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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开生面各鲜新

原标题:别开生面各鲜新

  在所有文学门类里,诗歌是最能得风气之先、与时代精神联系最紧密的体裁。更远的且不论,从晚清以“诗界革命”为名的旧体诗改良,到新文化运动时兴起的白话新诗,这一百余年间,中国诗歌始终与时代进行着富有张力的对话,时刻处于一种“出发”的状态。所以,如今来讨论“新时代诗歌再出发”的话题,或许有两个背景值得重提。

第一,对于新诗而言,“趋新”就是一份与生俱来的使命,无论是诗体的自我建设与完善,还是和时代之间发生的种种互动,都在验证着这一点。借用冯雷、张桃洲两位学者的说法,无论是“一百年前人们对于未来诗歌的想象各不相同”,还是“更合理的或许应是把"新诗"当成一个动宾短语”而非名词概念,都指向了这样的事实:新诗自百余年前诞生起,就被嵌入了一种朝各式的可能性敞开而又随时准备自我刷新的“内驱力”。这种“内驱力”的作用至今依然足够强大,丰沛到能时刻为它的“再出发”提供新的动能和势能。

第二,这一百年来,从“救亡”与“启蒙”,到“改革”与“复兴”,中国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进程中。在这一百年里,无数先贤为中国诗歌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内容、方法和表达向度,一直在努力回应时代精神和境况。譬如郭沫若在《笔立山头展望》里,便热情期许“近代文明”的到来——以“大都会底脉搏”和“黑色的牡丹”般的大烟筒作为象征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时代,正是当时中国亟须拥抱的时代。譬如胡风的《欢乐颂》开头,“时间开始了——”,可谓隐喻新中国开国盛况的绝唱。

中国诗歌在这一百年里,穿越了复杂而又饱含丰富性的20世纪,历经写实主义、唯美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朦胧诗”、“第三代”、“九十年代”与开放多元的新世纪等不同阶段、潮流或语境,驶入了“期颐”之后的第二个百年。它的作者们,曾一一从“象牙之塔”走到“十字街头”,从胡同公寓、咖啡馆或亭子间迈向大后方、解放区或抗战前线,又热情拥抱、投身于一个又一个新的时代到来。

在中国新诗迈入第二个百年的特殊节点,回顾新诗史上这些大脉络与小细节,或许能再次提醒它的作者与读者们注意,中国诗歌的这一百年,正是始终处于时代潮头的一百年,是一直在变、趋向自新而又衔接时代精神的一百年。当它步入新时代,这种内嵌之力是否丰沛如昔?就如铁凝所称,“一个深刻变化的伟大时代必然需要新的、与之相匹配相适应的文学和艺术表达”,承担起与时代“相匹配相适应的文学和艺术表达”角色。

其实,无论是从修辞或写作技法的角度,还是从题材的开阔程度与对此进行挖掘的深度层面,中国诗歌在这一百年里,都可谓无愧于它所处时代的每时每刻。正是与时代状况的联结,使新诗这种年轻诗体迅速成长、壮大,逐渐呈现出阶段性的大成之势。就脉络上来说,发展到今天的中国诗歌,更远的依凭(譬如古典文学的滋养和西方文学的参照)暂且不论,只观察新诗史的内部,就能发现它间接地接受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精神遗产——一种饱含“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的时代体认,穿过“时间与旗”的历史情境,复又在新时期文学的广阔图景中,重启“为美而想”的诗之本分。及至完成对九十年代的涉渡,“解释斯芬克斯”般的专注于自我的诗学,又迎来了千禧年与一个全新的世纪。

在新世纪近20年的诗歌场域中,随着新格局的形成,以及互联网的影响,一幅更广阔的时代图景朝向中国诗歌展开。这二十年间,它所面临的命题大概有这样一些:当代诗歌与古典传统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应进行怎样的互动?如何做到深刻而有效地在写作中“及物”——介入与影响时代的重大事件与民生现实?通过诗人的个体创作、批评家的阐发研究、选本的流通、诗集的出版、诗歌教育的推广等系列手段,如何在大众传播层面获得更多普通读者的理解与更广泛的阅读?是否足以召唤出一种更为集中地体现时代精神的史诗式作品?二十年间中国诗歌的创作、批评、研究、教育与传播,已经触及并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只是这种“触及”和“解决”能达到怎样的深度,和我们所处的深刻变化的伟大时代有哪些创造性的适配,或许有待时间来解答。

早在20世纪40年代,曾为中国新诗开拓境界的闻一多写下《新诗的前途》一文,直指诗歌与时代精神的关联。他说:“每一时代有一时代的主潮,小的波澜总得跟着主潮的方向推进……”他还说:“诗这东西的长处就在它有无限制的弹性,变得出无穷的花样,装得进无限的内容。只有固执与狭隘才是诗的致命伤,纵没有时代的威胁,它也难立足。”这些言论对于我们思考诗歌与新的时代精神的关系,或许能提供有益的参考。

落实到每一位诗人的写作,这个时代也要求大家能在自己的劳作中,担负起处理与本时代关系的重大命题。比闻一多发表《新诗的前途》更早几年,吴兴华以“钦江”的署名发表长文《现在的新诗》写道:“我们现在写诗并不是个人娱乐的事,而是将来整个一个传统的奠基石。我们的笔不留神出越了一点轨道,将来整个中国诗的方向或许会因之而有所改变。”吴兴华昔日所言的“将来”正是我们的现在,先贤劳作的产物已积淀成如今思考中国诗歌再出发的一大背景;他的这番言论,固然主要针对新诗的技艺、意识与方法的层面,但“并不是娱乐的事情,而是……一个传统的奠基石”这样的说法,何尝不能为如今所借镜,用来当成当代创作者的自我劝诫和自我勉励的言辞呢?毕竟,如何走出当代流行的自娱式写作,如何将自身与时代宏阔的背景与深远的未来相勾连,确是中国当代诗歌创作的“真问题”。

语言学家张涤华在青年时代作的《游仙诗》第二首写道:“化工造物妙如神,岂只坤舆独有人。奇境万千谁遍历,别开生面各鲜新。”时代是“化工造物”一般的神奇存在,新诗在一个世纪里遍历“奇境万千”而已步入第二个百年,五四运动已迎来它的百岁之期,我们讨论并期待新时代的诗人能够“重新上路”,不断激活新诗的“内驱力”,持诗笔耕耘诗国,“别开生面各鲜新”,或许本身就是一桩富有诗意的大事件。

(作者:朱钦运,系诗人、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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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雷 张桃洲 笔立山头展望 象征主义 胡同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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