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葵丨尊碑·变法·蛰伏——四川近现代书法管窥(1852-1979)

原标题:王家葵丨尊碑·变法·蛰伏——四川近现代书法管窥(1852-1979)

尊碑·变法·蛰伏

——四川近现代书法管窥(1852-1979)

王家葵

竹禅 (1824-1901)《蜀江秋渡图》

42cmx89cm

四川较之中原虽地理位置略差,但文风一直炽盛。西汉时期,成都是全国文化最为发达,产生博士公卿人数最多的“四大区会”之一,出现“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其学比于齐鲁”的学术盛况;唐代四川的社会文化发展,有“扬一益二”之称;宋代“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但因宋元之际与明朝末年的频繁战乱,蜀中文化逐渐衰落。清初,受明末战乱影响,四川文化教育发展水平极低,进士寥寥无几。康熙四十三年(1704),四川按察使刘德芳重建锦江书院;道咸之后,四川人口激增,社会经济恢复较快,文化也逐步兴盛;咸丰二年(1852),何绍基出任四川学政,整顿改革考试;光绪初年(1875),张之洞出任四川学政,创立尊经书院,扭转了蜀中陈腐的学术风气,也培植出了许多精英人才。

四川近现代书法作为文化的一个方面,也呈现出大致相同的发展轨迹。清初的四川书法,乏善可称;乾嘉时期,巴县龚晴皋(1750-1825)、遂宁张问陶(1764-1814),书名较显;咸丰二年,有“晚清书法第一人”之誉的何绍基入蜀,为四川书法带来了全新风气,可谓是四川近代书法史的开端。本文试将四川近现代书法史分划分为三个时段,略作申说,管窥锥指,聊备一家之言。

张问陶 书法四屏

103cmx24cmx4

何绍基 金笺行书扇面

何绍基 行书四屏 148cmx39cmx4

尊碑:第一个时期,自 1852 年至 1898 年

何绍基(1799-1873)在入蜀以前,书名早已遍满天下。他在《猿叟自评》中自述,“余学书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余学书从篆分入手,故于北碑无不习,而南人简札一派不甚留意”。何氏于咸丰

二年到四川上任以后,“整顿试事,外极严而内处以宽,士皆畏悦”,作为主管一省科举教育的学政,对于当地士人的影响力极大。何氏入蜀,带来了尊碑的风气。他在蜀三年,求字者甚多,留下了许多墨迹。1985 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何绍基留蜀墨迹》,收入行草和隶书作品一百二十余件。

顾复初 隶书对联 145cmX20cmX2

顾复初 行书扇面

元和顾复初(1800-1893),以州判仕蜀,入完颜祟实幕。何绍基督学蜀中时,曾邀其襄校试卷。后为吴棠、丁宝桢、刘秉璋幕僚。光绪中,顾氏被推为蜀中第一书家。

南溪包弼臣(1831-1917),自创一种将北碑与南帖熔为一炉的“包体”,对后来者如赵熙、颜楷、谢无量等人走上碑帖结合的书法之路影响甚巨。传说慈禧皇太后亦闻其书名,呼为“字妖”。

包弼臣(1831-1917)书法

96cmx52cm

湘潭王闿运(1833-1916),曾入曾国藩幕,后任成都尊经书院主讲。其书法初学欧体,后专攻北碑。时人评论:“湘绮书笔重墨凝,朴茂多姿,盖从北魏中出,虽为文章所掩,然极堪宝玩也。”

南皮张之洞(1837—1909),虽不以书法闻名,但其在四川任学政时,刊行《书目答问》以教士子。书中把包世臣《艺舟双楫》列为学习书法的必读书,成了传播碑学的主要推手。

嘉鱼刘心源(1848-1915),先后任四川夔州知府、成都知府,毕生研究金石文字,书法尤以新体魏碑见长。

桐城方旭(1851-1936),清末督学四川,民国后隐于成都,为“五老七贤之”一。善书工画,书法从唐入手,上追二王,敦厚平和。

华阳顾印愚(1855-1913),为张之洞入室弟子,人称“斗方名士”。法在大令、登善、元章之间,信手挥洒,自然疏秀,汪辟疆评论说:“萧散多姿,可称能品。”这一时期四川书法,虽有顾复初、方旭、顾印愚等以帖学为主要根基的书法家,但整个书坛风气的主流则是“尊碑”。

顾印愚(1855-1913)行书诗

17cmx60cm

顾印愚(1855-1913)楷书对联

130cmx31cmx2

林思进(1874-1953) 阮籍咏怀诗

110cmx49cm

变法:第二个时期,自 1898 年至 1949 年

1898 年,发生了影响极为深远的“戊戌变法”,这是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戊戌六君子,杨锐、刘光第皆是川产,岂偶然哉。四川书法在此阶段的关键词,也是“变法”二字。这里所说的“变法”,是指书法写作的方式——不再是“古法”,不再是传统的文人余事,而变得更为自觉,更加艺术。

曾留学日本李叔同说:“朽人于写字时,皆依西洋画图案之原则,竭力配置调和全纸面之形状。于常人所注意之字画、笔法、笔力、结构、神韵,乃至某碑、某帖之派,皆一致屏除,决不用心揣摩。故朽人所写之字,应作一张图案画观之则可矣。”蜀中书家如赵熙、颜楷、谢无量、刘孟伉等,不一定有李叔同这样明确的书法艺术创作意识,但这个时期他们的书法写作,和何绍基、张之洞那一代人,的确有了非常大的不同。

宋育仁(1857-1931) 望如雅有对联

165cmx35cmx2

赵熙(1867-1948) 刘筼 焦山图手卷

赵熙、胡薇元、宋育仁、刘念亲、向楚题跋

25.5cmx306cm

赵熙 风爱花如对联

133cmx32.5cmx2

荣县赵熙(1867-1948),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光绪二十年,应保和殿大考,名列一等,授翰林院国史馆编修。“戊戍政变”之先,赵熙不满清朝政权之腐朽,久已倾心于新政理想,与杨锐、刘光第交谊甚笃。赵熙的诗歌、辞章、书法,皆噪名于当时。他的书法由颜入手,中年得力于欧阳父子,晚岁更上溯六朝,浸淫于南北碑版中。北碑之《张猛龙》《董美人》,南碑之《爨龙颜》《瘗鹤铭》,均攻之甚力。转益多师,博涉多优。所作“峻整栗密,而又气骨森张,近百年间,罕有与并”。

颜楷 《壶中九华诗》行书四屏

131cmx30cmx4

颜楷 《陇云雪月》对联

131cmx30cmx2

颜楷 《聚散古今》对联

163cmx40x2

华阳颜楷(1877-1927),建威将军后裔,世代簪缨,十六岁入南学(京城贵族子弟学校),颇受翁同龢的器重。后又从王闓运学,1902 年中举,1904 年中进士,1905 年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政。辛亥鼎革之后,不问政事,一心佞佛,曾任四川佛教会副会长。其书法受翁同龢影响较大,名满蜀中。遗墨甚多,今成都人民公园内“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北面)犹存。

谢无量 《段宥厅孤桐》行书轴

131cmx32cm

谢无量 《上清词》行书轴

131cmx34cm

乐至谢无量(1884-1964),民国初期在孙中山大本营任孙中山先生秘书长。1949年后,历任川西博物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在学术、诗文、书法方面都允为一代大家。其书法一度被称为“孩儿体”,继承了晋帖的气韵生动和南北朝碑刻书法的质朴自然,出以闲逸,而又骨健神清。

郭沫若 行书轴

133cmx28cm

乐山郭沫若(1892-1978),以“回锋转向,逆入平出”为学书执笔八字要诀。其书法个性和时代特色都非常鲜明,被世人誉为“郭体”。

云阳刘孟伉(1894-1969),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川东游击队领导人。1959 年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早年学《郑文公碑》,而后用功既久且博并深得精髓的是欧、颜及汉碑。隶书苍劲深雅,凝重峻拔,其行草刚健雄浑,如铁铸玉成,皆显示其刚毅倔强的性格。

张大千 致方地山信札

28cmx34cm

内江张大千(1899-1983),书法初师李瑞清和曾熙,自云:“居上海,受

业于衡阳曾夫子农髯,临川李夫子梅庵,学三代两汉金石文字,六朝三唐碑刻。”在李、曾的基础上,张大千转学多师,参以宋人黄庭坚的笔势,用笔跳荡灵动,神采清隽奇肆,形成了独具面目和个性的书体。

余燮阳 (1877-1943)行书四屏

140cmx33cmx4

公孙长子 (1882-1942)双钩行书

105cmx33cm

这一时期的四川书法名家还有中江王乃徵,书法长于北碑,辛亥革命后隐于申江鬻字。内江公孙长子,师法龙门二十品,以碑体、飞白及双钩名世。内江余燮阳,平生寝馈二王,早年习北碑,榜书凝重浑厚。荣县但懋辛,楷法平原,长于榜书。名山吴之英,好用浓墨,善于结字,书法结构奇异,别开生面。广安蒲伯英,各体兼善,尤长于行书。

刘咸炘 (1896-1932)隶书小品

34cmx30cm

向楚(1877-1961)行书轴

106cmx34cm

双流刘咸荥,行书墨腴笔健。巴县向楚,行书点画平实,意态轻松。华阳林思进,行笔洒脱,点画生动,不失雅意而自成面目。华阳余舒,深得唐碑精髓,工楷书和草书。华阳乔大壮,长于楷书,亦善篆刻。富顺郑诵先,所作章草,苍劲雄浑,气魄宏大。广汉冯灌父,初宗二王,后潜心苏米,苍劲挺拔。成都伍瘦梅,喜篆隶,篆书类秦诏版。

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和后方城市成都,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人,书法的写作、展览、研究、交流,也颇为频繁。在抗战时期流寓巴蜀的著名书家有:于右任、沈尹默、马一浮、潘伯鹰、丰子恺、沈子善、谭延闿、游寿、祝嘉、徐悲鸿、吕凤子、胡小石、台静农,等等。他们流寓巴蜀时的作品,也是四川近现代书法史上的重要一页。

自“戊戌变法”至一九四九年大陆政权易帜,半个世纪中,国事鱼烂,生灵涂炭。但“国家不幸诗家幸”,书法呈现出名家辈出、名作迭现的繁荣局面。

施孝长(1888-1974) 山水小品

33cmx19cmx4

佘雪曼(1908-1993) 怪石丛篁图 83cmx24cm

蛰伏:第三个时期,自 1949 年至 1979 年

这段时期是“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三十年时间,社会主义实践处于曲折艰难之中,犯了严重错误。特别是十年“文革”,传统文化遭到极大摧残。书法这门艺术形式,在狂飙猛进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也只剩下刷标语、写大字报之类的作用。不过,“潜龙在渊”,即便是在最晦暗的时期,书法家们也未尝一日忘情于书写。他们大多处江湖之远,箪食瓢饮,将生命寄托于书法。同时,在地下“蛰伏”状态中,向年轻一代传承书法等传统文化,灯灯相照,薪火不绝。

郫县余中英(1899-1983),早年曾任军政职务,五十年代始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书法绘画分别得赵熙、齐白石指授,晚年尤爱章草 , 每用废报纸临摹 , 运笔如飞 , 引以为乐。先后向他拜师学书者数十人 , 皆得其悉心教授。

仁寿冯建吴(1910-1989),早岁赴上海求学于昌明艺专,为吴昌硕再传弟子,后返川教授书画。书法得吴派真传,以篆隶见长,熔铸北朝书风和汉碑汉简为一体,雄强刚健、磅礴朴茂。

陈子庄(1913-1976) 山水小品

荣昌陈子庄(1913-1976),自幼习画,早年在成都等地卖画,受齐白石、黄宾虹启发。中年生活坎坷,三餐难继,仍写字作画不辍。

这一时期的四川名家还有:双流刘东父、成都施孝长,皆擅长行书和小楷。成都王砥如,师法欧阳询,堪称精熟。江安黄稚荃,女中才子,行草遒劲秀美,喜作篆隶。成都丁季和,早年就职新闻界,其行草飘逸。成都徐无闻,研究文字学,尤长甲骨文,集中山王器铭文书法别开生面。

这些老先生的入室弟子们皆能传其所学。如何应辉传施孝长、陈滞冬传陈子庄、张景岳传余中英、谢季筠传丁季和等。一九七九年后,文化复苏,老先生们的书法重新焕发出艺术光彩。他们的弟子成为了当代四川乃至全国书法界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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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十月于成都

注:本帖图片作品均为诗婢家2017年秋拍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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