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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贾汪起义的政治基础远胜于嘉兴起义?

原标题:为什么说贾汪起义的政治基础远胜于嘉兴起义?

贾汪起义是1948年11月8日,淮海战役打响第三天,驻徐州贾汪地区国民党第3绥靖区所属部队,在共产党争取下,由副司令官张克侠、何基沣率59军、77军所辖38师、180师、132师及37师一个团共2.3万名官兵在运河前线战场起义,使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通过防线直插陇海东线宿羊山、八义集一线,包围碾庄之敌。经过17个昼夜奋战,先后用14个纵队围攻打援,歼灭国民党第7兵团的4个军10万余人,取得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官兵总计188万,对促进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上谱写了辉煌的一章。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

孤胆壮举:预干总队揭竿而起

1949年1月,国民党军队完败淮海战场,蒋介石内外交困,宣布下野,实际退居溪口幕后操纵。2月初,国民政府行政院各部会陆续南迁广州,国防部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以下简称“预干总队”)奉命移驻浙江嘉兴。预干总队学员多为青年军复员干部,国防部打算集训三个月,分配组建30个新军充当排、连长。

贾亦斌抗战时期屡立战功,从少校营长一步步升迁至少将参谋长,渐渐脱颖而出,考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与同班同学段伯宇最谈得来,两人私下常在一起议论时弊。陆军大学毕业,贾亦斌调任军委会青年军复员管理处第一组组长,深得副处长蒋经国赏识。预干处后来改组为预干局,贾亦斌先任副局长、后任代局长兼预干总队总队长。

预干局局长蒋经国

起初,贾亦斌对蒋经国抱有相当好感,“他比那些养尊处优的国民党官僚强得多”,“倘使国民党中做官的都能如他那样,也许不致于把国家弄到这般境地”。但在蒋经国负责的上海经济管制工作失败之后,贾亦斌对统治层彻底失望,“我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腐朽黑暗内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国民党政权由他们掌握,只有走向灭亡”,“我决心同蒋家王朝决裂,去寻找新的道路”。

经段伯宇多方联络,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与贾亦斌建立了关系,策反委员李正文不时往来上海、嘉兴之间,指导起义准备事项。预干总队副总队长林勉新,辅导组长刘异,第一大队大队长李恺寅,第二大队大队长邓道三等很快发展成为骨干力量,纷纷表示愿意一起采取行动。

然而,副总队长黎天铎、潘振球,第十三中队中队长林荫及嘉兴青年中学分部主任彭灿等人,对蒋经国的“忠心”是许多人都知道的,而且“组织能力很强”。嘉兴“不稳”的消息不胫而走,蒋氏父子先是规定“预干总队开往福建建阳”,旋即又免去贾亦斌本兼各职,调任国防部部员,由黎天铎接任总队长。

嘉兴西大营旧址新貌

4月2日,李正文传达上级指示,预干总队可在嘉兴起义,经莫干山向天目山挺近,与苏浙皖边区游击队联系,策应人民解放军渡江,预定起义日期为4月15日,起义后暂用“苏浙皖边区民主联军”名义活动。4日深夜,贾亦斌召集骨干人员二三十人秘密开会,有位学员突然提问:“我们何时行动?到何处去?与共产党有无联系?

事后证明乃第十三中队派来的潜伏者。6日下午,贾亦斌决定提前行动,第一步,胁迫黎天铎签署到莫干山进行军事演练的命令,以取得“合法”名义,赢得安全时间越过京杭国道。第二步,在莫干山下正式宣布反蒋起义,与当地游击队一起接应解放军渡江。7日黎明,黎天铎在胁迫之下签署军令,除了林荫掌握的两个中队拒绝执行外,其余3000余人悉数踏上“演练”之路。下午,队伍陆续行进至乌镇境内,镇上联防队接到拦截命令,要求预干总队绕道而行。

今日乌镇

显然,嘉兴“哗变”之事已经传开,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正在着手围追堵截。贾亦斌感到事态严重,临时改变计划,干脆就在乌镇宣布起义。至此,不少学员如梦初醒,有的选择默默离开,有的选择追随到底。战斗打响,黎天铎趁乱逃脱,起义军分成三路突围,其中刘异率领的一路边战边撤,国民党武康县县长王正谊佯装同情,暗中通知驻军突然袭击,迫令学员1000余人放下武器。11日,其余两路转辗到达莫干山,最后只剩下80余人,结果仅贾亦斌孤身一人到达安徽宁国县境内的苏浙皖边区所在地。

基础薄弱:与第三绥靖区贾汪起义的对比

嘉兴起义军事上失败的原因很多,笔者以为主要因素在于缺乏基础,没有达成居于多数的共识。从与中共取得联系到乌镇举旗,前后总共不过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对比1948年11月,发生在徐州东北贾汪地区的第三绥靖区起义,两者可谓天壤之别。

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张克侠

第三绥靖区的前身第33集团军,再往前追溯就是打响卢沟桥抗战的第29军,属于冯玉祥西北军系统。中共利用国民党地方军系与中央嫡系的矛盾,通过派入党员,组织进步骨干赴延安学习,由地下党员主办干训团等形式,陆续培训了大批爱国、进步的军官、军士。第3绥靖区副司令官张克侠、何基沣分别于1929年和1939年秘密加入中共,第59军副军长孟绍濂、第132师师长过家芳等高级军官思想进步,明确同意反蒋起义。即便把握不大的第37师,亦有一个第112团完全成熟,自张兆芙团长以下全体校级军官“众口一词,要求快点起义”。

反观预干总队,一来由于成立时间短,二来由于属于蒋经国系统,不存着地方与中央的利益纠葛,中共策反工作无法大面积展开。即便贾亦斌尽心尽力,骨干力量终究不过二三十人,甚至还有顽固派混入其中。“从总队成立到起义的这段时间里,两派剧烈地暗斗者”,“到起义时,那就更证实两派的搏斗了”。李馥承时任嘉兴青年中学语文教员,从他的回忆文章来看,起义派并不具备优势,“彭灿是个军统,一些手下人,如谢又华、郑国桢等都在辅导组,监视着刘异,同时通过他们的辅导员,在各大队、中队、区队获取情报”。

起事当日,黎天铎被迫签署行军命令,暗中处处作对,有学员问:“总队长,什么时候开饭?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贾亦斌忙于应付乌镇地方武装,黎天铎乘机破坏起义:“告诉同学们,赶快回嘉兴去!

第三绥靖区虽然同样存在“杂音”,比如司令官冯治安、副司令官李文田、参谋长陈继淹、第59军军长刘振三、第77军军长王长海等人,但这些人多属消极型,即不同意起义,也不愿充当内战炮灰,誓死效忠蒋介石,除了极个别,整体破坏性不大。就拿冯治安来说,“他贪图享受,每月要飞南京、上海住上几天,偶尔到部队看看,实际指挥权已落在张克侠、何基沣手里”。刘振三鸦片瘾很大,“起义前一个多星期,以去上海看病为名,携带其全部资财逃走,走前只是向大家说,‘一切听孟绍濂副军长的’”。言下之意,我不参加起义,但也不干涉你们何去何从。

起义前夕,中共多管道策反第三绥靖区,华野第13纵队政治部联络部长杨斯德以高参身份掩护活动,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成员有孙秉超,何基沣的副官、中共地下党员李连城,第111团第3营营长、中共地下党员王世江,第2营迫击炮连连长、中共地下党员冯治中。为了确保通讯联系畅通而保密,还专门下力气做了总部通信兵主任樊云门的工作。

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

第38师师长杨干三、第180师师长崔振伦对起义有些抵触情绪,表现犹豫不定,何基沣示意当面解放军,“若遇到第三绥靖区前沿部队不按约定办法行事,就请你们相机处置,以免迟滞拿下”。解放军心领神会,11月7日晚上一举攻占万年闸。面对内部“政治攻心”和外部军事压力,杨干三、崔振伦只好同意起义,第三绥靖区最终有三个半师23000余人投奔解放区。

由此可见,第三绥靖区贾汪起义的条件十分成熟,主动权基本上控制在中共和起义派手里。对比嘉兴起义,预干总队完全不具备里应外合的优势,机密泄露催生起义时间一再提前,由于基础薄弱,只能谎称莫干山行军演练。顽固派林荫拒不执行命令,起义派缺乏应急预案,又不能强制武力解决,导致队伍一出嘉兴,即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知晓,除在战斗中伤亡和沿途跑散共约数百人外,大部分被俘,押回原地整编。

结论

嘉兴起义像一道强烈的闪电伴随着震耳的雷声,掠过京沪杭国民党根基之地,使国民党人惊恐万状,但也如电花一样迅即熄灭。“有人认为,这是一次失败的起义;也有人认为起义取得了巨大成功”。

所谓失败主要体现在军事层面。首先,没有成建制把部队带入苏浙皖边区,完成策应解放军渡江的既定目标。其次,起义过程中没有大量杀伤国民党军队,事实上京沪杭警备司令部调集的多为保安团、联防队之类的地方武装,战斗力并不强悍。

所谓起义取得了巨大成功,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首先,预干总队是蒋经国培养的“种子”,嫡系部队“哗变”,影响力非一般地方杂牌军可比。其次,嘉兴起义打乱了蒋氏父子建立30个新军的计划,预干总队从此不再受到信任,部分学员后来又在福建厦门举行了二次起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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