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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归途我们如何告别

原标题:生命归途我们如何告别

时间:2019年5月24日19:00

地点:天一阁·竹林书院

嘉宾:杨锦麟 锦绣麒麟传媒创始人,锦麟公益基金会创办人

陆晓娅 前北师大“影像中的生死学”讲授者

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宁晓红 北京协和医院副主任医师

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王海兰 “安馨养老”总裁

王 超 旅德知名青年钢琴家

主持:石晓芳 《格调》杂志社主编

主办: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格调》杂志社

接受过死亡教育才会有谦卑和敬畏

主持人: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关于生命归途的话题。

可能大家听说过“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它创办于2013年,由陈小鲁、罗点点共同发起,在“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的基础上创立。它致力于“生前预嘱”推广以及倡导高质量的缓和医疗。《格调》杂志创办于21年前,从去年开始推出“温暖星球”等一系列活动,意在传达我们对生活和生命的善意和善念,传递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美好期许,

什么是国人世世代代向往的“好死”和“善终”?我们理解那就是有尊严、无痛苦的符合本人愿望的状况。

杨锦麟:告别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栏目后,我60岁开始自己创业。到今天我有两个“想不到”:想不到我这个公司还在;想不到我这个公益基金走了5年。所以对我来讲,向死而生,这是一个生命的概念。

我天天考虑怎么活得更有质量,活得更有责任感。以下是我这些年创业过程当中自己的历练:2017年我去走戈壁,三天两夜90公里。40个人中我最年长,但我总成绩第二,第一名比我少用了半个小时,但他是1996年出生的。所以我觉得我还可以,这不是作秀;2015年7月到12月,我分别到南极和北极,零下3度、水深4000多米的海水中游泳。我想试一下自己在极限过程当中怎么去面对困难。

人一出生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就是人必定要死。人生一个大问题就是生和死,而我们这个文化是欠缺生死教育的。接受过死亡教育的人,尤其是我们年岁稍微大一点的,才会有谦卑和敬畏。我们对活着本身会郑重其事,我们不会轻生,不会浪费生命,会珍惜自己的存在。

关于如何活着的问题,死亡才是最好的老师。所以今天谈的是有尊严的死亡,比如生前预嘱。我觉得有生有死,才是最圆满的生命。

我到香港谋生30多年,眼看着“亚洲金融风暴”,天天有人跳海、跳楼,自杀。从我个人来讲,我是靠一支笔维持到今天。在那个年代失业,比我们当年“下乡”还难。因为你是一家之长,你不能跟你的太太分享失业的痛苦,你不能让孩子有太多的负担。那个过程也是另外一种濒临死亡的感觉。

而真正跟死亡近距离接触,是台湾“9·21地震”、“8·8水灾”,汶川“5·12”。为什么很多一线记者从“5·12地震”灾区回来会得抑郁症,会得各种各样的精神病状?他看到太多的东西太惨,这个也是我经历的。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濒临死亡的感觉。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遇,和死神擦肩而过。也就是这样的东西才让你知道珍惜你的当下,以及活着的意义。

在西方哲学里面,死和亡是分开的。死是过程,亡是结果;死是实际的,亡是虚无的。不同文化背景的生死观是不一样的。日本的豪宅是可以跟坟墓挨在一起的,他们不抗拒亡灵。

这些年我的体验就是向死而生,从创业的角度,一个人坚持的角度。坚持就是向死而生,守望就是你坚持;委曲求全就是向死而生;这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就是向死而生。

今天的中国人缺少对生命的尊重和对死亡的坦然

杨锦麟:向死而生,一般人做不到。至少在我们没有一定阅历、没有生活沉淀时,我们也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

动荡的年代,不确定的年代,选择生比选择死更需要勇气。到今天能够搞“生前预嘱”这样的公益组织也才只有一个。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死亡教育的功课。有这么一句话——“怕死,你就已经不再活着了”。

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年轻人,很轻松地去选择死亡。我觉得很不应该。经过了苦难的人会珍惜生命的存在,而没有经过苦难的,会放大生死。这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要命的病症。

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缺少对生命的尊重,缺少对死亡的坦然。我认为我们应该有这个方面的功课。我坚持“只要活着你就看得见”。“少年均存有大志,老来方知大事靠天,小事靠己。多有自视才高者,为速成而不顾天伦,得小位而抛弃情义,结果多为惨命。人之品行,亦有轮回,人不报天自报也。”我认为这些话对我们树立正确的生命观,甚至怎么去面对自己的成和败、生和死,其实都是有一些启示的。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生命哲学,就是你一定不要轻易地去选择死亡,但是对待生命走到尽头的死亡,必须有一个坦然面对的态度。

我们今天可以坦然地谈到生死。死亡是生命一部分,这是《阿甘正传》的一句话。我觉得让我来,可能是觉得杨锦麟你60多岁了,你来谈生死好玩一点。但是在座的老师和医生,其实他们比我更有体会,离生命终结点越近。其实我们对死亡的理解可能更加透彻更加平和,出家人除了出家念禅那些以外,真正的出家人、做学问的人,学问深,他就是要求悟生死。

一个完整的生命观其实包括你对死亡的解读。当你对死亡的解读是一个很坦然的态度的话,去签署“生前预嘱”就是水到渠成,有尊严的死是每个人应该的追求。

今天的话题是“面对死亡,我们谈论什么?”还没有进入这个主题,我们不妨谈谈怎么活着,好好活着,有尊严地去死。我希望我死的时候是一个读书人的样子。终南山有一个方丈,我们是厦大的校友,他说了一句话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死亡是什么?死亡是伟大而美丽的休息。”

如果你想死得平静和坦然你就一定要有超越性

主持人:陆晓娅老师从《中国青年报》退休之后,热衷于公益、旅行、写作,在北师大开设“影像中的生死学”课程,是北京生前预嘱协会的理事,而且她还是一位“暗黑旅行者”,热衷于做墓地导游。下面我们就有请既热情拥抱生活、又坦然面对生死的陆晓娅老师。

陆晓娅:刚才听了杨锦麟先生的演讲,听年轻钢琴艺术家王超弹奏乐曲的时候,有人觉得自己内心被扰动了吗?能举个手吗?珍惜你们的扰动,这是一种活着的感觉。我们活着不只是吃喝拉撒,我们活着还因为我们有丰富的感受力,可以从他人生命中去感受那种热情。

我在我的课堂上曾经跟学生做过一个活动,问他们“你们觉得什么是生命的活力?生命活力都来自哪里?它又因为什么而消失?”我让他们悄悄给自己的生命活力打个分。有的学生课下跟我说,“老师,我给自己的生命活力打20分、40分”,很低。他们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在我们看来应该是最充满活力的一个年龄,他们的活力跑到哪里去了?

我想听杨锦麟先生演讲的时候,有的朋友也会想“这个男人很作,60岁了还要创业,然后还要把自己扔到极限的环境里面,还要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那我的学生说:“老师,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这一辈子就是想过平平安安、平平凡凡的生活。”我说:“好啊。人有两个自我,一个自我叫体验的自我,我们会体验每时每刻的当下,也许是感觉欣喜,也许是吃了什么好吃的,觉得非常的爽。但是人还有一个自我叫记忆的自我,它会把它的权重压在两个时刻,一个时刻叫做PK,就是巅峰时刻,还有一个是END,就是结束的时刻。”

人到快死的时候,有些濒死学研究发现,人会飞快的有一些像过小电影一样,你生命当中一些场景,飞快地扫过。如果你一生真的都是很多小确幸,但是没有什么PK,那么到最后临终的时候你会不会有遗憾呢?所以我也会去和很多人讨论,我们向死而生是不是仅仅有小确幸就够了?哪怕是连续的,我们有很多很多,我们也很珍惜它,我们珍惜今天听到那么棒的音乐,我们珍惜如此美好的一个环境,但是我们人生是不是也需要有超越性,不糟蹋我们自己的潜能,最后到临死的时候,我们会说一声“我好好活过”?

知道老外怎么说我们中国人吗?他们说“中国人活着就好像从来也不会死一样,到死的时候好像从来没有活过”,这个多悲催。杨锦麟先生今天以他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活着我们要有小确幸,也珍惜小确幸,但是如果你想死的时候死得平静和坦然,你就一定要有超越性。

我非常喜欢一个心理学家欧文·亚隆(IRVIN D.YALOM),他写了一本书叫《直视骄阳:如何克服死亡恐惧》。它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人为什么怕死?有很多种原因,但是在他长期的心理治疗过程中,因为他曾经在医院带很多癌症病人的团体、艾滋病人的团体,还有很多丧失亲人的团体,他现在87岁还在每天做心理治疗,他从自己的研究和大量心理治疗个案当中发现,没有充分活过的人,是会对死亡感到恐惧的。

其实最想做的一件事是和老人谈死亡

陆晓娅:所以反过来,如果你想活得好,死的时候真正能够死得坦然,恐怕就要想想我们怎么样活得好。我现在常常跟高龄老人交谈,80多岁,90多岁,我非常奇怪,我们是不是觉得人活到80多岁、90多岁,甚至100岁,他们就不怕死了呢?不是的,我发现很多高龄老人还是非常怕死的。当然这个原因我知道很复杂,我也没有做过非常科学的研究,但是我在跟一些老人交往当中,我知道其实有些人他的一生,因为自己的命运和历史纠缠在一起,没有机会让自己的才华得到一个好好的释放,他们有很多的遗憾。正是有这样的遗憾可能他们不想死,害怕死亡。

我在北师大开了一个“影像中的生死学”的课,我不想把生死学变成一个很抽象的哲学讨论,我用电影把他们带入真实的生活场景。其实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是和老人谈死亡。我曾经设计了一个老年心理课堂,想在某个老年大学开设,里面包括了两个课时,关于为死亡做准备。奈何开不成。所以我一转念说“好吧,我就找一帮年轻人谈死亡”。

我想他们二十来岁应该是离死亡很远,我们也很好奇他们到底有没有一些跟死亡相关的经验。我第一堂课叫他们写一篇文章,叫做《死亡离我们有多远》。第一我希望把他们带入到探索生死的氛围,我也想知道生死的故事。我也没有限定他们写多少字,但是我有一个直觉,如果这些孩子跟死亡发生过关系,他们八成会在这个里面说。

后来那个学期,我就把学生这些作业做了一个大概的分析,38个学生交来作业,25个经历了祖辈死亡,9个曾经想过自杀,9个经历过亲朋好友的死亡(还有一个同学是经历过自己的父母死亡),还有4个同学写的是经历过宠物的死亡,甚至还有4个同学是经历过他人自杀事件。38个学生,怎么样,他们对死亡的经验是不是超过了大家的想象?至少是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那也许大家会说,生老病死,这就是自然规律,经历了祖辈的死亡怎么样?经历了宠物的死亡又怎么样?那关键是怎么样经历的,这样一段经历,给他们的生命留下的是什么?如果他是一个从小被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当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没有机会去医院看望,甚至不被允许参加葬礼,你们觉得对他会有影响吗?

这样的事情经常在发生。我们成年人有两大理由是不允许他们跟祖辈告别:第一个理由,人临终的时候样子不好看,可能被癌症折磨的人都脱形;病房里面有气味,会吓着孩子;第二个理由就是学习很忙,不能够耽误。我原来做过心理咨询,在我的教学当中,其实不断地会碰到这样一些孩子。

也许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什么都留不下但我至少可以给亲人留下爱

陆晓娅:2003年中国有一个大的社会危机叫做非典,非典的时候整个北京中小学都停课了。非典危机过去学校复课,我当时带着一个志愿者团队“青春热线”,将近20个人,我们就走进了北京某一所中学去给初二年级做一个全体的哀伤抚痛活动。因为他们的班主任老师被非典夺去了生命。还没有复课的时候,学校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告诉这些孩子,然后同学们就在传,“你知道某某老师死了吗?”

孩子们也不知道该怎样作出反应。他们恐惧吗?为老师的逝去难过吗?怀念老师吗?他们很多情绪没有地方表达,所以学校的老师们会觉得这帮孩子好冷漠,怎么什么反应都没有?其实不是孩子们冷漠,是他们没有机会。所以在开学那一天,我带领着志愿者团队来到这个班上。那天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比如我们事先收集到这位老师家访时手绘的地图,现在很少有老师会把每一个学生的家都走到,这位老师做到了。这位老师会为那些家境困难的孩子带早点。我们把这些老师故事都发掘出来,把那个地图投影在PPT上。最后我们邀请同学们给这位已经逝去的老师写一封信,孩子们写完信,他们自己把它装在一个非常漂亮的盒子里,系上丝带,送给老师的家人,对那个老师家人是莫大的安慰。一个教师,她的价值,她的生命尊严,就这样能够被学生们珍惜到了,我觉得那是对家人特别大的安慰。

在那一天团队辅导当中,我们就发现一个小女孩哭得特别厉害。我自己因为是做心理治疗,参加过国际心理创伤这种连续培训,我就知道,强烈的情绪背后一定有心理创伤。我们就把这个孩子单独留下来了,就问她“你这么伤心是想起了什么?”她说“我想起了我的爷爷。我从小是我爷爷带大的,可是我爷爷生病的时候,我爸爸妈妈不让我去医院看他,最后也不让我去参加爷爷追悼会。我一直觉得我特别对不起我爷爷”。

也就是说一个重要的人离开,如果我们没有机会好好跟他道别,或者用我们“安宁疗护”的概念——道谢、道歉,道爱、道别,我们没有好好的“四道”人生的时候,这个事可能会成为我们心理学上说的“未完成事件”,长期围绕着他人生的背景当中,会影响到他的很多事情。

所以我想说的第一点就是,不要觉得好像谁都会经历生死,有什么好像一定要去告别吗?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我越来越感觉到其实有的时候,经历生死有些人生命会因此而成长,虽然有一点残酷。不光是那些活着的人,比如说父母死了我们忽然会感觉自己长大了。我记得我的好朋友去世以后,她的女儿专门跟我长谈过,后来她的先生来跟我说“我觉得好像贝贝在一天之间就长大了”。包括很多临终的人,当他们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会回顾他的一生,会想我到底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也许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什么都留不下,但是我至少可以给我的亲人留下爱。

上“生死学”课的目的是适度提高死亡焦虑

陆晓娅:2018年我在一个月内经历了三个同龄朋友的去世,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其中有一个朋友过世以后,他的太太有时候还跟我谈。那个朋友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能够看开生死的人,因为他比较早开始研读佛经,但是他做了一个让我没有想到的选择,就是他一直在坚持治疗。这个是让我有一点意外,后来他的太太跟我说,有一次他跟他的太太说“我真的不行了”。他的太太那个时候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就特别崩溃,大哭。他后来坚持治疗,除了要给他太太一些时间做准备以外,还有别的原因吗?

他太太告诉我,他自己是一个物理学博士,搞研究的。他把自己所有的指标的变化,全部做了非常详细的记录,帮助一个年轻的肿瘤科医生去拿博士学位。听了以后,我真的觉得太棒了——即使死他都给自己创造了一个价值,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宁愿自己忍受了很多痛苦。

所以我想我在大学里面跟学生们谈论死亡,其实真的不光是说怎么样为死亡做准备,我很高兴他们开始反哺自己的父母、自己祖辈,告诉他们怎么面对这些事情。甚至他们当了老师,学校里面有同学去世,是装作看不见,就像这个人消失?还是说我们可以为这个同学的去世做一点什么?我的学生们都有很多的思考。

但是我想更多的是这些学生们在这样一个学习过程当中,他们开始思考怎么活着。所以有人说“陆晓娅,上完你的课,你的学生是不是就不怕死了?”我说“我上这个课的目的,是适度提高他们的死亡焦虑,而不是让他们没有”。为什么?焦虑功能——焦虑可以让我们更努力地活着,可以让我们不要仅仅去享受小确幸,而是想办法做一些超越性的事情,让我们最后能够死得非常的平静和坦然。

今年的清明节收到学生的邮件,好几年前的学生,他说“老师,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我就会想起你”。他们已经把我和清明节挂上钩。这个学生上完我的课以后,他就去报了一个架子鼓培训班,他觉得这是他的生命热情所在。然后他在今年的邮件里告诉我说,“老师,我现在是我们学校的鼓协主席,有了自己的乐队”。他虽然一直在学他的专业,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生命当中多了一个能够去帮助他面对那些困顿、挫折,能够带着激情的一种东西。我想这就是我想做的。

当然我现在仍然非常愿意去跟老人家们谈死亡,因为这个事很急迫。有准备的死亡和没有准备的死亡是不一样的,怎么谈也是需要探索的。我自己现在也仍然在一个探索中。所以我说我不是学者,我就是一个生死学的探索者和传播者,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下,我这六七年在这个生死学领域里面走过来的一些感受和一些想法。谢谢大家。

走到生命的出口还没有到达天堂入口的时候一个人是最孤单的

主持人:我们现在人都热衷于去机场接送亲人朋友,其实这个事“滴滴”都可以干的,但是当我们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当我们亲朋好友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很好地告别的。我曾经有一个医生朋友说过,他做缓和医疗,做安宁疗护,每天都要送别病人,他心里很难过。在别的医院都是把病人治好,让他康复回家。而在他那儿,是一天一天送走很多人。他就问他的老师:“我们做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意义?”他的老师告诉他:“一个人走到生命的出口还没有到达天堂入口的时候,是最孤单的。而我们就是陪着这个人走过这段最黑暗日子的人。”下面我们有请协和医院的宁晓红老师来做分享。

宁晓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告诉我一下,特别想听什么?

观众:今天是我妈妈七七。妈妈最后是昏迷的,她一只眼睛已经被肿瘤侵害,另外一只眼睛在最后一刻流出眼泪。我特别想知道妈妈最后是不是很害怕,或者觉得很无助?

宁晓红:我是1998年当内科医生,在肿瘤内科12年,之后在老年医学科5年。陆晓娅老师说了濒死体验,那本书我也读过,现在也有不止一本关于濒死体验的书,死过一回活过来的人,他说他遇到了什么,他的感受。绝大部分的人感受是好的,他说前面很光亮,很温暖,甚至他遇到了上帝(他确认那是上帝)。最后他不想回来也被拽回来了。

病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听力是最后丧失的。所以在她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即便她是昏迷的,我们也要觉得她像一个能交流的人,跟她说话,抚触她,尤其是跟她说一些平安的话,“妈妈你放心地走吧,我会一直在这儿陪着你,你担心的那个事我是怎么怎么安排的”。一定是说平安的话,而不是哭天喊地。那样的话她会是什么感受?就像你问的,我也不知道,她想安慰你都没法安慰你,她会说“这么舍不得我”,那她走得也不会平安。所以我们一定是给她平安的话。

我们判断一个人痛苦不痛苦,不能说话的时候其实是看肢体信息,比如说她皱眉、扭动、呻吟,她是痛苦的。如果她非常平静,表情也是平静,没有呻吟什么都没有,我认为她是非常平静的。我们做好我们自己的,就是做最后的陪伴,然后她是否痛苦去观察,如果她有任何呻吟、皱眉,就跟医生说我们可以用一点药,减轻最后的痛苦。

整理/雨驿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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