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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洱:作家靠才气写作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原标题:李洱:作家靠才气写作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华语文学传媒盛典

年度

杰出作家

李洱

李洱,19 6 6年生于河南济源,1987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曾在高校任教多年,后为河南省专业作家,现任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著有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应物兄》等。《花腔》2 0 0 3年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授奖辞」

李洱面对的是此身、此时、此地。生活浩荡,个体渺小;空谈遍地,实声低沉。一群知识人深居院墙,却不惧窘迫要为时代立心;明明沮丧、无能,还要装扮得花团锦簇。出版于二〇一八年度的长篇小说《应物兄》,就这样观物、观世、观我。观物类情,观我通世。精细、丰盛、庞杂、移步换景的叙事景观中,庄严与戏谑混杂,风骨与媚世共存。空间来回折叠,语义不断增殖,精神灿烂出之纸上,又不断消散于嘴上阔论;但哪怕思想生活都成了笑谈和杂碎,有些气若游丝的精神遗存仍然迎风站立。

「获奖感言」

从事写作已经三十年了,但我还是个新手。

一个形容词,就能把我给难住。诗人帕斯在纪念博尔赫斯的文章说,博尔赫斯死了,再也不会为一个形容词而犹豫不决了。看到这句话,我的眼泪都要下来了,我同时也得到了安慰。一个新手从一个巨匠那里得到的安慰,总是显得弥足珍贵。现在,我又从评委这里得到了安慰,谢谢主办方和各位评委。

写作就是在词与物之间建立起联系,并且不断地调整这个关系。我从博尔赫斯那里受益良多,曾经多到产生了副作用的地方。这当然不是博尔赫斯的错。我的意思是说,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日渐意识到,我们面对的现实与博尔赫斯面对的现实几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我们只能努力寻找与我们的现实相对应的那个词,用它来形容我们纷纭变化的现实,用它来描述我们的警觉,我们的希望。

对中国发生的伟大变革,我们每个人都置身其中。我知道,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对此作出回应。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杰出作家投身于此。在一个共同的语境里,他们的创作实践对我也是极大的鼓励。这不是客套。我倾向于把这个时代的写作,看成是一种义务劳动,看成是在为一种更成熟的写作铺路。我虽然不是语言上的本质主义者,但我确实相信,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能都是在为一种更成熟的语言而努力。

2005年春天,当我着手写作这部小说的时候,虽然我事先做了详细的案头工作,但我仍然没有料到写作过程会如此艰难。我一次次地感受到自己还是个新手,一次次地感受到写作的困难,也一次次地想过是否放弃。如果不是因为朋友们的鼓劲和催促,如果不是意识到它也需要见到它的读者,它可真的无法完成。

这部小说出版之后,得到了一些赞誉,当然也收到了一些责骂。我尊重那些善意的批评,我把它看成是文学对话的一部分。熟知我的作品的读者,或许可以从我的作品中读出来,我是多么尊重对话。在我看来,对话既是文学生态的应有之义,也是现代小说文本的基本要求。

谢谢你们对一个写作新手的宽容和鼓励。

南都:首先祝贺你获得第十七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杰出作家”,先让我们把目光推远一些,还记得你是如何走上写作道路的?

李洱:谢谢!确实很意外,谢谢评委们的鼓励。八十年代的大学校院里,写诗、写小说、写话剧的,多如过江之鲫。我当然也是其中一员。稀里糊涂的,就这样走过来了。生活中,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比较糊涂的人。

南都:从2001年到2004年,你相继交出了《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两部长篇,2005年开始动笔写《应物兄》,却在十多年后才问世,为什么?

李洱:人到中年,生活和心境都难免会有些变化,但这是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事,不说也罢。我的写作习惯,对写作速度可能会有些影响。正常情况下,每天能写三千字就不错了。第二天,我会习惯性地把前面的文字再看一下,再改一下。这一看不要紧,前面的文字可能就作废了。进一步,退两步,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南都:为什么选择儒学研究者作为写作对象?

李洱:儒学入世,儒学研究者研究的自然也就是入世的学问,让他当主人公是比较妥当的。

南都:写作周期一旦变长,作家不仅要面对外部世界的瞬息万变,还要处理经验回忆和当下的发酵更迭,过程中你如何把握周期如此之长的写作节奏?这样的写作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体验和心得?

李洱:写长篇小说,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你对这个世界要有一个总体性、稳定性的态度,同时小说要尽可能地具有对话性,要能够打开一个个对话空间。“对话性”这三个字,对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格外重要,我甚至把它看成现代小说的重要标志。当下发生的事情,如果对你有刺激,对你的情感和价值观有刺激,你不妨就让它加入对话。

南都:的确,从你的写作中可以看出,话语生活是知识分子生活的重要形态,你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话语生活”及其命运,这是否和你的学院经历有关?也有不少读者指认出了小说人物的现实原型。

李洱:学院经历,对我应该有影响。我注意到有些读者朋友列出了一些所谓的原型,但是坦率地说,有些所谓的原型,我在写作过程中从来没有想到过。小说处理的是经验问题,小说并不直接对现实发言,小说不是非虚构。

南都:但你在小说中确实塑造了各色知识分子,堪称活灵活现,通过文字铺陈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到了下半部分更逐渐溢出学院之外。这些知识分子人物中,有的如鱼得水,混得风生水起;有的道貌岸然……小说似乎道出了当下知识分子的一个困境,即知识分子职业化、中产化之后,在权钱围剿下的坍塌和贬值,以及知识分子“知与行”的矛盾,你如何看待今天知识分子的处境?

李洱:有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有不同专业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认知方式、处世方式,都有差异。小说确实写到了“知”与“行”的矛盾关系,但“知”的问题同样复杂。只有认识到认识的可靠性,其实是来自感性与理性、实践与理论的循环、叠加和发现,才能明白康德为何要用纯粹理性批判来提醒人们认识不能脱离经验,也才能知道马克思的认识论为什么格外强调实践的意义。相关话题,在小说中都有涉及。

南都:小说旁征博引,涉及的知识面堪称浩瀚,为什么会想写一本这样的“知识之书”?

李洱:所有小说都要处理知识。写乡村的小说,也要处理很多关于乡村知识。清明前后,点瓜种豆,就是知识。写知识分子的小说,当然更需要处理知识。知识也是存在的理由之一,也就是说,这是小说的题中之义。当然,这跟我对小说的认识也有些关系。当代小说,与十九世纪小说相比,如果有什么重大变化,那就是叙事话语有些变化,它日益成为一种综合性的话语。一种没有知识的话语,你能想象吗?

南都:据说你原来曾写到了200万字,后来删到80多万字,在修改过程中你如何理清结构和思路?

李洱:要把删减的内容说出来,估计得用几万字,理清结构和思路,对我不构成太大问题。它就在那儿,它几乎可以自动地向前滚动。

南都:最后呈现出来80多万字的《应物兄》,并不是一本“读者友好型”的小说,你在写作时内心是否考虑过读者?存在你为之写作的理想读者吗?

李洱:没有一个作家,不考虑读者的阅读感受。乔伊斯也会考虑的。当我说,小说应该有对话性的时候,我说的不仅是作品中人物与人物的对话,也包含着作家与不同人物的对话,以及作家与读者的对话。把能够参与有效对话的读者,看成理想读者。何为有效?面对一个文本,经验的契合和摩擦同时生效,一些晦暗不明的空间将被打开,而反省精神游荡于其间。其实,作家总是在寻找自己的读者,读者也在寻找自己的作家。他们通过文字相遇,心有戚戚,但又相忘于江湖。

南都:据说《应物兄》的英文本你建议的书名是“局外人”?“应物兄”和“默尔索”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

李洱:我很喜欢阅读加缪,但应物兄与默尔索是不同的人。默尔索是做什么工作的,一千个读者当中有九百个人不知道。但应物兄是做什么的,读过的人都知道,因为他是局内人。

南都:从《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到《应物兄》,你觉得自己的写作、你对世界的关注点经历了哪些转变?

李洱:时代对写作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写作的难度越来越大了,作家的训练和自我训练越来越重要了。同时,我也越来越认识到传统的重要性,意识到小说要解决的问题,是尽量填平传统与现代、有限与无限、身与心、词与物的鸿沟。这当然需要你在写作中付出极大努力。

南都:你最近在读什么书?

李洱:我最近正在细读的,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卡萨诺瓦的《文学的世界共和国》。我的食性比较杂,在同一时间段,我会阅读完全不相干的两个作家的书,然后再按图索骥,尽量去读一些相关的研究性作品。

南都:除了文学,你还有什么爱好?

李洱:带着儿子种菜。

采写:南都记者朱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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