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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唐大郎相处的那些日子

原标题:与唐大郎相处的那些日子

《文汇读书周报》第1765号第一、二版“特稿”

(2019年6月3日发行)

与唐大郎相处的那些日子

秦绿枝

——我已经年过九十,是个很老很老的人了。到了相当的年纪,就要认真地掂一掂自己的分量:什么事你还可以做,什么事由你做出来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这样盘算来盘算去,觉得把几个已故的老朋友再拿出来琢磨琢磨,稍稍打破些顾忌,不为贤者讳,也不为自己讳,总结一下他在我心目中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先写谁最好呢?考虑来考虑去,终于把唐大郎拎到眼前来了。

唐大郎(左)与新民报老同事姚苏凤

回家意外地收到了大郎的短笺

——这也是有来由的。去年春节前,上海图书馆的张伟先生和祝淳翔先生突然来访,说是要为唐大郎出一部诗文集,特地来找我商量。

——张先生等之所以来找我,一是问我大郎是否还有什么遗作存在我处,以及他亲笔写的什么东西还在手头否;二是问了我一些大郎家里的事情;三是要我写一个“唐大郎诗文集”的书签。想想真好笑,像这种题书写字的玩意儿,怎么轮得到我,我哪有这个资格?如果放在以前,至少是画家唐云、书家金石家邓散木义不容辞的事情。不过现在谈到唐大郎的朋友,如果还有谁在世的话,只怕为数已经很少,我算是其中的一个。

——再就是问我还存着多少唐大郎的亲笔书信。曾经有别的人多次问我这个问题,我都含糊应付,但我这次还是找出了两封,是1979年我办《艺术世界》时,大郎寄诗来为我的版面壮色而叮嘱的一些话。我把这两封信贴在纸上,好看得清楚一些,他们拍了照,没有拿走原信。

——说到大郎和我通信,大概始于1973年我从南京回沪休假。这天早上我一开后门就看到一只信封,拆开来不过是一张条子,但短短几句话却使我大受感动。大意是:“听到你有时回沪休假,为什么不来看我?晚报内大概只有我和你之间没有‘撬开’,来吧,来看看我吧……”“撬开”是老上海白相人的“切口”,意思是有“芥蒂”,有“纠结”,有“恩怨”……别人看了也许不了解,这些话只有跟我说,是心灵相通的。

——大郎那里,我也不是不想去,但情况不了解,他还在奉贤干校里吗?还是已经回来了?至于我,那时被遣送到梅山。晚报固然被停刊,要是没有停,也不会让我留在里面。既然如此,我和晚报的人也就没有了来往。倒不一定是他们嫌弃我,而是我主动避嫌,怕我的“右派”身份连累了他们。

▲漫画里的唐大郎

——大郎也许是个例外。记得1961年我被摘了帽子以后,在私交上,大郎反而比以前更加接近我。我这次回家竟意外地收到了大郎的这张短笺,自是高兴非常,当天下午就去新闸路看望了他。

——他已经退休,当时正坐在二楼卧室里一张单人沙发上,一面抽烟,一面不知想些什么。见我去了,看看我的外表并不是那种非常落拓的样子,也很高兴。我没有什么好谈的,他倒跟我谈了些晚报的事情。

——我的假期有限,很快又要离开上海去南京,不能再和大郎见面了,大郎好像把我当作了可以说说心里话的对象。而我素来把大郎奉为“偶像”,因为他说的都是心里话,他的看法多半也是我的看法,所以我很乐意听。我们不能面谈了,怎么办?就通信。

大郎来信总免不了要谈诗

——大郎的信中常常夹一些他新做的诗,最让我感奋的是他特地为我做的诗。有一次接到他的信,拆开来,竟是一首七律,题曰“寄陈思白下”。“陈思”是我以前常用的笔名。律诗如下:

——莫从文字说飞扬,且看钟山草树苍。似子犹多迟暮感,嗟余佯作少年狂。剩来几辈谙诗味,念到无家乱客肠。颇想近年完一愿,濡毫替谱贺新郎。

——“贺新郎”是一个词牌名,又叫“贺新凉”,又叫“金缕曲”“百字令”。

——我看了真是感慨不已,想想大郎真是把我当成他的知己了。大郎的诗,有人觉得近于粗俗,诗中常常把“切口”“谚语”“口头语”等运用进去,殊不知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做诗做得非常娴熟了,便信口说来,皆成妙谛。

——这首诗后来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发表,题目改为“寄陈思与岑范”。岑范是位电影导演,香港人知道他,也是老大不成婚,直至老死,孤独终身。

——后来大郎仿清人王渔洋怀念友人的诗体也尝试着做了好多首,都是七绝,抄了好几首寄给我看。其中一首是写我的:“闻有新词欲附航,好将新艳替苍凉。怜渠棹遍秦淮水,难觅风流郑妥娘。”大郎说,在当日的“秦淮八艳”中,他最喜欢的还是郑妥娘,因她为人有丈夫气,不扭扭捏捏,故作小儿女情状。

▲《唐大郎诗文选》

——因为大郎来信,总免不了要谈诗,燃起了我在这方面想作一点探索的兴趣。

——历来对诗词的看法,都认为这是一种哀吟的声音,人只有处在穷困潦倒、孤苦凄凉等种种不顺心的逆境中,才会迸发出这样的心灵火花来。所谓“江山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如此说来,我在南京梅山的那几年,整天萦绕心际的,无非是自己孤独、飘零、卑微、屈辱等不幸的遭遇。一些看过的还记得的诗词便涌上心来,找几句适合的经过改造变成自己的,顺便也消磨了当前的寂寞岁月。就这样我差不多花了个把礼拜的工夫,一阕“金缕曲”被我胡诌成功了:

——痴梦当醒悟。数平生,行年四九,用情多误。捣碎愁肠千百转,只索催人老去。空怅惘,王孙迟暮。但有珍珠量一斛,又何须,倚马夸词赋。书卷气,逆时务。

——秦淮两岸罢歌舞。况萧萧寒烟衰草,哪堪久驻?妄念而今收拾起,纵使良宵如故,欺白发,总成虚度。暗自销魂无一语,倚危栏,望断天涯路。思鲍叔,欲倾诉。

——“词”凑成后,犹豫了几天,斗胆寄给大郎,不想竟得到他的赞许,说我在格律上还是注意的。还说他近年常得到黄永玉、吴祖光他们寄来的诗,就是不讲究格律,“有些胡来”,预备写信向他们提意见。

——做了这阕“金缕曲”后,自觉诗兴甚浓,我又陆续做了几阕,都是记述自己近年一些感受的,斟酌再三,又寄与大郎。不想却得到他不客气的批评,总的意见就是“牵强”二字,不自然,不成熟。不过他也肯定一点,就是我做的词是抒情的,这是词的正宗,而他是叙事的,属于次等,总之,他让我在这方面还要多多学习,多多琢磨,等等。当然,这都是安慰我的客气话,我是懂的。在诗词这方面,我既无天赋,亦无功力,差得很远。我能够胜任的,还是做一些意在言外的小文章,对诗词一道,只勉强有些鉴赏的能力罢了。

大郎又找到了一个新的乐趣

——大郎从干校时期起就有支气管炎,动不动就要发哮喘的毛病,其实是癌变的前奏,要么是起先没有查出来,要么是人家已经发现了征兆但没有跟他说。大郎有诗说“所苦一身缠一疾”,即指此。大郎从干校退休后,觉得老是孵在家里也不是办法,便与家人在京沪线、沪杭线一带的码头上走走散散心,吃些好久没有吃到的土产。大概是1975年春末,他到南京来了,住在大儿子唐艺的家里,写信到我工地,约好日期在玄武湖碰头。那天下午我应约而去,大郎和夫人还有我,同坐在一张茶桌上,就这样四面望望,再随便谈谈讲讲,觉得这样的日子暌违已久,来之不易。国家大事,轮不到我们操心,谈的都是家常事,老朋友老同事的悲欢离合,而我们现在能悠闲地坐在这里,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玄武湖别后有好几天,我又收到大郎寄到工地上的便条,说定于某日上午要到工地上来看看,午饭不要太费事,随便弄只菜就行。话是这样说,总不能太简陋,好在工地上有自由市场,我买了一只鸡(烧鸡汤),一斤河虾(有籽的做油爆虾),两条河鲫鱼红烧,再加一只炒青菜,勉强可以待客。他们夫妻来的时候我还在隔壁煤气灶间忙着,红烧鲫鱼还是唐夫人帮我起锅的。大郎只吃了一小碗饭,可能他胃口小,也可能是我这点时令菜蔬,对大郎来说太不稀奇。

——1975年,我得到消息,上海金山石化要到工地上调人了。我立刻报了名,竟得到批准,决定1976年春节前先回市区,节后再去上班。到金山工作后经朋友介绍,我与一位比我小10多岁的护士谈对象了,并于1977年1月1日登记结婚。有了家,我每次从金山回来,总得先忙家里的事情,陪陪妻子,大郎那里自然就去得少了,但抽得出时间总要去一次。大郎这时又找到了一个新的乐趣,就是听书,听邢晏芝、邢晏春的《杨乃武》,他们的书路兼有李伯康、严雪亭之长。邢晏芝年轻,家学渊源,加上人又聪明,把俞调和迷魂调混合起来唱,缠绵悱恻,特别迷人。邢氏兄妹白天的表演地点在静园书场,离大郎的家比较近,有一阵子大郎吃过中饭家里就坐不住,要去书场。有两天他觉得身体不大好,想不去,就在家里歇歇睡睡觉,可是不行,反而更加难熬,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索性还是去听书吧!

唐大郎曾为“江南四大坤旦”配诗

——这时期我的情况倒时有好转。先是调到厂工会去当干事,其实无事可干,不过是坐在办公室内,看看报纸,翻翻文件,偶尔和同事攀谈几句。这样的日子过了没多久,家里打电话来,我的妻子要分娩了,要我马上赶回去。我便向党委副书记耿克杰同志请假。老耿是部队转业的,人很好,很看重我,我一说就准,给假一个月。等我到了上海,妻子已离开产房,一切舒齐,养的是个女儿,正合吾愿。

——忽一天,原报社文化组记者武璀来看我。她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原是部队文工团的,复员到上海,分在《新民晚报》文艺组,采访沪剧等地方戏曲,平时为人很好。晚报停刊后,她分到了文艺出版社戏剧室,在那儿她觉得很孤单,使不出什么劲儿来,就想找个帮手。好在戏剧室的编制还缺人,她跟报社原来的同事商量,想到了我,就到我家来问我,先作为“借调”,把人弄上来再想办法。我当然同意。她们到金山石化一厂去,碰到的正是耿克杰副书记,一点疙瘩也没有,于是我就又回到市区回到文化圈子里了。

——这事我首先告诉了大郎,他自然也为我欢喜,来信和我打趣,说我现在“左手拥美妇,右手抱娇女”,好不开心也。

大郎的咳喘病发作得越来越频繁

——再过些日子我“改正”了,就是“平反”了。因为文艺出版社之前办的一本《文化生活》销路奇佳,戏剧室坐不住了,也想出一本,武璀就想了《艺术世界》这个点子。室主任江曾培表示赞成,说干就干,马上组成一个工作小组,指定我和武璀负责,稍稍拟了一个大纲,就由我和武璀前往北京组织稿件。

——《艺术世界》第一期出版,销路十七八万份,内有大郎的诗。我曾把清样寄给他看,不想还是错了一个字,我懊恼不已。第一期出版后,从销数和听到的反映来看,似可立足,于是筹备第二期。我还想请大郎再写几首诗,占一版,这次保证不错一个字。但他回信告诉我,他又发寒热,早上是几度,傍晚是几度,无法应命了。

——他还告诉我,晚报复刊之议已被提起,有关人士已经动起来了,他一定要向主事者“推荐你这个少不掉的宝货”。盛情可感,但我并不领情,不想回去,目前的工作我已很满足。我向大郎表明“心迹”,如他遇到筹备晚报的什么人,请他代为转达。大郎听了默然,他想不到我是这样一种态度,但其故安在他大概也能猜到一些。

——其实我还有一个想法,如果你唐大郎还年轻,至少不像现在这样老,能回去当个什么负责人的话,我也会回去的。自我打入另册以来,报社还没有一个人能像大郎这样对我从未有过什么“异样”的嘴脸。1960年冬天我从乡下回报社,还未摘帽,我自忖身份有别,从未主动同他“搭讪”过。但他有时在走廊上看到我,虽不交谈眼神却很温馨,看得出是“老朋友”的表情。等我摘了帽子,又恢复当记者了,他马上就来向我约稿。

唐大郎和龚之方创办的《海风》

——那一年苏州评弹团在上海西藏书场演出,其中几档书都是大郎爱听的,如周玉泉、薛君亚的《玉蜻蜓》,徐云志、王鹰的《三笑》,曹汉昌的《岳传》。书场天天爆满,大郎也日日去听,票子是我代买的,我也每晚都与大郎夫妇坐在一排听书。大郎欣赏周玉泉老先生,说他真是炉火纯青,书听久了,便与他们熟识起来,有了台下的来往。而周先生的下手薛君亚女士,其风度才华,也是大郎赏识的。大郎后来给香港《大公报》写“闲居集”专栏,其中有一首《寄与仓街薛氏收》,就是写给薛君亚的:“一封短札寄苏州,小巷仓街最尽头。闹府大娘矜辣艳,描容师太故凄柔。清官在道能持重,恶贼横行莫效尤。留取当初形象美,蜻蜓飞倦弄香球。”薛君亚住在苏州仓街,她请大郎与龚之方去吃过饭。忽然想起,我与之方也曾一起去过。

——1980年,大郎的咳喘病发作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了,其实是癌的真相已经露面。但他那时又迷上了邢晏春、邢晏芝兄妹,几乎排日往听,据说送医院的前一天还挣扎着想去,可惜自己已不能做主。大郎住在华山医院,这天下午我去看望他,过一会张文涓也来了,谈了一会儿,忽然大郎夫人从外面进来说了什么,大郎哭了,这还是我头一次见他掉眼泪。文涓看情形觉得不对头,不便久坐,便打电话叫了出租车,约我一同走。在车上,文涓对我说:“我们尽了朋友的情份了。”

——过了两天,便传来大郎的噩耗,但丧事办成什么样的规格,辞书出版社里的几个原晚报负责人拿不准,这时夏衍正在上海,便由龚之方带领着去华山宾馆请教。夏衍只讲了一件事:有次周恩来总理找对外宣传的人开会说:“我很喜欢看《大公报》上一个署名‘刘郎’写的诗,他写的诗很自然,没有宣传的腔调……”(大意)经夏衍这样一说,大郎的追悼会放在了大厅举行。

——大郎死时才72岁,放在现在不算高寿。但像大郎这样的人,从前生活颓放,用他自己的话说:“要不是共产党管住了我,我可能活不到60岁。”他是有自知之明的。但临到病危,他也禁不住哀伤起来,不想死,此时却由不得自己了。

如果大郎再多活几年,多好

——张伟先生为编唐大郎诗文集而搜索解放前出版的几张小报,以及解放后的《亦报》《大报》《新民报晚刊》,还有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过的作品,做了一个大约的统计,总共有300万字左右。但在我看来,恐怕只少不多。大郎生前写东西,从来是随写随弃,只要在报上刊出了,也就算了,从来没见他有过从报上剪下来保存起来的举动。他也不想集聚起来出一本书。不,也想过的,不是文而是诗,那还是在解放前一度动过的脑筋。张爱玲曾建议这本诗集的名字就叫“唐诗三百首”,有着天然的号召力。

——但是在唐大郎亡故以后,香港倒为他出了一本书,就是《闲居集》。这是唐大郎为香港《大公报》副刊写的专栏名字。副刊的主编潘际坰先生跟大郎是好朋友,这本《闲居集》能够出版,也多亏了潘际坰付出的心力,是很不容易的。

唐大郎的《闲居集》

——其实,大郎以前为香港《大公报》写的专栏“唱江南”,也可以出书。周总理说的“刘郎写的诗我很喜欢”,指的正是“唱江南”。但“唱江南”我读的不多,印象最深的是其中有一首还与我有关。大概是上世纪50年代初某年12月,已临近圣诞节,大郎约影星孙景路在洪长兴吃涮羊肉,由我作陪。大郎后来写诗记述此次小聚的经过,我记得诗的最后两句是:“归去趋沧闹市过,买来满抱象牙红。”“象牙红”是一种花,从前上海有的人家过圣诞节,就买这种花作为点缀。这里很自然地就透露了上海人的生活,还是很美好的。

——黄裳生前常说,读唐大郎的诗,也要读他为诗写的注解,那是很好的杂文。说到唐大郎的杂文,有一篇至今我还有深刻的印象,虽然那时我还不认识他,但他在《铁报》上写的文章我是常看的。那是1946年6月,有位从重庆来刻图章的高甜心天天在报上登广告,发表他的治印心得。这倒也罢了,有一天他忽然谈到“印格”这个问题,诋毁在沦陷区的同行,言多不逊。大郎看了不服气,就写了一篇《讨厌的高甜心》,文中写道:“你(指高甜心)不要再举起小刀子往上海人身上捅……上海清清白白的人多得很……”最后一句尤其直率:“你是全世界第一讨厌的人!”真痛快!经大郎这么一骂,高甜心在报上的广告便销声匿迹了。

——1966年之前,大郎在晚报副刊上根据名言“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意思而开辟的专栏“噱烂篇”,里面都是些直抒胸臆、言语辛辣的好诗。赵超构先生在世时常常提起这个专栏,慨叹现在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人写这样的诗了。

——如果大郎再活十年,不,哪怕再活五年,等晚报复刊后做我的后盾,指导我编好副刊,再多留下一些诗,多好!

微信编辑丨周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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