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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 | 我们该如何庄重地面对中国哲学?

原标题:讲座 | 我们该如何庄重地面对中国哲学?

【编者按】

近日,北京大学杨立华教授、清华大学格非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志强研究员共同做客北大博雅讲坛,围绕杨立华新作《中国哲学十五讲》,为我们讲述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发展转变,一起探讨了如何看待西方哲学,以及怎样去做中国哲学等话题。以下讲座内容摘编自现场录音整理稿,经主办方以及杨立华老师、格非老师和张志强老师本人校核并授权发布。

张志强、杨立华和格非在北大博雅讲坛讲座现场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开头说到:“哲学对于中国人就像宗教对西方人一样。”哲学在中国文化中地位太重要了,但是哲学史的书写却并不容易,一百多年来有许多前辈学者进行过尝试,但仍然很难回答中国哲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这一问题成为每一位书写哲学史的人都要面临的挑战。北京大学哲学系杨立华教授的《中国哲学十五讲》打破了传统的哲学史知识体系,从先秦到宋明,精选了十五位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古代哲学家,通过对每一位哲学家的问题、概念所进行的阐释,试图从中探索出中国哲学的基本洞见,以及普遍的知思路径。

中国哲学研究:从1.0到2.0

《中国哲学十五讲》是杨立华讲授“中国哲学史” 20多年的阶段总结,也代表着一种转变和发展。起初,他基本上是完全按照前辈们的方式,按部就班地讲述哲学史的知识体系,但一段时间之后总觉得有一些问题好像没讲清楚,有时候甚至觉得,如果这些就是中国哲学的话,那好像中国哲学也真的没什么了不起。对于杨立华而言,一直以来的问题是:能不能以最庄重的方式面对每一位中国哲学家,并把他们的哲学真正讲述出来。以《论语》为例,如果说《论语》仅仅是像某些人所理解的作为一般社会伦理上的道德教化,最多有一些社会思想或者政治思想,那我们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在讲哲学?因为哲学是关于世界、人生的根本问题的理性的、成体系的思考,如果没有这个层面,怎么能叫哲学呢。

杨立华认为,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的这部《中国哲学十五讲》并不算是一部哲学史,因为其中并没有去概括中国哲学思维的特点。中国哲学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孔、孟、老、庄、墨家、名家等等,这些不同的思想流派,它们的思维方式有什么共性呢?虽然他强调中国文明有自己的品格,但还是对一般性地概括中国哲学的思维特点心存疑虑。因此,在这本书里只是对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体系的汇集。既然如此,这本书对所选取的哲学家的偏向是非常明显的,甚至都没有选择荀子,而居然在魏晋玄学部分选了嵇康。可能会有人质疑,但这完全是个人趣味的体现。

《中国哲学十五讲》选入的十五位哲学家,是杨立华获益最多的。贯穿在这十五讲当中的是一个根本问题:我们该如何庄重地面对中国哲学。虽然我们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开展了这么多年,但大多数的研究方式还是非常仓促的:拿一个自己心里已经有的框架去堆积、处理那些材料,却并没有以最庄重的态度讲出中国哲学最根本的道理。当你真正把《庄子》“内七篇”当作完全意义上的整体,当作伟大的哲学经典,真正读到字里行间去,一个字都不想轻易放过时,你看到的庄子也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的高度。这种高度放在世界哲学史的范围内,跟任何一个民族的哲学相比都毫不逊色。

我们应该怎么做中国哲学?

张志强认为,以前的中国哲学研究看上去好像是别人的东西,是用西方哲学的模式拆解了中国的哲学传统,用西方哲学的标准重新构造了一个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十五讲》这本书给今天的中国哲学研究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即非常恰当地调适了我们与中国、我们与哲学的关系,这两个“调适”对中国哲学研究非常重要。

首先,我们与中国关系的调适,就是我们在研究之际不把中国看成是一个价值中立的研究对象,而是把中国看成是“我们的中国”,我们是以一种“内在视野”来研究“中国”。其次,我们与哲学关系的调适,一般来讲哲学是来源于希腊的,因此,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总是具有希腊形而上学的根底。哲学在中国严格说来是“有实无名”,虽然具有与希腊形而上学背后的问题相通的问题,但却并没有希腊式的形而上学。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所谓的“中国哲学”,似乎就是用希腊的哲学之“名”为中国的哲学之“实”命名的结果。但是这种命名从根本上来讲不可能是对中国文明的希腊改造。我们固然是以希腊意义上的哲学的方式在讲中国的“哲学”,但我们所讲的这种“哲学”不过是对中国文明道理更透彻的讲述,以一种审慎思辨的考察的态度来重建中国文明的道理。我们并没有让这种考察变成一种理性的自由的超越,而是始终让哲学成为一种讲述中国道理的新方式。

杨立华将哲学作为一种讲道理的方式,目的仍然在于讲明道理之后去践履,去落实于人格的成长。只有这样的哲学才是真正打动人心的,也才真正能够走出去被普遍化。读杨立华的书有一种特别的感受:清晰有力但又充满温暖。说理透彻因而有力,但这种力道更精准地呈现了道理的温暖,这种温暖来自于中国文明的基本价值。杨立华把中国的道理以哲学的方式讲透了,而且也在自己的践履中落实了。马克思说“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作为抓住根本的哲学,就是抓住人的根本的哲学。《中国哲学十五讲》就是以哲学的方式抓住了人的根本,因而也抓住了中国哲学的根本。

如何看待西方哲学?

在杨立华看来,我们所接受的任何西方思想,都离不开当代汉语的语境。由于经历了长时期佛教翻译和西学经典翻译对中国语言的影响,如今我们不再有单纯的汉语语境。当代汉语丰厚的程度,其边界是无法想象的。不管你在看什么样的书,文学上的、思想上的,各种各样的翻译,都是在当代汉语的边界里。所以,我们应当诚实地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是在这样的语言当中所进行的思考。比如中国当代诗歌的写作,其实中国当代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连续性本来不是那么强的,当代诗人只是在当代汉语中生长起来,但慢慢地反而跟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之间建立起了某种连续性。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当代汉语诗歌的成就,可以理解为得益于当代汉语的语境。所以,我们应当重视的是如何面对当代汉语语境中的西方,而不是外在于汉语世界的西方,在当代汉语语境中让“思”的可能性生长。

格非认为,如果把中国、西方当成完全对立的两极来加以区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到了今天,我们自身有太多的东西已经西方化了,两者之间难以区分彼此。因为当一个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各种文明文化开始融合、开始交流的时候,有时候你真的很难分清,到底什么东西是别人的,哪些又是我自己的。就文学创作而言,语词、概念、文体和表述方式早已不是中国传统的那一套了,有些东西,不管是源自西方还是日本,实际上早已内化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之中。与此同时,我们在关注西方的哲学或思想时,也许要特别留意时间差。比如我们在1980年代读T.S.艾略特,在生存经验方面总会有些隔膜,而今天则没有这样的问题。中国社会现在所普遍遇到的问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在西方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就发生了。即便如今东、西方之间有许多共通的问题,但我们依然不能无视这个时间差。举例来说,大规模的城市化我们刚刚开始,而在西方,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之间尖锐的冲突,差不多是19世纪就开始了。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弗洛伊德或海德格尔,都是在这样一种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观念的冲突与交织中进行思考的。因此,我们需要和当今世界文明进行直接对话,同时也需要有历史的视野。

张志强认为,学西方哲学还是要首先从中文的西学研究和西文翻译入手,这是进入汉语世界的西学,这种学习不仅将西方引入了中国,同时也加深了对中国的理解。学习西方其实是为中国文化添砖加瓦的过程。这种开放性不是简单地拥抱西方,而是一个自我成长的过程;同时,这种开放性并不意味着我们把西方当成真理来对待,我们对西方的认识同时也是自我的认识,是知己知彼的认识,知彼是知己的条件,而知己也是知彼的前提。因此,我们还是要有开放的心态来面对中西关系。

《中国哲学十五讲》的价值何在?

格非认为,西方的思想史传统可以让人们在宗教中寻找到心灵的慰藉,可以依托于宗教安身立命,但是中国没有这个传统。因此,我们要理解自己的生命意义、安顿自己的身心,只能依托人文学的沉思和反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传统的人文学,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都非常重要。但是,那些做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人往往会让一个非哲学领域专业的人感到云里雾里,因为他们做学问的时候都非常谨慎,所以你很难去理解他们的基本思想倾向和价值立场,而读杨立华的著作,你便会发现不管他有什么见解会直接表达出来,哪怕这些见解后来他觉得不妥了再加以修正。比如当他写到陆九渊这一章时,突然来了一句“陆九渊的思想可以说是极端化、纯粹化、简单化了的孟子”,做出这样一个判断时他并没有太多的顾忌,这是特别可贵的地方。杨立华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当代价值是深信不疑的,也寄托了很多的情感。他对于立足于当代现实发明圣贤之学的使命,有一种自觉的担当。

《中国哲学十五讲》

《中国哲学十五讲》有三个最大的优点。首先,这本书所看重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史知识的陈列,而是着眼于义理之辩,侧重于中国哲学观念演变的内在逻辑。杨立华在谈到阳明学兴起的时候,中国儒学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且树立了牢固的地位,使得阳明学有可能去关注它想关注的问题,而不是去与佛、道争天下。但是这其中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到了王阳明那个时代,对于整个学术的理解,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至少在王阳明看来,所谓的“圣人之学”遇到了很大的危机。他在《答顾东桥书》中说,义理之学变成了词章之学,然后变成了记问之学。对知识的追求,本身也被欲望化了。也就是说,追求知识的目的不是为了指导自己的行为,理解生命,安顿身心,而是炫博矜奇,装饰自己的言谈。借用罗伯特·穆齐尔的话来说,现代社会对于知识的积累扎根于单纯的储蓄欲,这种状况在今天的社会中更为普遍。

其次,这本书也关注到了思想、精神、心灵在历史进程中复杂而微妙的变化。有时候不免有些困惑:学术到底因为什么东西而发生变化,它的变化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哲学的传承,不同的哲学系统在传承过程中,不同时代的人在思考中所造成的特殊性,但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社会本身所发生的变化。钱穆先生说,他很喜欢“因革”这个词。所谓“因革”,就是“有因有革”。在格非看来,当今的哲学研究,最为重要的是要回应当下社会出现的问题,否则就失去了意义。比如当读到杜甫的《春望》,你可以本能地感受到杜甫因战争而陷于离乱,但他对于“天下”的根本信念并没有根本动摇,因为天地山河还在,灾难就是日月之食,倏忽而来,倏忽而复明。再比如读到苏轼的《赤壁赋》,他讲到清风明月的时候,是把清风明月当成一个永远不会变化的象征之物,来阐述瞬间与永恒的关系。但是到了今天,现代科学已经告诉我们,宇宙最后终将塌缩或毁灭。那么我们对于永恒的信念就会遇到很大的问题,为了避免自己陷于虚无主义,我们就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并加以阐释。

值得注意的是,杨立华在讨论朱熹的时候,关注到朱熹对于宇宙天地成毁的一些说法,并对他的这一思想有所发明。很显然,这是他着眼于当今科学的变化所进行的描述。还有在说到精神的历史展开时,当年京都学派的一些人在讨论为什么两宋会出现高度思辨化、抽象化的理学时,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受佛教的影响,但《中国哲学十五讲》却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视野:两宋道学的高度发展与魏晋玄学颇有关联,就阅读体验来说,在讨论王弼、郭象、嵇康这些人的思想的时候,这本书也开始渐入佳境。

另外,还有一个优点表现在行文的朴素畅达。杨立华的文风毫无矫揉造作之气,他自己感兴趣的地方就多谈一点,不感兴趣的地方就一笔带过,有些地方行文深入细致,有的地方点到为止。更为难得的是,他对于修辞手法的使用,十分克制,文风平实、自然而清正,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做文学的人学习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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