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正文

从经济学、心理学角度看斯坦福监狱实验改编的《死亡实验》

原标题:从经济学、心理学角度看斯坦福监狱实验改编的《死亡实验》

1971年,24位受试者,每天支付15美元,花费14天模拟一场实验心理游戏,这听上去颇具诱惑力的实验就是心理学界大名鼎鼎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于2001年被改编成了德国版电影《死亡游戏》,今天我们就来看从心理学和经济学角度看一下这部电影。

菲利普·津巴多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开展“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初衷和他本身的成长环境有很大关系,从小在纽约布朗克斯贫民犹太区长大的津巴多有一套“街头智慧”,那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辨别出街头内谁最有发言权,哪些人可以贿赂给自己带来好处,哪些人应该远离,这成为他日后研究心理学的天然优势。

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对他产生过巨大影响,当年,津巴多和小伙们经常在街头玩曲棍球,但在那时,街头是禁止玩球的,所以当警察来的时候,他们就会把球杆藏起来,一天,一位警察单独找到津巴多,勒令他交代出球杆的位置。顽固的津巴多拒绝回答,结果就是警察运用权力逮捕他,在将他推上警车的时候,他的头狠狠地撞到了车门框,自此之后,津巴多再也不愿意相信那些穿着制服的人士。

人性的善良、邪恶,性格在强大情境压力下的转变成为了津巴多日后关注的重点。他经常质问自己:驱动人类行为的动力是什么?在哪些特定情况下人们的行为会成为情境的产物?邪恶到底是“根深蒂固”的还是“虚无易变”的?基于这些设想,产生了“特质取向”和“情境取向”两种类型的探讨,“斯坦福监狱实验”就是研究在特定环境下人们行为的成因。

在真实的实验中,津巴多不仅自己设计了整套实验环节,并亲自充当了典狱长的角色,他以登报募集的形式招募了24位参与实验的志愿者,这其中不仅有大学学生还有自己的研究生以及部分工人、学者,前提条件是参与者并没有犯罪前科,并且没有任何的心理疾病,包括暴力倾向、严重焦虑抑郁等问题。所有的参与者力争确保就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普通人,尽管从样本选择上人数不多,但是却有一定的”普遍性”,这也是为什么实验结论被学界广泛使用的原因。

为了确保实验的客观公正性,津巴多采用抛硬币的形式随机选择了24人中的狱警和囚犯,并借用当地警察局的力量,完全模拟了警察抓犯人的全过程,由于没有事先通知,这些囚犯的家人并不知情,并且非常惶恐,这对于实验者的心理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监狱的设置是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地下室完成的,其真实环境与电影中呈现的效果有很大不同,特点是封闭、狭小、局促,而这12人狱警分为3班,每班8小时,轮流看守。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种实验能有什么意义呢?不就是14天的时间,按部就班地完成不就可以吗。这种假想在津巴多开始实验时也是存在的,他们也做好了无功而返的准备,毕竟这个实验出资方是海军,无论出现任何的结果都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从第一天开始,囚犯与狱警之间就开始了对峙的状态。

有一些监狱规定是提前设定好的,比如:犯人必须配合参与监狱中的任何活动。犯人只能用识别号码称呼彼此。犯人必须称呼狱警是“狱警先生”,假释之前,犯人都禁止谈论关于“实验”或“刺激”的情景等等条件。并且所有人都可以根据个人意愿情况提前终止实验,这无疑给了参与者很大的信心,所以在入狱进入角色之前,每个人的内心都是轻松愉悦,他们并没有表现出真正入狱者的那种苦闷、痛苦与挣扎。

在《死亡实验》中,为了增加电影张力,为主角塔瑞克增加了一条感情线和一条偷拍线,感情线的增加可以很好地融入当时允许写信、探监的真实经历,也能更好地反映塔瑞克在这几天中的真实感情变化,因为一个无所牵挂的人和有感情羁绊的人在对待时间、空间上的看法会有本质的区别。

另一条偷拍线则是塔瑞克为了一万马克的酬劳,答应为报社提供本次实验的真实素材,其实在当年实验中,所有的对话、活动都有视频、录音,这成为了后世研究这一实验的最有力的证据,当然在去年(2018年),也出现了推翻实验结论的说法,原因是当时第一位“疯掉的囚犯”反驳自己出局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想在监狱准备GRE的考试,可是在索要考试书籍时却没有得到狱警同意,于是他开始装疯卖傻退出实验,而之后的几十年他始终在与津巴多沟通,这里面就使用了津巴多和助手的真实对话录音作为依据,这是一段小插曲,不过这些资料的完整性和客观性会一直指引那些追寻真理的研究人员继续探索,这里就不做评判了。

电影中,教授并没有给予狱警们专业的培训,只是强调两点:他们可以使用合理的措施让犯人们维持秩序;对犯人们不得使用暴力。刚才提到过入狱时参与者的心理不同,这种不同或许是引发他们挑衅心理的最主要原因,在他们心中,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囚犯,所以他们的表现方式非常明显:挑衅和不配合。不配合可能有些特定原因,比如有些人可能并不想浪费食物,可是真会有乳糖酶不够的人无法喝牛奶,当然其中也有很大的心理因素使他们拒绝配合,这就成为了挑衅。

在监狱中,犯人们和狱警们因角色的不同自然而然进行了分化,而这种分化的结果就是身份感的沉浸,这不仅涉及到任务的完成,更是为了保证身份的权威性和尊严,于是对峙情况发生,因为权力的不对等,狱警们可以采用各种方式“折磨”犯人。

他们可以在半夜敲醒犯人,可以不给他们衣服穿,可以让他们徒手刷厕所,可以随时让他们做俯卧撑。而为了分化犯人,表现良好的犯人可以得到香烟,住到条件好的房间,享受优质的餐饮标准。可是以塔瑞克为首的囚犯则选择了对抗,他故意挑衅伯瑞斯,说他身上难闻,还是同性恋。

对于伯瑞斯甚至其他狱警们而言,对这种出头鸟有种天生的反感,而这种感觉让他们越过了规则的雷区,侮辱、剃光头等行为让塔瑞克陷入了深深的焦虑,而奇怪的是,这些犯人们似乎忘记了可以终止实验,都沉浸在这种周而复始、不断恶化的彼此关系之中。

用经济学原理解释就是,人们会对刺激做出反应,在本次实验中,刺激的就是每天15元的报酬,为了得到这份收入,必要的忍让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忍让的程度需要有个临界值,在经济学中,饿的人吃第一个包子总是最香的,这就是边际效益递减原则,当发生折磨的程度超出了囚犯们忍受的程度,他们就宁可放弃收入也不会从事该项工作,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只要离结果越近,放弃的边际成本就越大,所以没有人会在最后一天晚上放弃,而会显示出“青蛙效应”。那就是青蛙在凉水锅里可以轻松蹦出,在逐渐加热的锅中,则永远无法跳出。

实验中连续出局的两位囚犯并不是自己提出的,而是被诊断精神出现了异常,严重的焦虑抑郁让他们不得不终止实验,而塔瑞克则一举成为领头羊,开始了羊群效应。可以说电影一直都在铺垫,所有的情绪都在压抑,等待着群体爆发,没有人在乎谁说了第一句脏话,谁实施了第一次殴打,当叛徒狱警被绑到椅子上,吓得无法自控时,反叛的情绪达到了最高点,集体的狂欢让狱警们忘记了规则,他们已经无法从角色中挣脱出来。

在真实的实验中,津巴多确实如此,他感到深深的绝望,但是却无法挣脱典狱长的角色,甚至在失控的状况下感到兴奋,是他的心理学家女朋友克里斯蒂娜帮他脱离了这种情境的泥沼,当时刚提升为教授助理的克里斯蒂娜没有参与到实验设计的工作中,而且在实验中期参与进来,当她第一次看到狱警们的行为以及津巴多的状态时,她大吃一惊,犯人们被狱警带到厕所巡游,并且大声训斥他们。在克里斯蒂娜心中,她感受到了男权主义的盛行以及强烈的屈辱感。她的原话是“看见这些可怜的男孩们在非人性的对待下保守折磨,很让我反胃”。

她对津巴多说“你对这些孩子的所作所为真实可怕!”正是这句话让津巴多开始了真正的反思,最终在良心的趋势下,他下定决心终止了实验,而当时津巴多内心是失望的,值得庆幸的是他克服了绝对权力的催化,对抗住那些歪曲人类幸福和公平正义的制度,正视实验中出现的各种偏差,并最终和女友和解,最终成为了他的妻子,携手至今。

虽然实验仅仅维持了六天,但是带来的影响却是长期且显著的。所有参与实验者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恢复到常态,摆脱了实验带来的负面情绪,原先津巴多只想证明好人与恶劣环境斗争的效果,却意外发现不同性格对于角色认同的关系以及匿名性去人性化的作用。一套制服往往代表了权威,实验表明同样的指令由穿制服的人发出会比不穿制服的人,完成同样工作的比例将提升82%,这说明人们更愿意服从权威人士的指令,也意味着军人、大夫、律师这些工作往往比一般职业更具有说服力。

《死亡实验》中出现的群体暴力并非全无可能,黑屋作为一项惩罚有浓厚的宗教祈祷氛围,然而在实验最初时,教授们从未想象要使用它,这仅仅是一种震慑,让参与者们知难而退,可是塔瑞克的违规却被视为了极端的挑衅,为了继续维持工作的神圣性和权威,伯瑞斯采用了最极端的处理方式,当这种混乱一旦开闸,就如洪水般泛滥,甚至影片中出现了强暴女教授的情景,这同样是可以预见的,在犯罪心理学中,这算是激情犯罪的一种,怀有报复性心理的狱警利用男权主义的思维,全然不顾受害者的反抗,这种兴奋地传导是非理性的,除非有外界因素的干扰,很难停止。

随着实验的进行,狱警们早已不再满足于身份的设定,他们向着马斯洛理论的最高层:自我价值实现跃进,他们的行为完全符合“皮格马利翁效应”,也就是犯人们的情感受到了狱警们下意识的影响,报数、俯卧撑等行为就在不断强化他们犯人的意识,进而在囚犯们脑中构建出一个无形的监狱。

影片中的结果更为严峻,狱警为了阻止犯人们逃脱,甚至掏出了手枪,在自我意识中,他们已经完全混淆了现实与角色之间的界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两死三伤的惨剧,而所有参与实验的人对本次实验会记忆犹新,在心理学上称之为“契可尼效应”,也就是人们会被未完成、中断的事件记忆犹新,这同样也是为什么初恋总是最难忘的原因。

斯坦福监狱事件体现出情景巨大的影响力,也很好地解释了美国伊拉克虐囚事件的成因,所有的美国士兵在心理上都是健康、非暴力的,正是情景促使他们完成了一系列惨无人寰的暴行,那么到底谁要为这个结局买单呢?矛头当然会指向最高领导者。所有设计出来的政治纲领、政策、程序都是构成情景系统的基本要素,这成为执行者逃不开的紧箍咒,这也可以解释纳粹屠杀、日本侵华等恶性事件背后的事实真相。

当很多人被问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们的答案都会统一指向一点:服从命令,所以每场战争都应思考它的合理性,并由决策者负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

没有人是天生邪恶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告诉我们:不论多么细微或明显的情景因素,都可以支配个体的抵抗意志。个人在环境中会变恶,这就是了著名的路西法效应。所以时刻加强自我约束,在情境中发挥出好的示范效应可能是我们继续保持“好人”身份的唯一途径了。

参考书目:

菲利普·津巴多著,《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死亡实验 菲利普· 津巴多 塔瑞克 gre
阅读 ()
投诉
免费获取
今日搜狐热点
今日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