办理护照,他只有只身前行。由此可见,胡适此次赴美,表面上虽无外交官的身份,只是所谓的“私人资格”,但却是受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委派的。胡适对此从不讳言,他曾公开说:1949年初大陆危急时,“政府要我到国外去。”

胡适忙于办理赴美手续时,恰是蒋介石被迫下野之际。此时的蒋介石,可谓内外交困:他寄以厚望的美国决定抛弃他;国民党内的各派系大多也认定今日之败局系由蒋一人造成,纷纷吁其“休息”或“出洋”。与此呼声相对,胡适明确反对蒋石退休,他认为如果蒋被迫退休,则中央政府将解体,而共产党将按他们的条件接收政权。出于同样的考虑,胡适出国前一日还通过翁文灏向李宗仁转达蒋介石的嘱托:务必不要在“联合政府”问题上与共产党妥协。

胡适此行,也是平生第二度以民间使节的身份赴美。第一次是在1937年9月,他接受政府的征召到欧美神圣的民族抗战作宣传;而这一次却是为一个即将覆亡的政权奔走。1937年出国时,虽亦困难重重,但他的心情是兴奋的;而这次出国之前,胡适已洞见国民政府必败的结局,深感“太晚了,没有法子了”。他也料到这次赴美不会有多大作为,因此决定出国后,又“不愿走开”,两次将船票改期,最后才于4月6日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轮成行。

二、胡适为美援奔走

蒋介石所以能发动内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美援”做后盾。伴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败退,蒋更把“美援”视作挽救危亡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并把争取美援放在了突出重要的位置上。1948年12月,在美活动的宋美龄向美国提出3年内提供30亿美元、向华派遣军事使团等要求。但宋受尽冷遇。5个月后胡适抵美时,南京已失守,时局更艰难,但胡适仍密集与美国朝野的老朋友们会晤,为获取美援四处游说,但这些友人都觉得“一筹莫展”。5月10日夜,胡适到华盛顿与曾极力主张援助国民政府的魏德迈(A. C. Wedemeyer)长谈,但魏氏也是“有心无力”,并认为福建、广东都守不住。次日,胡适就将会晤情形函告蒋介石:

……我严重的对魏将军说:台湾止有七百万人口,台湾的工业经济又不是可以独立自给的经济基础,台湾是不够做我们复兴的基地的。我们必须在大陆上撑住一个自由中国的规模,维持一个世界承认的正式政府。

……我报告此段谈话为的是要请先生明了,只要我们能撑住,将来的援助可能取的形式的一种。

……到此邦已二十日,日日忧心如焚,而实在一筹莫展。我的看法是今日我们决不可撇开美国当国的领袖(白宫与国务院)而另向在野党(共和党)与舆论做工夫。用在野党与舆论来压当局诸公,徒然使他们更感不快而已。最好的目标是使对华政策也变成两党协力的政策,至于应如何做法,尚未有具体下手方式,当续有所陈述。

此信告诉我们:胡适当时的最大诉求是请求美国能帮蒋介石在大陆上维持住一片国土,并得到国际承认。胡适判断,只要蒋能“撑住”,就有转机的可能。他说:“苦撑三个月,有三个月的功效,苦撑六个月,功效更大。若能苦撑一年,就可以收很大的功效了。”简言之,就是在“苦撑”中待变,在“苦撑”中待援。他认为这是应对危局的唯一办法。故力劝蒋“苦撑”。

事实上,蒋介石又何尝不想“苦撑”?但是,面对解放军秋风扫落叶般攻势,就演成了这样的局面:“苦撑”本不易,而要靠蒋介石的残余力量来“苦撑”,就更加“万难”了。而美国的弃蒋政策伴随着蒋的加速溃败更加坚定。即使在此情形下,胡适仍多方寻求获取美援的可能性。比如,他在上函中主张对朝野两党同时下功夫,使美国对华政策“变成两党协力的政策”。他还经常参加驻美大使顾维钧举行的各种商讨寻求美援的会议,提出自己的意见,他也曾接受顾之拜托,在拜访国务院官员时探问美援的可能性。胡适根据与美国朝野接触的实际情形,并与国民政府驻美外交官们充分讨论得出的结论是:若想获得美援,要具备三个前提:国民政府内部团结、合作,有抵抗共产主义的决心,能真正实行改革。

基于此,胡适与顾维钧、蒋廷黻、宋子文、于斌等人多次联名致电蒋介石、李宗仁,希望蒋、李能够合作,因他们已深刻洞察到:蒋、李不和乃至摩擦不断升级,不仅是战场上惨败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成了美国拒绝援助的借口之一;蒋、李之间的合作,仍需外力推动。5月6日,由顾维钧起草,而由胡适几乎全部重写的致李宗仁等长电,特别强调:“必须使世人全知我国军政党各派已能精诚团结,一致反共,一致为民族国家奋斗。”6月18日,胡适又与蒋廷黻、宋子文联名电蒋,提出了联合国内各方领袖发表反共宣言的建议,目的是向美国表示内部精诚团结,有“与共党奋斗到底”的决心。电文说:

美国朝野军政领袖,是否加强精诚团结,决心与共党奋斗到底,尚多怀疑。故同情于我之有力人士,至盼我有明白表示,或可使美国政府有一个机会作转位方向之表示。故拟请公约各方面主要领袖,发表宣言大致如下:“在共党统治之下,国家绝不能独立,个人更难有自由,人民经济生活亦绝无自由改进之希望。中国民族当前之危机为有史以来最大之危机。吾人有鉴于此,决定与共党奋斗到底。因特相约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并放弃个人利害之意见,以求吾人共同目标之实现,即全国共党毒祸之消灭。切望国人与政府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到底云云。”再,以上宣言签署人,除国内外重要份子外,拟请将西南、西北及台湾各军政与在美之于斌、曾琦及适加入,仍请卓裁。

蒋介石得此电,“阅之甚慰”,当即电复采纳,并与王世杰等商讨具体办法。随后,蒋加紧与国内各方领袖函电联络,并联名发表宣言。

胡适等人所做的以上努力,只是为获取美援创造条件,以便蒋介石集团能多撑几个月。但无论他们如何努力,美国只同意完成原有的援助项目而拒绝答应新的庞大的援助请求。其理由是:共产党不是靠武力就可以被消灭的;国民党已失掉人民的信任,又拒绝任何政治、军事、经济改革;进一步援助不但不会挽救国民党,而且会把美国牵入中国内战并进而连累美国政府;国民党的失败不是美援不充分造成的;而战场上的失败,使得大量的美援装备和物资都白白送给了共产党。也就是说,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与否、援助多少,也主要是从美国的实际利益出发,并不完全是从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出发。在这种情形下,胡适无论如何都无法完成蒋介石“获取美国精神与道义之声援”的嘱托了。胡适奔走数月后,也对此有了深刻认识,因而在8月初做出“我们不应对美援前景太抱乐观”的判断。而随着《美中关系白皮书》的发表,蒋介石也对日思夜盼的美援彻底死心了。

三、蒋介石安排胡适任外交部长

蒋介石所以派胡适到美国,主要是看中其“为美国朝野所信任”这一点。1949年6月阎锡山组阁时,蒋又安排胡适任外交部长,仍然是希望借重胡的这一优势以讨好美国,以便获取美援。

国共内战期间,美国政府一直希望蒋介石能进行政治、军事和经济改革,杜鲁门还特别提出:希望中国自由主义分子被容纳进政府。到了历史转折的1949年,美国朝野几形成一个共识:由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人士出面组阁,是挽救国民政府“一切所谓腐化无能之说的唯一办法”。当然,美国人更深信:只有像胡适这样的彻底亲美派执掌政府,才能全面推行美国的意识形态,并在中国实行“美国版”的政治改革。而这种共识一旦成为事实,美国向国民政府提供援助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蒋介石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才竭力安排胡适出任外长。与此同时,当时在美的国民政府的外交官们(包括非官方的)更是深谙美国人的这种心理,因而极力推动胡适出面组阁。推动此事最力者是顾维钧、蒋廷黻、宋子文等,顾维钧曾颇为详尽地记述了他推动此事的理由及各种努力。蒋廷黻则通过李宗仁的代表甘介侯向李建议,请胡适先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在美活动一个月,然后回国正式就任院长。宋子文向蒋介石电陈“美援”获得条件是:国民党团结一致,中国自由主义分子执政,特别是“适之出面组阁并以廷黻、孟馀、大维、国桢等参加,国内外影响必佳。适之现虽谦让,但如去秋钧座曾嘱某君转请其担任行政院长,当时如令彼之好友传言,彼亦可从命。现在国难日深,彼必不惜羽毛,至如何达成目的是否请其先就外长,或即直接组阁……”顾维钧等人的积极推动胡适出面组阁,足可证明蒋介石令胡适任外长的安排是一项审时度势的举措,这也更加坚定了蒋介石力促胡适入阁的决心。

阎锡山组阁时最初拟议的外长人选本非胡适,而是邱昌渭,但蒋介石认为这是“以国事为儿戏”。他在与阎锡山商谈新组织行政院之施政方针及重要阁员人选时,“闻其称李荐邱昌渭为外交部长,不禁失笑,彼仍不知外交与国势之严重而以国事为儿戏也。余明告其军事财政外交政治各项要著七条,嘱其参考之。”他一面令阎锡山向胡适促驾,一面又亲自致电胡适恳劝:“伯川兄或将提先生为外交部长,想必坚辞。但为国家与政局,促成阎内阁早日成立计,则不能不请先生加以考虑,至少亦须请暂勿表示决辞,而容予考虑。”阎锡山本准备胡适未到任时“自兼”,但蒋介石认为,如由阎兼代,“不如派次长代理部务,实际上即由院长主持一切。如此则较自兼名义为佳……”6月12日,阎内阁名单公布:胡适为外交部长;胡适未到任前,由政务次长叶公超代理部务。以上资料说明:胡适的外长一职,完全是蒋介石一手安排的。

诚如蒋介石所料,胡适6月11日得蒋电后,即坚辞,并荐王世杰自代。胡适力辞不就的原因有三:第一,自己没有做官治事的能力,“遇事就发愁着急”,他向蒋介石解释道:“去年亲见翁阁中师友依然推行新币政策,竟使政府失去全国中产、小产阶级之人心。适因此更觉悟,无能书生不应担任国事职权。”第二,自己有心脏病。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胡适认为,在危难之际用其名望与影响,以私人资格为国民政府辩冤白谤,更为有利。

对胡之坚辞,蒋一再苦劝。他得胡适建议发表反共宣言的电报后,认为胡“甚积极,似有入阁之可能”,就令阎锡山“不许其辞”;同时又亲电胡:“惟为转移友邦态度振奋人心计,内阁人望亦甚重要。适之、廷黻两先生最好能毅然返国入阁,现时各部人事尽可再行调整,以容纳其他为美国朝野所信任之人士。愚意百川与适之兄必能充分合作,如适之先生能充任副揆兼任外长一席,或外长由廷黻兄专任均极相宜。如两先生能大体同意,中拟与李代总统暨百川院长晤商一切。大局已届极严重关头,见危受命为兄等之素养……”当蒋介石从宋子文来电得知“适之昨谓李代总统迄今未来电邀就外长,又云百川与彼恐难合作”时,就拜托李宗仁劝胡就职。由此可见,蒋介石之希望胡适入阁,是诚心的,绝非像顾维钧判断的,是“蒋介石不愿意胡适接受外长职务”。

蒋介石既明了胡适的决心,乃退而求其次:“在商决前如不能对外作任何表示”,“不坚请收回成命”。在这一点上,胡适“顾全大局”地默认了,因他深知:假如公开表示不就外长,那将对新内阁产生严重打击。这也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格外担心的,恰如王世杰在劝胡电中所说:“在此中共承认问题暨美国对华新态度将定未定之际,李、阎尤以政府威望将因兄之坚拒而受打击为虑。”因此,到10月宣布任命叶公超为外长止,胡适始终没有公开表白不就外长。当然,蒋介石用“无赖”的方法,再三劝胡“不要向外发表不干外长的事”令胡适十分苦闷。6月12日他面对记者时只以“未接正式通知,不愿有所论议”含糊作答。后来,则索性不见记者。7月16日,胡适又通知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和国会的领袖”;这样做,一方面固在“替国家保留一些尊严,替国家保留一些人格”,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避免以“外长身份”讲话、出席活动。

美国朝野都希望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人士来组阁,以在中国实行政治改革。但是,蒋介石无丝毫改革的决心和行动。他之安排胡适担任外长,完全是讨好美国的权宜之计;假使胡适应命赴任,甚而出面组阁,也绝无改革的空间,也仍然得不到美援,仍然改变不了国民政府即将覆亡的命运。

四、力促美国和国际社会不承认中共政权

在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外国政府“承认中共政权”成为令蒋介石担心的首要问题。“阻止美国承认共产党中国”,成了国民政府外交的重中之重。但此时,国务院内主张承认中共政权的呼声颇为强烈。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拒绝国民政府一再要他迁往广州的请求,滞留南京;他在南京被中共占领后第三天就开始起草准备承认中共的备忘录;他就此问题与英、法、印等国大使密集讨论后达成的共识是:承认中共是大势所趋。他多次表态,希望美国政府承认中共政权;他还通过他在中共内任职的学生黄华与中共进行商谈。不独美国,作为唯一随国民政府迁移大使馆的大国苏联,则在“对日和议”问题上抛出“以中美英俄四国为主体”的主张,蒋介石对此议的解读是:苏联所指之中国,乃中共之政府,如此则中俄联为一集团,以与英美相对。对此深表忧虑的蒋介石乃于当天致函胡适:“此时所缺乏而急需于美者,不在物质,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此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在他看来,承认中共政权,就是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彻底抛弃。他要求胡适协助顾维钧在这方面下功夫。胡适复蒋函云:

适来此邦……每对美国朋友问我“美国如何可以帮助中国?”我总说,只有三句话:

第一,消极的,不承认主义(即斯汀生主义)。第二,积极的,精神的援助。例如一种政策的宣言,使中国人知道美国人同情于中国,并没有放弃中国。第三,倘能使精神援助与物质援助(经济的与军事的)作陪衬,那当然更好了。

此意与先生信上说的“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正相符合。

由此可见,在此问题上,胡与蒋想法完全一致,而且,胡已积极为此做出各种努力。在蒋致函胡适的前三天,胡适在会晤国务院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官员巴特沃思(Walter Butterworth)时,就试探过美国对承认中共政权的意向。他得到的答复是:“目前美国尚无意承认中共政权。”与司徒雷登有良好私交的胡适,对司徒氏力主承认中共的观点深不以为然,并很感“伤心。”而早前他在会见美国副代理国务卿时,曾“坦白指正司徒大使”。令胡适“伤心”和蒋介石更加“忧心”的是,司徒雷登于6月12日到上海看望美国侨民(或许蒋、胡尚不知司徒此行是得到中共协助的)时再度表示:将建议美国政府承认中共。蒋介石认为,司徒氏这一谈话,系国务院授意的,目的在试探其内部之反响。而假如美国承认了中共,则必将给其反共事业“加重无限之困穷,”其直接的致命伤,是解放军将借苏联的帮助建立空军,虑及此,蒋决定:以全神破坏国务院“反蒋之毒计”

事实是,美国终究没有承认中共政权。但这不是蒋介石集团及胡适们“全神破坏”的结果,而是美国基于其国家利益、全球战特别是当时形势做出的选择。在1949年5月13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电司徒雷登,提出承认中共政权的三个条件。其中第二条是:“政府既有能力又有愿望承担其国际义务”,也就是说即将建立的中共政权必须承认国民政府与美国和其它国家签订的一切条约。这与中共一再坚持的废除国民党时代与外国签订的一切卖国条约有着根本的冲突。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宣示:新中国将“一边倒(向苏联)”。这样,美国不仅不可能承认中共新政权,而且还要阻挠其它盟国承认了。

至此,令蒋、胡担心的美国承认中共问题,已不成问题。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适仍为“国际社会不承认新中国”奔走。当时,印度是倾向于较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胡适得悉后,即写一封谦恭的长信给印度总理尼赫鲁,诚恳劝告尼氏不要承认新的共和国。胡函云:一些中国自由主义者对印度已考虑承认中共政权的报道深感不安,“自由中国正在开展的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统治中国的斗争,是一个非常艰难而又理应得到所有亚洲国家同情和道义支持的斗争。”中共目前的成功不过主要是军事上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会得到民众自愿的广泛支持。胡函指责中共“受到苏俄的支持,是好斗的帝国主义的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手臂,构成对亚洲所有人民和平与自由的最大威胁”;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对自己的力量和人民缺乏信心,须依赖极端的军国主义和最残暴的治理方法来维护政权,这一运动最终无法胜利。

一周后胡适在杜威的生日晚宴上见到了尼赫鲁,尼氏表示:他尚未见到胡信,他要等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Ambassador Panikkar)回国报告之后,才能决定应否承认新中国。胡适即写长信给与他有交往的潘尼迦,“姑尽人事”。信中,胡适主要借陈垣、费孝通公开信来说明中共的本质,并说明自己及中国人反共的决心,吁潘“不承认中国的共党政府”。胡适还将这两信的副本寄给同时策动印度不要承认新中国的罗家伦,供罗参考。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了,1950年4月1日,印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种违背历史潮流的努力虽系徒劳,但足可显示胡适在反对承认中共政权上与蒋介石的共同心曲。至于他本人,一度因忧虑美国可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准备久居美国,他还退出了自1930年代以来就关系密切并由他担任主席的太平洋关系学会,他的理由是该组织亲共。后来,他则与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都尽可能地疏远。

五、胡适为蒋介石“辩冤白谤”,维护蒋之反共领袖地位

尽管在争取美援、拒绝承认中共政权等方面连遭挫败,但胡适支持蒋介石的立场和努力并无丝毫减损。针对美国的“弃蒋”、旁观、抽身政策,胡适不遗余力地为蒋介石“辩冤白谤”。

胡适不止一次地在公开讲演中批评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沉默、怀疑以及批评态度,他认为美国和马歇尔在抗战后力促国共组织联合政府的努力是“操之过急”。他在会见马歇尔、副国务卿鲁斯克(Rusk)时曾当面直言不讳地指出;他还不止一次地指正司徒雷登的亲共作为。美国“弃蒋”的同时,也积极寻找新的代理人(如李宗仁、李济深等)以取蒋而代之。胡适也是他们理想的人选之一。1950年6月23日鲁斯克提出支持胡适领导反共人士而取代蒋介石的设想后,被胡适断然拒绝。因他坚信,在领导反共斗争上,任何人都不可取代蒋介石。应该承认,此论大体不差,因熟悉国共斗争史的人都知道:只有毛泽东才能制服蒋介石,也只有蒋介石才堪作毛泽东的对手。

胡之拥蒋言论、行动,也导致国务院的不满。胡适抵美之初,就通过顾维钧向国务卿艾奇逊转达会见的意向,作为胡适的崇拜者兼老朋友的艾奇逊起初对胡极为客气,表示愿意会面。但他知晓胡适一再为蒋介石喊冤、辩白之后,扬言“胡适已为蒋介石收买”,并拒见胡。艾奇逊的态度虽令胡适恼怒,但他为蒋“辩冤白谤”的努力并未停止。是年,国务院成立远东问题检讨委员会,因其人选系胡适的好友翟塞浦(philip C.Jessup)及其助手,胡适便“拟留此与彼辈多所接触解释”。对美国参议员康纳利提出蒋介石携带巨款逃往台湾的指控,胡适认为驻美大使馆应该发表声明驳斥。美国抛出《美中关系白皮书》前夕,胡适表示:他将为《白皮书》忙碌一番,而且还要与蒋廷黻联名写文章在纽约发表;8月19日胡适见到核心内容为“对付共产党革命的战略上的失败归咎于蒋介石政权的基本弱点”的《白皮书》后,“更觉得我前所谓辩冤白谤,实有需要。”之后,胡适连续五个月没有去华盛顿,以示抗议。

为了驳斥《白皮书》对蒋之指责,胡适于1950年7、8月间发愤写成《史达林雄途下的中国》一文,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这是从历史、理论层面为蒋“辩冤白谤”的重要文章。胡适撰此文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蒋辩护。他说,此文的“主旨”,“是要人知道中国的崩溃不是像Acheson等人说的毛泽东从山洞里出来,蒋介石的军队就不战而溃了,我要人知道这是经过廿五年苦斗以后的失败。”其大要是:史达林的策略,是明目张胆的武力扩张策略,与马、列的经济理论毫不相干,在实行过程中又辅之以各种方式的巧诈和欺骗;苏俄介入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等事项,是尝试史达林世界革命的策略;红军的组织受命于克里姆林宫;长征使红军得以留存,这归功于史达林“退却的战略”,“联合战线”是史达林和共产国际为保存红军而玩的“戏法”;西安事变是历史转折点,史达林所以命令中共推动“释蒋”,是为得蒋氏的力量抵抗日本,由此红军得以保全;国际战争给红军提供了无限发展的机会;抗战后中共军队借苏俄的帮助占据大片国土;假如没有世界战争,史达林和共产党世界不可能取得成功。要之,蒋介石的失败不是如《白皮书》所说的由其政权的根本弱点所致,而是经过了长期的艰苦的反对史达林的斗争后的“光荣的失败”!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在成长、壮大乃至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中,确实成功借助了苏联的帮助,但其坚持的依然是独立自主的道路,绝不像胡适判断的那样成为苏联的附庸。而苏联所以援助中共,更加看重的是在远东的话语权和本国实际利益,这一诉求诉求远甚于基于共产主义理论的“输出革命”。

此文不止为蒋介石“辩冤白谤”,还对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美、蒋关系产生正面影响,体现了胡、蒋之间在新形势下的良好活动。该文之写作与发表,正值朝鲜战争爆发不久,苏、美两大阵营冷战升级之际。从冷战格局观察世界的胡适,对美国出兵朝鲜感到无比兴奋,他将此举定性为“自由世界”反对苏联、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的行动。在国共内战的后期,在对待蒋介石政权问题上,美国朝野分成鲜明的“援蒋派”和“弃蒋派”。前者代表人物有魏德迈、杜勒斯等,他们从强烈的反对共产主义立场出发,主张尽最大努力援助蒋介石反共。而主政的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以及司徒雷登等人却认为蒋介石担当不起反共的重任,而拒绝进一步援蒋(当然这并不表示“弃蒋派”不反共)。胡适一直认为,美国的“弃蒋派”对共产主义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前种势力声势增强,善于审视世界大局的胡适不失时机地发表此文,就把蒋介石的反共斗争与美国反共产主义战争联系在一起。胡适既然将蒋介石的失败看成是反史达林扩张的失败,而今,美国也直接从事了反苏反共的战争,在这种新形势下,美国就没有理由不援助蒋介石,而且应把蒋介石残余势力纳入到以美国为首的反苏、反共大阵营里。这种论调,无论对美国的“援蒋派”、还是对蒋介石来说,都可看做是一种“遥相呼应”。至于美国的“弃蒋派”,胡适认为也必然随着形势的变化改变对蒋的态度(而事实也确实如此),所以胡适兴奋地认为美国出兵朝鲜“是世界史的一大转机”。

此文对胡、蒋关系的正面意义,还有一层,就是它对蒋介石败退台湾后长期推行的“反共抗俄”理论形成具有深刻影响。此点,黄克武教授已有翔实、真确之研究,这里不再申论。仅略引黄氏主要观点:“反共抗俄”理论是1949年后台湾统治精英与自由主义者的共识,《史达林雄途下的中国》以及胡适围绕此文写给蒋介石的信对蒋的反省与改造都有影响。

基于以上理由,此文甚得蒋介石首肯:“中以为此乃近年来揭发苏俄对华阴谋第一篇之文章,有助于全世界人士对我国之人士非浅,岂啻叙史翔实、谨严而已?”我们可以这样说,《史达林雄途下的中国》的发表,使蒋、胡之间的良好关系,达到了顶点。

胡适在外交舞台上为蒋“辩冤白谤”,旨在维护蒋之反共领袖地位。不独在外交方面,在国内政坛上,胡适亦坚持此点。可以二例说明之。

在蒋介石、李宗仁之间,胡适站在蒋一边。前文已述,胡适等曾力劝蒋、李团结合作,但这些努力并未发生多大效果。伴随着1949年12月李宗仁赴美“就医”,蒋、李争斗白热化,公开化。在李宗仁飞美的第二天,黄少谷即致电时在美国的前国民党宣传部长李惟果等,希望胡适、于斌等“以大义劝李”,勿作出格行动,以免“贻羞国际。”胡适的《日记》有到医院探视李宗仁的记载,但详情却不载。据顾维钧转述,胡适曾当面劝告李宗仁不要租房子,也不要住在酒店或朋友的家里,因为这有失中国行政长官的尊严。他还劝李宗仁不要通过美国朋友安排会见美国总统,而应委托大使馆办理。在蒋介石“复职”问题上,胡适也是明确支持蒋介石的,他在10月底或11月初,就很希望蒋能复职。胡适为此事曾向李宗仁建言:尽管宪法条文对终止代理状态的规定不够明确,但他认为“最理想的安排是由李宗仁自行宣告停止执行总统职责并请委员长予以收回”,这恰是蒋介石所希望而李宗仁不答应的。蒋“复职”后,胡适立即电贺,“并祝健康。”胡适还一再劝李不要公开发表谴责蒋介石的声明。在李、蒋都极看重的“会见杜鲁门”一事上,胡适曾建议顾维钧由顾亲自担任李、杜谈话的口译。为了支持蒋,胡适后来自动疏远了李宗仁。当时,曾有人撮合李、胡联合反共,对此,胡适毫无兴趣,他甚至回避与李宗仁晤面。据胡自述,他从1950年2月11日以后,就没有见过李宗仁。后来,则索性与李断绝了往来。

1949年前后,胡适对国际局势的基本判断是:整个世界已经划分为共产主义与反共产主义两大对立的阵营,在这种大背景下,绝无“第三势力”出现或存在的可能。这种判断是正确的,因为无论是蒋介石还是中共与毛泽东,也都认为第三条道路没有存在的可能。胡适对受到美国扶植的既反共又反蒋的“第三势力”取激烈反对的态度,并拒绝参加其活动。此胡适的基本逻辑是,要么走共产主义的路,要么走反共的路。应该承认,这也是一种客观的判断。不过,胡适坚决支持的,是蒋介石。

六、胡、蒋密切合作原因之分析

中共组织的批胡文章曾说,胡适与蒋介石是“一文一武,难弟难兄”。通过上文研究可知,此说亦颇有理。那么,究竟什么原因使胡适与蒋介石在1949-1950年能如此密切合作?

首先,胡、蒋有共同的反共目标。蒋介石、胡适都是极端反共的,尽管他们反共的目的、出发点略有不同。蒋之反共,是为保住其政权,后来则是为夺回已失的政权。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领袖,胡适极端仇视共产主义。他认为,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共产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凶恶”,其强行极权统治时又“无情残忍”,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和“逆流”,他认定共产主义是反自由、反民主的,是要剥夺人类包括信仰、思想、言论在内的一切自由的,故判定该运动一定会失败。作为实验主义的忠实信徒,胡适一直主张社会进步需要一点一滴的改革,并坚决反对用暴力取得和维持政权,抗战胜利前夕他曾致电毛泽东,希望中共放弃武力,做和平的第二大党。由此,他把国民党的失败归咎于靠暴力取得政权的共产党头上。显然,这不符合历史的实际。因为自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府的丧失民心、政治腐败、军队丧失斗志并不是共产党造成的,而这些恰是导致这个政权覆亡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蒋政权所以被推翻,有历史的必然性。此点,连国民党内的开明人士都不否认,连曾支持它的美国政府都看的明明白白。从某种角度说,是国民党的种种恶政给共产党制造了机会。胡适似乎没有关注到这些,他的反共立场,却伴随着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而日益强烈。强烈的反共使命感,使他立定决心:“愿意做任何挽救国家的事。”胡适除了为蒋介石奔走呼号以外,还领导了“自由中国运动”,在思想阵地上从事反共斗争。他的理由是:“与共产党作思想斗争必须以‘自由’或‘自由主义’为惟一的出发之点,亦必须以‘自由’或‘自由主义’为惟一的归宿处”。因这一运动明确宣示要帮助蒋介石,故也得到蒋之支持。

其次,胡、蒋所以能密切合作,是二人互相需要、互相选择的结果。

从蒋介石方面来说,他需要胡适的支持与帮助。胡适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特别是有美国的背景。在这一点上,没有第二人可取代胡适。美国政府一直看好胡适,希望胡适能被蒋介石重用。而在蒋介石对美援寄以厚望的特殊情势下,他对胡适的这种特殊作用自然也格外重视。前文所述蒋派胡到美国为其宣传辩护,争取美援,阻止承认中共政权并安排其任外长等,都是看重胡适的美国背景以讨好美国,并进而为争取美国支持打算的。此外,作为当时无人可代的中国知识界领袖,胡适能影响一大批知识分子,蒋介石需要胡为其振臂一呼,以吸引更多的知识分子来拥护他和他的政府。简言之,无论在国内、国外,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舆论上,胡适对蒋介石而言,都是很“有用”的人,蒋介石热望胡适能切实帮助他。

从胡适方面来说,也需要蒋介石,其所以如此不遗余力地支持蒋介石,理由如次:

第一,终生笃信、宣传民主、自由的胡适认定共产党是要不得的,在共产党的统治下,绝无包括他在内的自由主义者的生存空间。面对共产党的胜利,他有一种切实的亡国之恨。当时,他认为能领导反共力量与共产党对抗,并能引中国走向非共产主义道路的,只有蒋介石。他很明白的向司徒雷登表白:蒋介石虽有缺点,还是应该予以支持,因为蒋看清了共产主义的凶恶与残忍,且不妥协地抵抗共产主义,又因蒋几乎是国民党领袖中唯一不沾染中国官场任何贪婪与其它典型罪恶的人。1947年他在给一位青年学生的信中曾高度评价蒋:“蒋介石先生有大长处,也有大短处……世界所谓大人物,也都是有长有短,没有一个是天生的全人。蒋先生在近今的六个大巨头里,够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环境比别人艰难,本钱比别人短少,故他的成绩不能比别人那样伟大,这是可以谅解的。”此外,胡适对1946年出台的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宪政体制颇为推崇,他认为,在此体制下,蒋介石有可能被引导到民主、自由的道路上去。基于此,他支持并拥护蒋介石,努力为蒋创造条件,简直是必然的。

第二,从历史上看,胡适与蒋介石在二十多年里,基本上是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的关系。胡、蒋之间有不和谐是1928-1930年胡适为争取人权、自由、法制与国民党的冲突,但当时胡适并不是针对蒋介石,而是针对整个国民党。且九一八事变后,胡适的对日态度与蒋介石有很大的共同点,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派胡适到欧美从事民间外交,后来又委任胡适为驻美大使。其间,两人关系不断改进。1946年胡适回国后,蒋介石曾多次希望胡适能进入政府,1948年又力促胡出来“竞选”总统,尽管胡适谢绝了这些好意,但他认为,蒋的这些举动都是真心诚意的,并对此深表得意与感激,甚至产生一种“报恩”的情怀。

基于以上理由,胡适必然选择支持蒋介石。就是在1949年蒋惨败的情形之下,在胡适助蒋的种种努力处处碰壁的情形下,他无条件支持、拥护蒋介石的信念也从未动摇过。

七、简短的结语

面对1949-1950年的中国所发生的“天崩地坼”般巨变,中国自由主义领袖胡适和执掌国民党实权的蒋介石之间的多维互动、密切合作,使二人已有的良好关系在特殊的背景下发展到顶点。作为富有政治经验、善于实际政治操作的蒋介石,从现实的利益和需要出发,充分利用胡适“为美国信任”之长,把胡适派到美国为其游说。在争取美援、为蒋辩护、呼吁美国不承认中共等方面,胡适都最大限度地做出了努力。作为虔诚的自由主义者,更加看重历史长远的胡适从民主、自由的理念出发,诚心拥蒋、助蒋,希望蒋在挡住共产主义的前提下走上美国式的民主道路。但,这不过是胡适的一厢情愿。因为,蒋、胡之根本思想并不完全一致,蒋专制、独裁、自私,而胡适是彻底的民主自由派。胡适对蒋之本性认识不足,他看到蒋介石是一心反共的,就竭尽全力拥蒋、助蒋,显现地是一位纯正学人在政治方面的幼稚。事实上,蒋之反共,完全是为其政权,其高喊反共产主义不过是为维护其政权的口号,绝不是为了捍卫胡适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在蒋介石的政治理念里,并无“民主、自由”,他也不可能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几年后,伴随着台湾逐步获得安全保障,胡、蒋在民主、自由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和冲突。蒋介石为了一己之私,缕缕摧残言论自由,不惜违宪、制造冤狱、打压异己,终使胡适对蒋本性有了深刻认识。关于此点,则需要另文研究了。【本文于2014年初写成第一稿,承耿云志教授、朱东安教授、黄道炫教授提出宝贵意见;2015年又参考一位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略作修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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