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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些选择,会让我们肃然起敬

原标题:总有一些选择,会让我们肃然起敬

作者:群学君

来源:群学书院

01

1949年12月9日,成都新津机场,一架飞往台湾的飞机就要起飞了,这是国民党政权撤离大陆的最后一批飞机。准备搭乘这班飞机的高官要人,“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1893-1963)、“政务委员”陈立夫(1900-2001)、“秘书长”贾景德(1880-1960)、“教育部长”杭立武(1904-1991)等人,正在为一桩麻烦事头疼不已。

原来,刚上飞机的“行政院院长”阎锡山(1883-1960),随身带着两大箱黄金,准备一同飞往台湾。飞机本来就已超载了,如果再带上黄金,大家性命堪忧。

杭立武出了个主意:由朱家骅、陈立夫及他本人三人共同具名向阎锡山作保,只要他肯放弃这两箱黄金,到台北后由他们恳请蒋介石照原数补足。

结果,朱家骅一票否决,圆滑如他,是断不愿趟这浑水的。

一筹莫展之际,更大的麻烦来了——停机坪上一辆汽车飞速驶来,从车上跳下来一个人,长须飘飘,仙风道骨,他是张大千(1899-1983)。

一见到张大千,杭立武又喜又忧。喜的是张大千一代宗师,如果他能去台湾,意义重大;忧的是当时飞机已经因为阎锡山的两箱黄金严重超载,更何况张大千还随身带着七十八幅敦煌临摹壁画。

张大千对杭立武说:此七十余幅画作,实为平生最重要之作品,如果舍弃,当抱憾终身。杭立武当然知道这批珍贵画作的文化价值,他动员机上每人舍弃一两件不那么重要的行李,为张大千的作品留一存身之所,毕竟那是国之瑰宝。朱家骅对杭立武说:“你做教育部长,保护文物是职责所在,你要履责,我们不反对。如果你能说服阎百川,哪怕丢下十分之一的黄金,我们亦愿附骥。”

让阎老西舍财是不可能的事。片刻间,杭立武做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他把自己行李从机舱里撤下,其中就包括他毕生积蓄的二十两黄金。杭立武对张大千说:

张先生,这里差不多是我的全部家当,我现在把他们丢下来,腾出地方给你装壁画。我只有一个要求,在你觉得合适的时候,这批作品要献给国家。

这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选择。

二十年后,张大千信守承诺,这批书画珍品,入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尽管早在1929年就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以后还担任过中央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杭立武却从没把自己当做文化人,但他的名字却在20世纪中华文化史留下深深的印迹。

1937年,日军进逼南京,杭受命抢救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水陆兼程运至大后方之川、滇等地。为了这批国宝,他以个人的名义向英国政府借了十万块,租借“黄埔轮”运输文物。当时日军兵临南京城下,难民涌向黄埔轮,英商害怕被日军轰炸,坚持除非杭立武与船一起走,否则不会开船。

杭立武毅然决定随同文物一起前往汉口,他甚至来不及与家人告别,在码头汹涌的人潮中,他让船员用吊绳把自己吊上船去。有目睹这一切的西方记者,连称“不可思议”。

在杭立武的眼中,文物比个人的财富和身家性命更加重要。

晚年杭立武

02

那么,有没有比文物更重要的呢?

有的。

就在一年前,1948年12月17日,北大正在庆祝五十周年校庆。北平西郊一个不起眼的军用小机场,在北大任教的美国傅汉思(Hans H. Frankel,1916-2003),带着他新婚一个月的妻子张充和(1914-2015),收拾了最重要的书籍字画,要匆匆离开北平赶往青岛。同行的还有一位在家里照顾他们多年的保姆小侉奶奶。

到了机场,逃难的人已经乱成一团,每个人携带的东西要按分量来称。机长对这对年轻的夫妇说,我们的飞机要坐满了,你们的佣人不能带。

张充和动了脾气:小侉奶奶不能带,我就不走了。

她对丈夫解释道:小侉奶奶出生很苦,年纪轻轻就在我家里做事,我不能就这样丢下她。

机长说,想把人带走,你的东西就不能带。张充和说,如果在字画和小侉奶奶中只能选一个,那我选小侉奶奶。

就这样,张充和带着小侉奶奶飞到了北平,而她挑出来的那些最好的书籍、字画,被永远留了下来。下了飞机,张充和好奇地打开小侉奶奶随身携带的重重包袱,发现里面是一些破衣烂衫和一把刷子——出门前,小侉奶奶正在刷窗户,就随手把刷子随身揣起来了。

大半个世纪后,年近百岁的张充和回忆起这段往事,脸上还溢满笑意光彩。

在她眼中,一段情谊比价值连城的文物更重要。

这就是人性。

晚年张充和

03

这种人性,在以前些先生身上,是常见的。

国家京剧院有位著名的花旦表演艺术家刘长瑜,六十年代因为演《红灯记》里的李铁梅名闻天下。其实刘长瑜本姓周,他的父亲周大文(1895-1971)是张学良的把兄弟,在30年代做过北平市长。

1949年以后,这样的旧官僚自然被一掳到底。周大文酷爱烹饪,就去康乐菜馆做了厨子。当时康乐有位常客,就是梅兰芳先生(1894-1961)。梅先生在新社会,是被尊奉为人民艺术家的,在当时的艺术界是获得最高尊崇的人物。尽管如此,对周大文这位已被打入另册的故友,梅先生却从来不像许多人表现的那样“避之唯恐不及”,不仅不回避,每次在康乐吃完饭,他都要到后厨,和周大厨握手致谢。

章怡和回忆说,50年代镇反,梅兰芳有一位秘书,也是做过旧官僚,被镇反人员直接从梅宅带走,不久就枪毙了。梅先生对大奶奶(就是他的妻子福芝芳,1905-1980)说,你把他的家眷叫来。

秘书遗孀来了,梅先生就问,你有几个孩子。回答说,两个孩子。梅先生说,说这样吧,什么都别想了,您好好把孩子带好,从今天起,您和您孩子的生活费用我负担。

这就是那一代人的人性。

又过了二十年,梅兰芳先生墓木已拱。

1975年,张伯驹先生(1898-1982)收到一位故交的来信,写信的人是一位刚刚出狱的花甲老人,叫孙曜东(1912-2006),出身名门望族,40年代是上海滩著名的银行家,解放前夕在杨帆领导下从事过策反工作,为革命做过贡献。后来受“潘杨案”牵连,身陷囹圄二十年。

出狱后,他生计无着,潦倒如乞丐,只能写信四处求援。当年孙家鼎盛时期,常年开两桌饭,一桌自己人吃,另一桌专门供给沪上梨园行。只要是上海滩唱戏的,不管当红落魄,只要报个名号,坐下就吃。解放后,这其中好些人在新时代走在前面,成为著名演员,收到孙曜东的来信,没有一个搭理的。

倒是与孙曜东略有过从的张伯驹,收到信后二话不说,让夫人潘素每月给孙寄40块钱。这还不算,张伯驹又跟大奶奶福芝芳说,孙先生出来了,生活很困难,我让潘素每月寄40块钱。福芝芳回话:您寄多少我寄多少。那以后福芝芳,每月也给孙曜东寄40块钱。

福芝芳跟孙曜东没什么交情,她这么做,一是念及他昔日对梨园同行的义举,再有就是天性——其实也就是“人性——大爷没了,大奶奶在,我能担多少担多少。

这就是当年的那些人。

梅兰芳、福芝芳与孩子们

编排 @ 师妹 审核 @ 师妹

作者@群学君

来源@群学书院

@读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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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新津机场 朱家骅 贾景德 杭立武 阎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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