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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故事】早康会议意义深远——纪念红四军早康会议召开90周年

原标题:【红色故事】早康会议意义深远——纪念红四军早康会议召开90周年

东洋堂,位于上杭县白砂镇上、下早康村交界的坑里自然村,原是当地严姓人的宗祠。始建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多次被毁,又多次修复。

1929年6月8日,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在东洋堂召开了一次前委扩大会议,史称“早康会议”。7月29日,红四军前委在东洋堂又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史称”七月分兵″。早康成为一个先后召开两次重要会议的地方,东洋堂因此而闻名。1997年12月11日,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的见证人、89年高龄的萧克上将为早康会议会址题字,并署名落款,盖有篆字图章。

早康会议是古田会议前毛泽东纠正红四军党内错误倾向所作的一次努力、一次尝试,是毛泽东正确建党建军思想和错误思想斗争的一次碰撞、一次胜利。鉴于早康会议在党史、军史上的作用和地位,许多专家学者认为早康会议是“古田会议成功召开的奠基石和前奏曲”。

今年是早康会议召开90周年,特此撰文,以资纪念。

朱毛红军二入杭

1929年5月22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连城县庙前镇首次进入上杭境内,受到傅柏翠、曾省吾率领的闽西红军教导队及古田镇苎园(北四区苎园村)群众300多人的热烈欢迎,朱德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短暂停留后,红四军向古田进发,在当地农民暴动队伍的配合下,活捉了古田民团团总廖建熊,收缴了民团的全部枪支弹药。在地下党员杨锦伍领导下,古田人民当即举旗暴动,成立了古田革命委员会。随后,农会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手持长矛、大刀、鸟铳在上福、竹岭、文元、马坊等乡村,冲进土豪劣绅家门,杀猪分谷,没收其财产。各乡村相继建立了农民协会、妇女解放协会和赤卫队等组织。

傅柏翠、曾省吾遵照红四军的指示,返回蛟洋,将教导队整编为闽西工农红军第五十九团,全团共300多人,下辖一个营和一个精干的特务连。

当天下午,红四军一路东进,在小池镇压了民愤极大的卢达元、廖少芝、吴文富、吴文香等土豪劣绅。晚上,毛泽东、朱德在小池圩赞生店召开军事会议,听取闽西特委派来的代表介绍龙岩城敌军陈国辉部的近况。5月23日凌晨,毛泽东在小池圩边的大草坪上,向全军作了攻打龙岩城的战前动员。红四军趁着天未亮,按计划分头行动,悄悄地直奔龙岩城。城中守敌听见枪声,自知不是红军对手,早已吓得魂不守舍,纷纷缴械投降。战火的硝烟尚未散尽,红军便抓紧时间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四军的主张。同时,为了扩大战果。红四军又迅速与张鼎丞、阮山、卢肇西等领导的永定地方红军取得联系,乘胜解放永定县城。5月27日,毛泽东、朱德、陈毅在永定城关南门坝召开的万人祝捷大会上,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人民的新政权。毛泽东同时在大会上宣布成立永定县革命委员会,张鼎丞任主席。这是闽西第二个县级红色政权(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是长汀县革命委员会)。

红四军打下龙岩城进军永定,镇压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收缴反动地主武装,烧毁田契借约,各地武装暴动势头迅猛无比。5月29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挥戈进击,在闽西红五十九团及龙岩地方游击队、暴动队紧密配合下,于6月3日第二次攻下龙岩城,并宣布龙岩县革命委员会成立,邓子恢兼任主席,这是闽西第三个县级红色政权。

红四军二打龙岩后,岩、永两县的广大群众都充分发动起来了,地方反动武装也已基本扫清,于是决定攻打上杭白砂,彻底消灭钟铬清团。毛泽东对攻打白砂十分重视,6月5日下午,在岩、杭交界的龙岩大池召开红四军干部会,具体研究攻打白砂的作战方案,同时要求要严密封锁消息,并派出小股部队,侦察白砂敌情,6月7日,红四军在闽西红五十九团配合下,分三路向白砂进攻。时隔半月,朱毛红军再度入杭。

白砂战斗威名扬

白砂,地处上杭东北部,是上杭通往龙岩的要冲。郭凤鸣主力在长汀长岭寨被击溃之后,其部下卢新铭收集残兵败将,自任旅长,盘踞上杭城,红军攻打龙岩城时,卢新铭派遣钟铭清团驻守白砂,矛头直指古蛟、大池,企图以此为据点配合陈国辉主力从广东返回夹击红四军。

6月7日(农历五月初一),这天正好是白砂群众迎神打醮,抬“定光古佛”之日,客人来来往往,钟铭清的官兵也在镇上游游荡荡,对红军的行动毫无觉察。清晨,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二、三纵队和军部向白砂正面进逼,傅柏翠率领闽西红五十九团先进攻丘坊民团,然后向白砂进攻。傅柏翠回忆白砂战斗时说:“战斗打响后,毛泽东、朱德指挥的二、三纵队在丰年桥出敌不意,攻其不备,迅速地解决了敌前哨连,然后直扑白砂犁头咀,包围了敌主力部队。钟铭清措手不及,无力抵抗,慌忙逃窜,谁知却落入红军的包围之中,插翅难飞,全团覆灭,共击毙敌80余人,俘敌官兵100多人,缴获枪支100多枝、火炮2门。敌团长钟铭清在混乱中只带了20名随从落荒逃回上杭城。”这一仗前后仅一个多小时,取得了红军入闽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摧毁了卢新铭旅在上杭东北部的据点。

白砂战斗胜利结束后,毛泽东和朱德分别会见了傅柏翠。毛泽东对傅柏翠说:“你们蛟洋一带赤色基地比较巩固,你回去后设立一个红军医院,将沿途染病和战斗中负伤的伤病员送到蛟洋去治病。”朱德把沿途和这次白砂战斗中缴来的步枪交给傅柏翠,吩咐将这些枪拨给地方,武装赤卫队,同时把缴获的一些物资交给地方党组织处理,所得的款项由龙岩方面转省委上交中央。傅柏翠听了毛泽东的话,随即派人回蛟洋,把庄背村的两座祠堂让出来办医院,取名“蛟洋红军医院”,又称“闽西红军后方医院”。

战斗一结束,白砂就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白砂群众也迅速组织起来分谷子、烧田契、杀土劣,同时影响周边乡村各地群众起来战斗,农民武装暴动的烈火熊熊燃烧。当地群众情形激昂,唱起革命歌谣:五月里来开禾花,朱毛红军打白砂;敌人吓得破了胆,钟匪团长地上爬。

白砂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红四军转移早康村,在早康村严氏宗祠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前委扩大会议,解决军委与前委的矛盾冲突。

军委和前委的纷争已有些时日了,由于红四军入闽后,战事频繁,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渐渐显露出来,而且红四军党内的问题也日渐严重。除毛泽东外、朱德、陈毅等一些领导人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红四军军委是红四军内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在井冈山会师成立红四军时就成立了红四军军委,后几经变迁,毛泽东、陈毅、朱德都先后担任过军委书记之职,这时期,红四军军委作为党的领导机关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政策基本正确,威信很高,深得全军指战员的拥护。

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由于每日行军打仗,军情紧迫,情况与井冈山斗争时期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军委与随军活动的前委显得重叠,既开前委会,又开军委会,人还是这些人,事还是这些事,不便机断,1929年2月初,在赣南项山的罗福嶂,召开了红四军前委会议,表决通过暂时撤销军委,由前委统一领导军队及各级党委。但是也有不同意见的,认为前委的权利太集中,这就是分歧产生的根源。

1929年3月,红四军首次入闽后,取消了工农革命运动委员会,改建为红四军政治部,作为前委领导下的党的工作部门,仍由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谭震林为副主任。随着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相继开辟,革命政权有了很大发展。红四军逐渐扩大,对于根据地建设工作也明显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前委既要管军队工作,又要管地方工作,深感兼顾不过来,前委决定组织四军的最高党部(军委),也就说,军委停止活动3个多月后,又于5月上旬恢复办公了,但这新军委是临时军委,是前委的决定,军委书记也由刚到四军工作的刘安恭担任,同时兼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

刘安恭是中央军事部派来的干部,又是留学苏联回来的干部,红四军广大官兵对他寄予莫大的期望。但他一当上这一职务,就主持会议作了一条不利于前委工作的决定,即要求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它事,以限制前委的领导权。前委和军委是上下级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现在军委倒过来对前委作出权力限制,实际上就是架空前委。这一不同寻常的决定,引起了红四军内大部分党员的不满,由此引发了军委问题之争。这一争论,由起初的“要不要撤销以刘安恭为书记的临时军委”发展到“前委之下究竟要不要设立军委”这一组织机构问题。

随着前委和军委争论的加剧,毛泽东也一直在思考这方面的问题,总想寻找到一个适当的时机彻底解决这些问题。1929年5月28日,毛泽东在永定县湖雷河坑的“居易楼”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就“党的工作范围”展开讨论,党到底要管什么,管多大范围?焦点集中在前委是否管的太宽了,权力是否过于集中?是否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工作?前委是不是书记专政,有无家长倾向?要不要取消军委?等等。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和刘安恭的争论最为激烈,甚至一度达到白热化程度。支持毛泽东的和反对毛泽东的其他人也寸步不让,越争越激烈。会议不欢而散,无果而终。

由于军情紧急,继续在这个矛盾分歧上纠缠,现实条件已不允许,湖雷会议结束了,没有达成统一的思想认识,争论由上层领导蔓延到下级军官,士兵们也开始议论。

1929年6月8日,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在早康村严氏宗祠召开,前委委员、红四军“六大”选举产生的新军委委员、士兵代表和地方代表共41人参加了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临时军委所作的决定,协调前委与临时军委的关系,着重解决湖雷会议争而未决的话题。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书面意见,认为前委、军委分权,使“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的主张,直抒自己的意见:“我看没有成立军委的必要,不要搞形式主义,有其名而无其实,要也没用,还不如不要”。毛泽东表示,如果大多数人赞成军委的决定,那么“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由于红四军领导间的观点不同,争论异常激烈,两种意见似乎都有道理,究竟要不要成立红四军军委,双方争论没有结果。但是毛泽东的态度都十分坚决,也有一些代表对临时军委作出的决定和做法不满。最后有人提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来解决争论,大多数人也认为此办法可行。最终以36票赞成、5票反对的绝对优势,通过了撤销红四军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免职,他的政治部主任也同时落选,改由陈毅担任,刘安恭被任命为第二纵队司令员。

红四军早康前委扩大会议虽然通过了撤销军委的正确决定,但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并没有结束,且争论的问题也更加广泛、更加激烈,甚至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会议上达到白热化程度,使“七大”会议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陈毅取代毛泽东当选前委书记,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

红四军“七大”后,通过秘密交通路线将“决议案”和毛泽东、刘安恭等人的信件送到上海的中共中央,陈毅还以前委书记的名义给中央写了《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工作的报告》。中共中央收到报告后极为重视,并于1929年8月13日专门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研究和讨论。认为:“七大”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而刘安恭主观地将毛泽东和朱德分成两个派系是在故意造成派别,是不妥的。陈毅前往中央汇报工作后,也于10月底带回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导信》(即“九月来信”),指出:“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军委”,理由是“红军编制最要紧的是使之能适合于游击动作,指挥单位不要过多”。中央告诫那些以形式上看问题的同志:“军事组织名称不必拘于一个固定形式”,认为:“红四军由前委指挥,对外用政治部号召的办法,是可以的”。

早康这个平常的小山村,在这一时期又显得不平常。闽西苏区蓬勃发展后,国民党惊慌失措,紧急调兵遣将,组织了闽、粤、贛三省“会剿”。1929年7月29日,迫于三省敌人纷纷向闽西腹地压缩的紧急情况,红四军在蛟洋召开了前委紧急会议,决定分兵打破敌人的“会剿”。由于军情紧迫,会议随后转移到早康继续召开。8月3日,红四军二、三纵队贯彻蛟洋、早康紧急会议精神,在朱德率领下开始出击闽中,红四军第一、四纵队留在闽西同敌人周旋。这就是军史上著名的“七月分兵”。“七月分兵”进一步横扫了闽西境内的零星反动武装,促使各县红色区域连成一片。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历史和百科研究部副部长李泉认为,红四军前委和军委的争论,涉及红军党的领导方式、党在军队里领导地位和作用、党的领导机关及军事机关的关系,其核心就是坚持个人领导还是党的领导问题,事关这支革命军队的前途和命运。

1997年3月,中央电视台著名电视策划人王爱飞来到早康会议会址,拍摄《将军世纪行》有关片段,谈到这段历史时说:早康会议是毛泽东在红四军党内军内斗争中的一次重大胜利。

所以说,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是古田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这次会议,古田会议的召开也许还要等待更长时间,做更艰辛的探索和更曲折的准备。因此,这次会议在中共党史上具有承前启后、奠定基础的重大意义。(作者单位系中共上杭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综合编辑:文旅龙岩 来源:《红色文化周刊》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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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堂 白砂镇 下早康村 前委 早康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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