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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年,严复在京买豪宅?

原标题:一九一九年,严复在京买豪宅?

严复

严复致张元济之手札(部分)

张元济复严复之信稿

张元济

肖伊绯

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各种难得一见的历史文献,少有披露的相关史料,似乎也因着这一历史机遇,以“纪念”的名义纷纷现身。社会各界或办展览,或搞拍卖,以种种行动来纪念“五四”百年,而对“五四”历史感兴趣者,也总能从中获见不少珍闻逸事,颇觉新奇特别。

新近发现的一组两通严复与张元济的通信,乃《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与《张元济全集》(商务印书馆,2007)均未收入的“佚信”,即将在某大型拍卖会现身,又为后世读者对“五四”的解读带来了一番新奇意味。

原来,1919年11月14日,“五四”运动爆发半年之后,曾经的北大校长、首倡天演进化论的著名学者严复,没能与时俱进、老当益壮,没有投身“五四”运动的历史洪流,却因老病缠身,正卧病于北京协和医院。不过,在入院诊治期间,严复也没闲着,就在北京又新购置了一处房产。交房在即,急需用款,数额竟达银圆一万二千元之多。

严复为凑足房款,定活期存款都提

为此,严复迅即给商务印书馆的当家人张元济写了一封“快信”,请火速将其存在馆中的定活期存款提出,凑足一万二千元之数,通过上海的中国银行汇兑至北京。且看二人通信原文,转录如下(无法辨识的字迹以标示)。

严复致张元济手札中写道:

菊公赐鉴:上午蒙枉顾,极感。相讬汇款一节,刻查若由中国银行作兑,可以无须汇水。敝处新置房子,不日该处业主来,订于阴历九月廿九日交割,彼方既已交房,此方自应同日交款。不审我公何日可以抵沪。如九月廿五日内可以到,头则照信兑,敝处自可届期得银,若屈计时间逼促,汇到未必如期,即请嘱其电兑。再者早起所言之款,係云一万一千元,但恐尚有别项用度,应请改为一万二千元作兑,荷来至感。划款之法,自应先侭活期,不足再划定期,划后所余多少,请属出纳科见示可也。另,敝处活定各折汇交京报孙伯恒兄寄上。不手此,即颂行安,无任以感。

弟复,十一月十四日(即九月廿二日)亥刻泐。

而张元济回复严复的信函中说:

本日奉到十四日亥刻手书,展诵祗悉。此係快信,于十五日所发,发时通车已行,故必须后一日。然十七日总可抵沪。乃迟至今日始行递到,又由棋盘街转至宝山路时已午后,即交分庄科开车发款,与银行接洽,洎赶到行中,已过午后三钟,不允收款,只可缓至明日汇。电汇当日必到,不至误二十九日之期,但来示谓无须汇水,该银行不肯承认,请尊处向京行理论为幸。元济前承面示,此款至迟可在阴历十月初十日付清,故曾商伯恒,嘱其陆续发奉冀省,汇费今既提早,祗得由沪兑去,如尊处能向银行索回汇费,则亦并不吃亏也。查尊款活存项下,祗有九千余元,今遵命在定期内添拨凑足,但定期存款未到期提用者,其所提之数利息祗能照活期计算,尚祈鉴察。又定期共有三户,应在何户内拨出三千,亦祈明示,以便转知会计科照办,是为至幸。伯玉兄赴鲁省,未知何知何日返京,顷亦有信,恕不另覆矣。

八年十一月十九(晚)日,商务印书馆发行所通信稿

严复心急火燎,张元济有条不紊

上述一通严复致张元济的“快信”,为严复手书,时为1919年11月14日晚,次日从北京寄出。五天之后,11月19日,身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收到此“快信”,迅即于当晚拟出“信稿”(铅字排印稿),于次日一早寄发。

然而,可以试想,按照当时的信件邮寄速度,在两天之内,要赶在严复所称的交款日(即11月21日,阴历九月廿九日)之前,将银圆一万二千元从上海汇至北京,无论采用信汇还是电汇,似乎已经没有可能。

虽然,张元济在复信中强调,“洎赶到行中,已过午后三钟,不允收款,只可缓至明日汇。电汇当日必到,不至误二十九日之期”,意即如果11月20日电 汇,身在北京的严复当天即能收到,即便再缓一天,11月21日电 汇,亦可。但是,张元济在复信中亟待严复解答一些具体问题,还需其复信寄至之后,才能向其汇款。这一来二去,来回耽搁,无论怎么“快信”,要在一两天内把这笔款项汇出,恐怕确实难以办到。

原来,严复委托商务印书馆办理的存款,活期存折上已“余额不足”,“祗有九千余元”,张元济“遵命在定期内添拨凑足”,“但定期存款未到期提用者,其所提之数利息祗能照活期计算”,这样提前取款自然会造成存款利息的损失,这一问题需要事先知会严复,并需要其示意可行。此外,张元济还向严复询问,“定期共有三户,应在何户内拨出三千”,这也是必得明确的一个问题。至于严复信中曾提到“中国银行作兑,可以无须汇水”一节,张元济也明确回复称,“该银行不肯承认,请尊处向京行理论为幸”。

可见,关涉到个人利益问题,张元济是非常谨慎细致的,操办具体事务也极为稳妥,并不因“事急”而“情急”,在相关问题没有得到明确解答或示意时,是不会自作主张、急事急办的。比严复小13岁的张元济,在急于购置房产的前辈师长与重要客户面前,倒是显得少年老成,办事有条不紊。

急严复之所急,张元济借款应急

那么,严复“快信”催办汇款之事,究竟有没有下文呢?《严复集》中并没有收录关涉此事的严复致张元济信件,故而无从确知此事后续如何。好在《张元济全集》中还收录了关涉此事的两通张元济致严复信件,可以从中窥见张元济办事虽认真稳妥,可最终还是急严复之所急,采取了“应急”之法,虽时间稍有滞后,可毕竟还是将此事圆满完成了的。

1919年11月24日,张元济再次致信严复,再次提及“定期存款未到期提用者,其所提之数,利息祗能照活期计算,前函业已陈明。再尊处活期存款业已无余,而定期存款随时支拨本为定章所格,祗能偶尔通融。查尊处定期存款共有三户,除前拨三千外,应请在某户内再行总拨若干,以便随时应用,庶于办事上不致窒碍”。通过信中的这些内容,可知除了再次向严复表明定期存款未到期提用将导致利息损失之外,张元济应当已经在11月24日之前将汇款之事办妥,且还提醒严复需再从某个定期存折上提取一定数量的资金出来,“以便随时应用”。

1919年12月5日,张元济再次致信严复,称“嗣又奉到十一月二十四日惠函,知前寄去中国银行已经递到”。于此可知,严复至迟在11月24日,已收到汇款。张氏在信中又称,“属将定期存款三户择小者先行取销,归还汇京之款,当交会计科详查”。于此又可知,为凑足一万二千元银圆的汇款,除了提取严复的活期存款九千元之外,另外三千元由于等不及严复复信明示究竟提取哪一张定期存折,张氏可能因之临时拆借了款项应急,故前函有“祗能偶尔通融”之语,而严复亦知此应急借款实在是“破例”之举,故即刻在复信中亦明确表示,“将定期存款三户择小者先行取销,归还汇京之款”。

据《严复集》中所录《严复日记》可知,1919年初,严复尚在福州郎官巷家中养病,病情危重,1月21日时有“病发几殆”之记录。6月间,至上海诊治,似有好转。10月12日,自上海登轮赴天津;10月16日,“上午九时到津,四时三刻车进京”,转入协和医院诊疗。10月25日,“往看新居”。11月6日,“受总统任命顾问”。可能正是因为出任总统顾问一职,让已经步入人生暮年的严复并没有在北京诊疗之后即刻离京返乡,而是选择了购置新居、暂寓京城。

时至11月21日,《严复日记》中并没有提到新居交房交款之事。但在11月22日,“得菊生快”,确实是收到了张元济的“快信”。次日,“得菊生快复,并中国银行收条”,又再次收到了张元济的快速回复(可能是电报),且还收到了中国银行的汇款。之后一个月的日记中,严复并没有记载这笔汇款的用途与去处,只是在12月27日,提到过“午后二时,回至新寓”,可知其已然住进了购置的新居。

严复新居属“豪宅”,比鲁迅可阔气多了

虽然并不确切知晓,严复于“五四”那一年,在北京购置的新居究竟在何处,不过其急需的那一笔汇款——银圆一万二千元,可绝不是一笔小数目。这一款项,若全部用于购置房产,那可绝对是顶级“豪宅”。那么,这一款项,当年究竟有多大的购买力,若全额用于购置房产,又将有何等的规格与配置?在此,不妨就以鲁迅所购四合院为例。

据《鲁迅日记》载,1924年5月,鲁迅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瞧中一处四合院(现北京鲁迅博物馆),花银圆八百元买了下来。这座四合院有三间南房,三间正房,东西各一间小厢房,正房后面还有一口井、几棵树、一片小花园。由于房子有些破旧,鲁迅又花了银圆约二百元翻修,还置买了一些简单的家具;全家住进这座四合院,实际上花了银圆一千元。

以此类推,还暂且排除1919年可能较1924年的物价更低一些的客观因素,就径直以鲁迅所购四合院为物价标准,严复当年提取存款银圆一万二千元如全部用于购置房产,至少可以购置如鲁迅所购的四合院达十二座之多。如果是用于购置一所房产,其内外部装修及基本设施之豪华,可谓超乎想象,毫无疑问的属于顶级豪宅了。

遗憾的是,这所顶级豪宅,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今已无可寻觅其确切地址。不过,尚未搬进新居之前,严复在北京暂寓的汪芝麻胡同七号,如今倒还可以一寻踪迹。汪芝麻胡同,今属北京东城区景山街道,位于张自忠路南侧,东起东四北大街,西止南剪子巷,全长四百余米。

这条胡同明代属仁寿坊,因有一汪氏纸马店而得名。至清代时,因“纸马”与“芝麻”发音近似,遂又称汪芝麻胡同,一直沿用至今。如今,胡同里尚存不少富有历史价值的“豪宅”,如28号、35号、45号、49号、53号、56号以及59号院,据说都被列为东城区第二批四合院挂牌保护院落。只是未知严复曾寓的七号院何在,亦不清楚是否一百年前的院落排号与今有所不同,此七号院或即上述诸院之一?

“豪宅”住了不到一年,严复返乡后最终病逝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暂寓的汪芝麻胡同七号,还是巨资购置的新居“豪宅”,严复都没能在这些居所中逗留太久,都未能在此中安享安养一番。次年秋,1920年10月19日,“自京南行”,仍是循着先前的由福州至北京的路线,返归而去——先至天津,再于10月21日转赴上海,再转归福州。此行乃是为返归福州“避冬”,因久病体弱,严复已经不可能再在北京过冬了。

10月30日,终日为失眠症、咳喘病、鸦片瘾折腾得寝食难安的严复,终于带着一身沉疴返归福州郎官巷旧居,定居了下来。为治病四处求医问药,甚至向道士求丹,还服下了“罗真人符三道”的严复,病情却始终未见好转,一年之后,1921年10月27日,猝然病逝于家中。

至此,严复在北京斥巨资购置的新居“豪宅”,再无下文,或已被亲友变卖,或长期闲置租赁,都不再为人所知。若不是新近这一组两通“佚信”的现身,这一所严复居住了不到一年时间的“豪宅”,恐怕还永不为世人所知罢。

出人意料又似乎预料之中的是,1921年严复的逝世,并没有引起世人多大的哀恸与反响。那些曾经手捧着《天演论》与《原富》,热议着《群己权界论》的新派知识分子与文化先锋们;那些读着“严译西方学术经典”成长起来,心存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座右铭、高呼着“内惩国贼,外争国权”的新青年们,对这位“西学、中学第一流人物”(梁启超语)的猝然离世,竟无暇一顾。

这或与当时的国内环境恶劣有关。军阀割据、战火涂炭下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个人生存尚觉渺茫,自然对这位渐泛遗老气息、无法与时俱进的老人更无关注之意。与此同时,严复本人也更注重个人家庭与家族的经营,更关切自身生存环境与生活质量的保障,对曾经作为其忠实读者的新派知识分子与新青年们并无太多关注,更谈不上投身其中,甚至对梁启超、胡适等人的学术水准,还颇有微词。只是其身后萧瑟,着实也令人感触良多。供图/肖伊绯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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