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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逻辑和走势

原标题:2019年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逻辑和走势

预计2019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特征更为明显,人民币汇率总体将保持稳定,贬值幅度不会像2018年那么大。对人民币汇率要保持足够的调控力,保留稳定汇率的“杀手锏”,要顺势而为,不刻意追求人民币国际化,要提高汇率预期管理质量,增强政策公信力。

开局经济这么看(6)

周景彤 李赫

汇率变动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许多影响2018年人民币汇率的因素也将会影响2019年的人民币汇率,但一些新因素将使2019年人民币汇率走势与2018年有很大的不同,2018年人民币汇率呈现“一波三折”、总体贬值,而预计2019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特征更为明显,人民币汇率总体将保持稳定,贬值幅度不会像2018年那么大。对人民币汇率要保持足够的调控力,保留稳定汇率的“杀手锏”,要顺势而为,不刻意追求人民币国际化,要提高汇率预期管理质量,增强政策公信力。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2018年人民币汇率——“一波三折”

2018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上呈贬值态势,从年初的6.4967到年末的6.8658,贬值幅度为5.38%。但相比2015年、2016年的持续贬值,2017年的持续升值,2018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可用“一波三折”来概括,呈现“先强—后弱—再稳”的特点。2018年2月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延续了2017年以来持续走强的态势,并在2月7日达到6.2596的年内高点;但3月中旬之后,人民币由强转弱、由升转贬,并于6月14日美联储加息、6月15日特朗普批准对中国500亿美元出口产品加征关税后出现加速贬值;在8月份央行相继重启外汇风险准备金要求和逆周期调节因子政策之后,人民币汇率稳住了跌势,稳定在6.80—6.98区间。

与此同时,2018年市场主体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容忍度明显增强,结售汇行为总体保持理性。2018年银行结售汇逆差为559.58亿美元,比2017年同期收窄49.9%。2015年汇改后,离岸市场汇率与在岸市场汇率价差相对较大,做空和唱空人民币汇率的声音较大。但2018年以来,人民币离岸市场汇率与在岸市场汇率价差较小,说明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比较一致。

2018年人民币汇率总体贬值且幅度较大,主要与四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一是经济基本面差异。经济增长对汇率会通过“GDP增长—投资利润率上升—资本流入增多—汇率升值”这个路径来产生影响。2018年,我国经济增长6.6%,较上年回落0.2个百分点,并且逐季放缓、下行压力较大,而美国经济总体强劲,全年预计增长2.9%左右,比上年加快0.6个百分点。中美宏观经济的增速差收窄是人民币整体贬值的重要原因。

二是货币政策方向。从货币政策操作来看,2018年中、美货币政策操作“一松一紧”,即中国货币政策稳中趋松,美联储加息缩表,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导致中美利差持续收窄。2018年,中国人民银行实行了四次降准,美联储则实施了四次加息。中、美两国货币政策的“一松一紧”导致中美利差持续缩小,10年期国债利差从年初的147个基点缩小到年末的56个基点。

三是中美贸易摩擦。2018年3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标志着中美贸易摩擦实质性升级。6月15日,美国开始对中国500亿美元产品征税;9月24日,美国开始对中国20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中美贸易摩擦超预期升级,导致国内外市场信心受挫,人民币汇率加速贬值,从6月15日的6.4146下跌到8月24日的6.8789,跌幅达6.7%。

四是经常项目顺差。从资本流动角度分析,我国贸易顺差缩小造成了外汇储备少增、汇率持续承压。2018年,我国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2.33万亿元,比上年减少18.3%。经常项目差额占GDP的比重由2017年的1.71%降到2018年三季度的0.28%。外汇储备则由2017年末的3.14万亿美元减少到2018年末的3.07万亿美元,减少了672亿

美元。

2019年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逻辑和走势

2019年,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因素,既有贬值方面的又有升值方面的,整体将在宽幅区间内波动。

贬值因素方面,主要来自国内,包括经济增长减速、货币政策趋松、贸易盈余缩小等。实际上,2019年影响汇率贬值的国内因素是2018年贬值因素的延续。

第一,中国经济继续放缓。宏观经济方面,供求两端双双走弱,预计2019年经济增速还会进一步放缓,尤其是上半年放缓更为明显。

第二,货币政策继续放松。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公布在1月15日和25日分别实施降准,释放流动性1.5万亿元,未来还有降准的可能,预计全年降准在3到4次,货币政策料将比2018年更为宽松一些。

第三,贸易盈余减少。2018年12月,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出口增速为-4.4%,进口增速为-7.6%,预计未来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将会更大,贸易顺差可能进一步缩小。

升值因素方面,主要来自外部,比如美元指数技术性回调、美国经济减速、中美贸易摩擦缓和、美联储加息缩表政策放慢步伐等。

第一,美元指数技术性回调。2018年,美元指数从4月16日的89.44之后持续走强,一路攀升到11月12日的97.69,之后高位震荡盘整,直到2019年1月依然处于96以上的高位(1月22日为96.32)。从历史经验来看,五年平均的美元指数在90左右,而现阶段美元指数处于高位,预计未来将有技术性回调。美元指数回落,会减轻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包括人民币)的波动压力。

第二,美国经济见顶放缓。与2018年三季度相比,美国的消费、企业利润、投资等数据都相对疲弱,预示美国经济有放缓迹象。同时,房地产泡沫、政府债务上限和贸易摩擦,都成为悬在美国经济头上的利剑。2018年12月,美国成屋销售仅499万套,创三年来新低。

第三,美联储放缓加息缩表步伐。从2018年10月10日,美国股债“双杀”后,市场对美联储加息政策颇有微词。近期,美联储官员也频繁释放鸽派信号,2019年预计加息次数降为2次。美联储减少加息频率,有利于缓和中美两国利差缩小的趋势。

整体来看,201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在宽幅区间内波动。虽然既有促进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因素也有促进其升值的因素,但人民币汇率的预期总体上是稳定的。同时,需要密切关注对未来预期会起到转变影响的事件和因素,比如中美贸易谈判结果等。中美关系是个长期的、复杂的问题,除了经贸问题,还包括科技竞争、制度竞争以及全球领导力竞争等诸多问题。

几点建议

汇率稳定至关重要,波动幅度过大既不利于进出口贸易,也不利于经济平稳发展。需要对汇率保持调控力,避免汇率大幅波动。

第一,对人民币汇率保留足够的调控力,保留稳定汇率的“杀手锏”。

在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时,由于汇率对进出口数量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汇率短期内大幅度贬值会首先造成进口商品计价的变化,即造成进口支出相对增大,从而导致短期内贸易差额恶化。而汇率大幅度升值也会在中长期不利于国际收支平衡。所以,有关部门要推动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让市场在外汇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同时也要保留逆周期因子、离岸市场发行央票等最后手段,保持汇率稳定,作为对国际炒家的威慑力量,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心。

第二,顺势而为,避免过度追求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提升全球影响力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必经之路。目前,人民币国际化已取得巨大进展,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SDR篮子以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境内外直接参与者有31家,境内外间接参与者高达695家,实际业务范围已延伸到148个国家和地区。但人民币国际化也是把“双刃剑”,一定要在内外部宏观经济环境稳定时进行。现阶段,在美国经济放缓趋势明显、欧洲政治局势不稳、新兴市场信心不足、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等内外部环境并不稳定时,应提高人民币现金跨境流动管理水平,防范短期内资本大量流入流出,稳定中国金融市场。

第三,提高汇率预期管理质量,增强政策公信力。

2018年6月,受美国加息、提高中国500亿美元关税等因素影响,市场上加剧了恐慌情绪,“羊群效应”严重,导致人民币汇率加剧下跌。如果再遇此类情况,相关部门应及时出手,防患于未然,避免汇市出现过度波动。提高汇率预期管理质量,一定要释放出足够清晰的信号,政策应具有预测性,只有这样政策才会有足够的公信力,才能更好地引导市场预期。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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