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柄睿:《三国志》列传编纂的内在理路

原标题:曲柄睿:《三国志》列传编纂的内在理路

《三国志》作为“前四史”之一,在中国早期历史文献中地位很高。与《史记》《汉书》研究处处开花的局面大不相同,虽然学界对《三国志》的研究自其成书以来从未间断,但切入点却多集中于陈寿的正统观与回护笔法。实际上,其说至清代已有定论,然而至今中国史学史、文献学和传记文学等领域对《三国志》的讨论仍多囿于此论题之内。比较之下,学界对《三国志》列传合传、编次等史学编纂问题少有讨论。目力所及,仅柴德赓的《史籍举要》对《三国志》列传编纂形式给出分析判断。他提到《三国志》“一般臣僚传记不标类传名义”,“此因三国时间本短,又各自为书,人物以类相次便可,不必分类太碎”。柴德庚的研究,成为思考《三国志》列传编纂的基础。

日本学者对《三国志》的研究成果较多,与《三国志》列传编纂略有关联。一些作品讨论《魏书》的史源,如满田刚的《〈三国志〉魏书の典拠について(卷一~卷十)》,矢野主税的《列伝の性格——〈魏志〉と〈宋书〉の场合》,对比《魏略》和《魏书》,判断后者更重视政治活动以及传主和政权的紧密关系。受近年来兴起的“史料批判研究”风气的影响,较多日本学者的作品探讨陈寿在《三国志》中对西晋政治格局的影射。如津田资久的《〈魏志〉の帝室衰亡叙述に见える陈寿の政治意识》和《曹魏至亲诸王考——〈魏志〉陈思王植伝の再検讨を中心として》两篇文章,判断陈寿对曹魏诸王的历史叙述实际上受到了晋武帝立嗣的影响。日本学者的讨论富有新意,且其著力点置于《三国志》文本书写上,这种回到原典的讨论方式值得借鉴。

总结看来,学界目前尚无专门对《三国志》列传编纂进行研究的著作。

时人对《三国志》的评价,是与对陈寿的评价联系在一起的。《晋书·陈寿传》载时人称述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但是何谓“良史之才”?或许在晋人范頵所说的“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意思之中,但又超乎其外。要之,理解“良史之才”,还是应该关注陈寿“叙事”的工作,但是又不过多关注叙事中“辞多劝诫”的那一部分。剩下的,便是《三国志》的列传编纂了。

相比较《史记》《汉书》而言,《三国志》更重视官职位次在人物合传方面的意义。这是《三国志》列传编纂遵循魏、蜀、吴三国建立的时间表这一内在理路完成所导致的结果。客观来说,三国历时较短,大臣多经历数位君主,《三国志》无法像《汉书》按照不同君主的断代,形成各各独立的时间单元以安排列传。正因为如此,通过魏、蜀、吴三国历史发展脉络的整体把握,寻找到其中有意义的关节点,并以列传编纂的形式体现出来,成为陈寿撰写《三国志》的一个重要工作。经过如此考量加工形成的《三国志》,又在相当程度上传达出陈寿完整撰述三国各自历史的主观意图。

需要说明的是,《三国志》包含的三部史书的命名,经由辛德勇的研究,已经非常清楚了。但本文行文过程中,为照顾学界的一般用法,仍将者三部史书称为《魏书》《蜀书》《吴书》,在遇到同名著作的情况下,会冠以作者略作区别。

一、陈寿《魏书》编纂的特点

前人对《魏书》合传的标准并没有定论。有学者认为《魏书》部分列传是按照类叙的标准,即人物品性相近而合传;有学者认为《魏书》列传则是按照人物官职相近而合传;还有学者认为《魏书》合传兼采上述两说。究其原因,是各家学者受到《魏书》史论的干扰所致。若要讨论《魏书》列传编纂的特点,还需回到原典本身。纵观《魏书》,发现其合传及编次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魏书》合传标准似乎是二元对立的。前人对《魏书》合传缘由的诸多推测,没有一种居于主导地位成为学界共识。此情形与陈寿在《魏书》史论中将“人物品评”和“官职叙赞”等量齐观有关。史论中一方面有所谓“躬履清蹈”、“贵尚峻厉”、“刚亮公直”等清议用语;另一方面又有“肇登三司”,“刺史总统诸郡”,“抑皆魏代之名守乎”,“咸克致公辅”“皆掌统方任”等从官职出发的总结性评价。如此强烈的反差,在《史记》《汉书》中并不存在。

第二,《魏书》各列传内部人物,并非完全按照加入曹氏集团的先后顺序,即登用顺序排列。《史记》列传编纂以人物“行事”先后为序。《汉书》在将长时段历史人物合传时,亦基本上按照人物登用的先后顺序排列。典型者有《汉书》的《蒯伍江息夫》《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赵尹韩张两王传》等。《魏书》中,同一列传中大量出现人物登用顺序与位置错乱的情况。初步统计有如下几例:

1.《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中,崔琰归曹在曹操领冀州牧之后,《武帝纪》系此事于建安九年(204)。毛玠归曹则在曹操临兖州时,即兴平二年(195)。则毛玠归曹远早于崔琰,反而列在崔琰之后。

2.《张乐于徐传》中张辽归曹于曹操破吕布下邳时,《武帝纪》系此事于建安三年(198)。乐进曾从击吕布于濮阳,则归曹早于张辽。于禁于曹操为兖州牧时拜为军司马,亦从征吕布。则乐进、于禁二人本应列于张辽之前。

3.《张乐于张徐传》中张郃归曹于官渡之战之际,应系此事于建安五年(200)。徐晃则归曹于建安元年(196),如此则徐晃是本传中归曹第三人,早于张辽、张郃。

4.《二李臧文吕许典二庞阎传》中,吕虔于曹操任兖州牧时归顺;许褚于“太祖徇淮、汝”时“以众归太祖”,与吕虔相仿佛;典韦亦从讨吕布于濮阳。三人次序,似应列于臧霸、文聘之前。

5.《王卫二刘傅传》中王粲于刘琮降曹后归降,时为建安十三年(208),卫觊登用则早于官渡之战(200),刘廙归曹亦在刘琮归降以前,则王粲应列于卫觊、刘廙之后。

6.《桓二陈徐卫卢传》中桓阶与王粲同时降曹,陈群于吕布破时归曹,早于桓阶。

7.《和常杨杜赵裴传》和洽亦于曹操平定荆州后归曹;常林为并州刺史梁习举荐,其事在平高干后,系于建安十年(205),应列名于荆州平定后归曹的和洽之前。又同传杜袭、赵俨均建安初年归曹,其事更在和洽、常林之前。

8.《韩崔高孙王传》韩暨亦是荆州平后归曹,而崔林乃冀州平后降人,两人顺序亦颠倒。

综上,共计7个列传存在前后人物顺序与登用时间不符的状况,几乎占《魏书》人物列传18篇列传之一半。

第三,归纳《史记》《汉书》可见,一般列传的先后顺序,以传首人物的时代顺序为准,《魏书》亦有不从此例者。如卷二五《辛毗杨阜高堂隆传》中,辛毗是冀州尚未平定即归曹之人,而自卷二一至卷二四,传首诸人皆荆州平定以后归曹之人,则各传前后顺序又颠倒。又卷二六《满田牵郭传》,满宠被辟为兖州从事,可以目之为最早追随曹操之人,其传亦列于荆州降人和冀州降人列传之后。

目前尚未看到统一的解释体系回应以上三个特点。鉴于此,将各种可能的官职和时间要素一一排列,重新审视《魏书》的诸多列传,成为寻找《魏书》乃至《三国志》合传、编次秩序的切入点。总结《魏书》合传及编次的问题,均指向两个可能的结论。第一,《魏书》列传编纂非常重视官职;第二,《魏书》按照一份独特的时间表编次列传。下文即从官职角度分析以上诸传,并推求《魏书》列传编纂时采用的时间表及其合传、编次秩序。

二、 “魏国建立”视角下的陈寿《魏书》列传编纂

从官职的角度分析,《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中,除去司马芝外,诸人均任丞相掾属。崔琰之所以登用晚于毛玠,而列名于毛玠之前,恐其任丞相东曹掾早于毛玠。

《张乐于张徐传》中载建安十一年(206),曹操表称乐进、于禁、张辽,三人分别为折冲、虎威、荡寇将军。由于不能见到表章原文,只能根据陈寿记录顺序推测三人在表章中的排序。陈寿记录了两种排序,分别为乐进、于禁、张辽和于禁、乐进、张辽。无论哪一种是曹操表章的原文顺序,都说明建安十一年(206)时,张辽的位次应排在乐、于二人之后。张辽唯一与于禁、乐进二人不同之处在于,魏文帝曹丕即王位时,转张辽为“前将军”,此前他的官职是汉征西将军。乐进不曾生及魏世,卒于汉右将军任上。于禁曾为汉左将军,后降关羽,魏文帝践祚后拜为安远将军。二人于魏朝官职,均无法与张辽相比。同时张郃、徐晃于曹丕即王位时分别为左、右将军,名位相当,位次先后并无太大关系。

《二李臧文吕许典二庞阎传》中,李典、李通均不及生见魏朝,然早已获得汉将军位号。臧霸、文聘生见魏朝,亦获魏将军号。传称文聘因“与乐进讨关羽于寻口,有功,进封延寿亭侯,加讨逆将军”,寻口之战不见《武帝纪》和《蜀书·关羽传》。考《乐进传》,乐进薨于建安二十三年(218),是役必发生于此年之前,疑是建安十三年(208)之后不久之事。吕虔归曹甚早,可是始终在泰山太守任上,直至魏文帝践祚以后,方有将军位号,晚于前列诸人。许褚于曹操征马超时任武卫中郎将,时为建安十六年(211),或在文聘加讨逆将军之后。典韦终于校尉任上,只能附于许褚之后。

《王卫二刘傅传》《桓二陈徐卫卢传》《和常杨杜赵裴传》三传可等量齐观。王粲、卫觊为魏国初建时侍中,刘廙、刘邵、傅嘏均任为门下诸官。《王卫二刘傅传》直可视作“门下诸臣传”。魏国初建时,桓阶为虎贲中郎将侍中;文帝践阼后,迁尚书令。魏国初建时,陈群为御史中丞;曹丕即王位时“徙为尚书”,曹丕称帝时则“迁尚书仆射,加侍中,徙尚书令”。陈群在尚书省的体系内,晋升速度并不如桓阶。至于陈矫、徐宣、卫臻、卢毓分别于文、明帝以后任尚书令、仆,则《桓二陈徐卫卢传》亦可视作“尚书诸臣传”。《和常杨杜赵裴传》中和洽于魏国建立之际拜侍中,常林为尚书,杨俊为中尉,杜袭为侍中,而后赵俨、裴潜诸人任官转杂,仍不离侍中、尚书诸职,此传可视作“门下—尚书诸臣传”。

《韩崔高孙王传》中,韩暨于明帝景初二年(238)为司徒,崔林于景初三年(239)任司空,事在韩暨之后。高柔、孙礼、王观俱登三事。

综上可见,《魏书》合传以传主任魏国官职为标准,合传者多任同一类官职,并以任官先后序次。

循着同样的思路再看《魏书》列传的编次。可以发现一个明确的关节点,即曹操任魏公之时,《魏书》中反复以“魏国初建”或“魏国既建”的字样标示,是年为建安十八年(213)。其时魏国官署相应建立。《武帝纪》称“十一月,初置尚书、侍中、六卿”。注引《魏氏春秋》称:“以荀攸为尚书令,凉茂为仆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为尚书,王粲、杜袭、卫觊、和洽为侍中。”此前传序诸人,或为汉官,或为曹操霸府诸掾属,从名义上仍属汉臣;而此后传序诸人,均为魏臣。

以魏国建立作为关键的时间点观察《魏书》列传,能清晰辨别列传编纂秩序。由《汉书》可知,“宗王传”往往起到区分时代断限,提挈一代人物的作用。但是《魏书》“宗王传”区隔的并非是不同君主的时代,而是不同历史阶段,这是与《汉书》的不同之处。魏国历时较短,君主更迭频繁,大臣历任数朝,这些情况迫使陈寿不得不从魏国历史本身寻找其发展的阶段性节点。此时,“魏国既建”作为区分汉、魏正统的关键性时间点的意义,被陈寿敏锐地捕捉到了。而《魏书》中记载的历史人物,也被贴上了“汉臣”“由汉入魏之臣”和“魏臣”的不同标签,按照在魏国建立前后的历史表现,也按照与魏政权的亲疏远近关系,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于是,作为“宗王传”的《魏书》卷一九《任城陈萧王传》和卷二〇《武文世王公传》依旧发挥了列传编次分界点的作用。此前诸传列序由汉入魏的创业诸人,此后则列序“魏国既建”时及魏朝建立以后任用诸人。

卷一〇《荀彧荀攸贾诩传》至一八《二李臧文吕许典二庞阎传》以魏国建立以前诸汉臣传作为主要内容。《荀彧荀攸贾诩传》《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可以视作一个单元,其中诸人多先任汉官,后归曹氏;或归曹之后,委以汉官之任。《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钟繇华歆王朗传》《程郭董刘蒋刘传》可以视作第二个单元。《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中诸人为曹操所辟掾属,在当时的政治观念中,这是名正言顺属于曹操的臣僚的一批人。《钟繇华歆王朗传》和《程郭董刘蒋刘传》罗列诸人,多有汉官经历,但是倾心曹氏,早相归附,两传诸人分别充任魏国初建时三公、诸卿之位。这一单元,可以视作曹操霸府运转的核心力量,用传统政治名词加以描述,即所谓“腹心”。《刘司马梁张温贾传》《任苏杜郑仓传》《张乐于张徐传》《二李臧文吕许典二庞阎传》是第三个单元。《刘司马梁张温贾传》《任苏杜郑仓传》分别列序曹操控制的疆域下的名刺史和名太守,《张乐于张徐传》《二李臧文吕许典二庞阎传》则列序曹操霸府的武将。第三单元可以视作曹操霸府的周边运作力量,用传统政治名词描述可称为“股肱”与“爪牙”。

卷二一至卷二八则以魏国建立以后诸臣为核心。《王卫二刘傅传》《桓二陈徐卫卢传》《和常杨杜赵裴传》构成第一个单元,即魏武帝、魏文帝时期“门下—尚书”诸臣,他们是新的魏国“腹心”。《韩崔高孙王传》《辛毗杨阜高堂隆传》《满田牵郭传》《徐胡二王传》分别是明帝以来三公、诸卿、方面大臣,他们构成了魏明帝以后的“腹心”、“股肱”和“爪牙”。值得一提的是《辛毗杨阜高堂隆传》《满田牵郭传》。前文已经指出这两个列传的位置似乎太靠后了,可是若从诸人在明帝以后任职诸卿和方面大臣的角度来看,诸人列传在《魏书》中的位置非常和谐。

《魏书》的列传的结构可以用下表加以清晰表示。

表1《魏书》列传格式

卷次 标目 时代划分 官职位次
10 荀彧荀攸贾诩传 汉朝诸臣—曹氏谋主
11 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 汉—魏国 汉朝诸臣—曹氏诸选吏
12 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 汉—魏国 曹氏霸府诸曹掾
13 钟繇华歆王朗传 汉—魏国 汉朝诸臣—魏武、文世三公
14 程郭董刘蒋刘传 汉—魏国 汉朝诸臣—魏武、文世诸卿
15 刘司马梁张温贾传 汉—魏国 汉朝- 魏武、文世诸刺史
16 任苏杜郑仓传 汉—魏国 汉朝- 魏武、文世诸太守二千石
17 张乐于张徐传 汉—魏国 汉朝- 魏武、文世诸将军
18 二李臧文吕许典二庞阎传 汉—魏国 汉朝- 魏武、文世诸将军
19 任城陈萧王传 汉—魏朝
20 武文世王公传 汉—魏朝 诸宗室
21 王卫二刘傅传 魏国—魏文帝朝 魏武、文世门下诸臣
22 桓二陈徐卫卢传 魏国—魏文帝朝 魏武、文世尚书—门下诸臣
23 和常杨杜赵裴传 魏国—魏文帝朝 魏武、文世门下—尚书诸臣
24 韩崔高孙王传 魏朝 魏明帝以后三公
25 辛毗杨阜高堂隆传 魏朝 魏明帝时诸卿
26 满田牵郭传 汉—魏朝 汉以来诸方面大臣传(魏明帝以后诸刺史、太守传)
27 徐胡二王传 魏朝 魏明帝以后方任诸人
28 王毋丘诸葛邓钟传 魏朝 魏明帝以后方任叛臣

前文已经说明,《魏书》记载魏国建立以后,以卷二一至二三为主,涵盖魏武、文“门下—尚书诸臣”,其位次本应在卷二四三公及卷二五诸卿之下。导致目下编次格局形成的原因在于,诸人任尚书、侍中,是魏国建立的关键因素,其排序本在六卿之前,而此时魏国并无三公。那么在政治上,卷二一至二三诸人的意义大于卷二四诸人。又从登用时间上,卷二一至二三诸人亦早于卷二四诸人。在《汉书》中,官员的官职位次的作用体现为时间秩序的补充,即列传编纂首重时间顺序。但在《魏书》的列传中,时间秩序是可以让位于官职位次秩序的。此举既与汉魏之际政权更替时间紧密,人物迁转复杂有关;亦与陈寿意图突出诸人官职,以表明魏政权建立的历史节点有关。

陈寿按照魏国建立的时间表编次列传及列传中人物。这个时间表展示出对魏国建立和魏朝以后文帝、明帝朝的清晰划分。白寿彝认为“陈寿的史才,表现在对三国历史有一个总揽全域的看法和处理”。这一观点,可以视作对陈寿历史见识比较准确的评价。进一步讲,陈寿希望通过《三国志》全书而非单个的列传、人物或历史事件来表现三国的历史进程。如果只从某几篇列传文字中探索陈寿的史才是不够的。必须看到陈寿在编纂史书时,有意地规范、控制合传及列传编次,形成人物列传的整体结构和秩序,由此表达历史的节奏感,体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列传编纂,方是陈寿“史才”的集中体现。

三、陈寿《蜀书》列传编纂

《蜀书·后主传》陈寿评曰:“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又同书《杨戏传》引杨戏作《季汉辅臣赞》称蜀国多人“失其行事,故不为传”。据此,《蜀书》是陈寿独立创作完成的。

与《魏书》一样,《蜀书》的人臣列传应从卷三五《诸葛亮传》开始,至卷四五《邓张宗杨传》止,共计11篇。由于《二主妃子传》已经记载了部分蜀汉诸王,《蜀书》就没有再单独设立宗王传了。如此表明《蜀书》的列传缺乏明显的时间断限。一方面蜀汉建国确实很仓促,比对曹操建立魏国的历史,刘备自称汉中王也是在建安二十四年(219)的时候。其时距离他称帝仅隔一年,并没有给建立霸府留出足够的时间。后主利用的人物,基本上是先主时旧臣。另一方面,蜀汉的人物在数量上亦无法与曹魏和孙吴相比。所以,《蜀书》中的列传时间断限不是很清晰。

但是《魏书》表现出来的首重官职的合传标准,在《蜀书》中同样存在。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卷三七《庞统法正传》,评曰:“庞统雅好人流,经学思谋,于时荆、楚谓之高俊。法正着见成败,有奇画策算,然不以德素称也。儗之魏臣,统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俦俪邪?”庞统“雅好人流”,本是品评人物的名士,而且被司马徽称作“南州士之冠冕”,在荆楚地区已有“高俊”的风评,可方之于荀彧。法正是名门之后,奈何建安初迁往蜀地,失去了乡闾品评的机会。“不以德素称”的他只能以“奇画策算”自显,比于程昱、郭嘉。但是,荀彧、程昱、郭嘉三人因官位不合,且对曹氏态度不同,在《魏书》中并不合传。而庞统、法正先后为刘备掾属,二人虽风评不同,但依旧合传,成为陈寿于《蜀书》合传仍重视官职的一例。

此外还有卷三八《许麋孙简伊秦传》。刘咸炘以为:“此诸人皆名士谈客,惟秦子敕似宜与杜微等合传。”何焯认为:“承祚此书,大趣简质,而独推秦子敕之文藻,异于诸传。斯则文无定体之谓邪?”刘咸炘驳曰:“按寿师谯周,而宓乃周所严事,从闻其文论而载之耳。”这种不从《三国志》全书整体列传编纂角度考虑,而仅仅就某一传内容谈论某一传编纂形式的争论参考价值不大。依据从《魏书》处得到的经验,此传实为“先主霸府—先主公卿诸臣传”。先主为汉中王,许靖为太傅。糜竺拜为安汉将军,班在军师将军之右。孙乾自从事中郎为秉忠将军,见礼次麋竺,与简雍同等。简雍为昭德将军。伊籍为左将军从事中郎,见待亚于简雍、孙乾等。诸人班次或在诸葛亮上,或在诸葛亮左右,占据蜀汉建立之初公卿之位。又据《季汉辅臣赞》,先主为汉中王,用赖恭为太常,黄柱为光禄勋,王谋为少府,皆失其行事,故不为传。此传则以诸人同位者代之。至秦宓建兴二年为大司农,亦拜卿位。

卷三九《董刘马陈董吕传》,刘咸炘认为:“董和参署府事,马良、董允、陈祗、皆为侍中,刘巴、陈震、董允、陈祗、吕乂俱为尚书令,故合之。”刘咸炘此论大抵不差,不过此传之“陈”乃陈震,而非陈祗。此传乃“先主霸府—先主、后主门下·尚书诸臣传”。先主为汉中王时,刘巴为尚书,后迁尚书令。先主称尊号,马良为侍中。后主建兴三年(225),陈震为尚书,迁尚书令。董允后主时为黄门侍郎。吕乂后主时为尚书,迁尚书令。

卷四一《霍王向张杨费传》、卷四三《黄李吕马王张传》分别列序先主任汉中王以前及先主称帝时方面大臣。卷四五《邓张宗杨传》则是后主时方面大臣合传。

总结来看,《蜀书》列传基本可以用下表展示。

表2《蜀书》列传格式

卷次 标目 时代划分 官职位次
35 诸葛亮传 汉—蜀 先主谋主
36 关张马黄赵传 汉—蜀 先主诸将军
37 庞统法正传 汉—蜀 先主霸府诸谋臣
38 许麋孙简伊秦传 汉—蜀 先主霸府—先主诸公卿
39 董刘马陈董吕传 汉—蜀 先主霸府—先主、后主门下·尚书诸臣
40 刘彭廖李刘魏杨传 汉—蜀 先主、后主废锢诸臣
41 霍王向张杨费传 汉—蜀 汉朝—先主诸郡守
42 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谯却传 汉—蜀 先主、后主诸儒林大夫传
43 黄李吕马王张传 汉—蜀 先主方任太守传
44 蒋琬费祎姜维传 后主执政大臣
45 邓张宗杨传 后主诸将军方任大臣。

四、“自擅江表”:《吴书》创业功臣传的完结

陈寿《吴书》之前,吴国已有官修的韦昭《吴书》。韦昭《吴书》作为一部专记吴国历史的史书,可以详细地叙述东吴每一朝的情况。它的列传编次,可能与《汉书》一样按照君主的时间断限完成。陈寿《吴书》虽资取韦昭《吴书》,但在列传编纂上又表现出鲜明的特色。

陈寿《吴书》的人臣列传从卷五二《张顾诸葛步传》开始,至卷六五《王楼贺韦华传》为止,共计14个列传。其中卷五九是《吴主五子传》。前文已经提及,“宗王传”往往起到区分时代断限,提挈一代人物的作用,《吴主五子传》理应起到同样的效果。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吴主五子传》之后的《贺全吕周钟离传》传首贺齐是孙策所任用官吏,历经孙策、孙权二主,仅就登用时代来说,与《吴主五子传》之前诸人亦无大的区别。这就很难解释《吴主五子传》在区分时间断限上的作用了。

这一点与《魏书》情况一致,即《魏书》中“宗王传”区隔时代的作用,并非体现在单纯区别不同君主的时代,而是区别不同历史阶段。同样,《吴书》的“宗王传”亦是不同历史时代而非不同君主时代的分水岭。正如陈寿对曹魏的历史是以“魏国既建”为节点进行人物列传编次的,他在《吴书》中也根据一份时间表对孙吴人物进行编次。《吴书》中的时间表,紧紧围绕“江东创业”展开。

《吴书·张昭传》和《张纮传》均有“孙策创业”字样,但是创业之功似乎并不为孙策独占。《朱然传》称“自创业功臣疾病,权意之所钟,吕蒙、凌统最重,然其次矣”,其中吕蒙、朱然均为孙策举用之人,而凌统则为孙权辟用。陈寿对孙策的评语是“割据江东,策之基兆也”,对孙权则是“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看来,《吴书》并不以孙策专擅创业之美,而是直陈孙氏兄弟相继成之。

孙氏兄弟创业至何时结束呢?以魏、蜀的经验而论,曹操、刘备均通过获得公、王这一超越人臣的地位,取得据有问鼎帝位的资格。《魏书》正是以“魏国既建”,作为曹操功业的总结性象征。与魏、蜀两国不同的是,孙吴称王是称藩于魏。在当时的历史记录中,吴人对此表现出强烈的反感。《张昭传》称:“魏黄初二年,遣使者邢贞拜权为吴王。贞入门,不下车。昭谓贞曰:'夫礼无不敬,故法无不行。而君敢自尊大,岂以江南寡弱,无方寸之刃故乎!'”同书《徐盛传》和《江表传》都有类似的记载。据陆云《与平原书》,韦昭《吴书》中没有《魏赐九锡文》,而陈寿《吴书》备载。加九锡,是孙权受封为吴王时同步进行的。其文中有所谓“今又加君九锡,其敬听后命”“敬敷训典,以服朕命,以勖相我国家,永终尔显烈”文句,表明了魏对吴在政治上的胜利。对于这种迫于形势的城下之盟,吴人不可能,也不会将其视作创业完成的象征。同样陈寿《吴书》对孙权称吴王一事的记录,远不如曹操称魏公、刘备称汉中王那么大张旗鼓。也就是说,陈寿清楚地把握住了吴人的意识。

田余庆在《孙吴建国的道路》一文中指出,孙权在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都是赢家的情况下,仍徘徊犹豫数年之久才登上皇帝宝座,主要是等待孙吴政权江东化的完成。此论准确点明了江东化对孙吴政权的重要意义,成为学界思考孙吴政权性质的基础。需要注意的是,田先生泛言的“建国”是以孙权称帝为标志的。时人对孙氏政权独立时间的认识,似更早于此。据《蜀书·吕凯传》,刘备薨于永安,雍闿蠢蠢欲动,声称“盖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刘备薨于章武三年(223),即吴黄武二年(223)。孙权建元黄武在222年九、十月间,此前一直使用魏黄初年号。改元黄武,是吴在政治上独立于魏的标志。在当时如雍闿等辈看来,“正朔有三”足以为“天下鼎立”之据。《吴主传》另载,黄武二年(223)“夏四月,权群臣劝即尊号,权不许。刘备薨于白帝”,两件事相连并书,似欲表达孙权忌惮称帝冒犯魏、蜀两国,但从事实上看,对于已经自立正朔的孙权,是否即尊号并不那么重要。当孙吴自有正朔之时,已经表明其创业成功了。

孙吴政权创业阶段的完结,系于几件接连发生的历史事件。从孙吴的角度来说,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孙吴击败关羽占据荆州,受魏册封为吴王,而后击败刘备。时间是汉建安二十四年至魏黄初三年(219—222)左右。这可以视作孙吴占据荆州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则是魏黄初三年(222),孙吴改元为黄武元年(222),正式与魏开战,并在黄武二年(223)取得全胜。改元之时,孙权的“吴王”称号便不再是称藩于魏的耻辱印记,而是孙吴政权独立的象征。对魏、蜀作战的全胜,使得孙吴不仅在领土面积上达到巅峰,也首次以对等政权的面貌与曹魏、蜀汉鼎足而居。此刻,便是孙权“自擅江表”之时,亦即孙吴政权创业完成之际。

这样看来,《吴主五子传》之前的合传人物,均为从孙氏父子兄弟而起的创业功臣;《吴主五子传》之后的人物,则为孙氏江东政权基本巩固以后涌现出的守业诸臣。前者代表着追随孙氏开创江东基业的力量,后者则代表着围绕着孙权及其子孙,巩固江东事业的力量。

《吴书》列传编次体上符合这一判断。《吴主五子传》之前是《陆逊传》。陆逊年二十一时为孙权东西曹令史,此前不见有仕于孙策幕府的经历。然而他却是孙氏夺取荆州、保卫荆州的关键性人物,将其作为创业功臣中的总结性人物,体现出史书对历史叙述完整性的关照。众所周知,《周瑜鲁肃吕蒙传》末尾载有孙权与陆逊论此传中三人之辞。孙权是在什么情况下发表这通议论的,史无明文。可以推测,在陆逊击败刘备之后,江东政权才在荆州站稳脚跟,孙权才可能检讨此前的荆州政策。评语中所谓的“开拓荆州,邈焉难继,君今继之”,既是对周瑜的褒奖,也是对陆逊的肯定。看来“开拓荆州”,对孙氏江东政权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直至孙氏稳定地占有荆州,这个政权的创业历程才正式宣告结束。

五、 “安集荆扬”:《吴书》守业诸臣传的历史书写

《吴主五子传》后紧接《贺全吕周钟离传》,此传的地位颇难解释。传末评曰“凡此诸臣,皆克宁内难,绥静邦域者也”。传中贺齐为孙策所察孝廉,从时间上看,贺齐建立功业在孙权称藩于魏以前,在列传编次上似不应排在《吴主五子传》之后。但是重新检讨建安、黄武之间的魏、吴关系,可以发现“克宁内难”的意义在于为吴国创造稳定的内部环境,以便摆脱吴、魏争衡中的劣势,这是“自擅江表”之后的孙吴政治的核心。

据《吴主传》,孙权初称藩于魏时,“外托事魏,而诚心不款”,导致魏于黄初二年(222)遣曹休、曹仁、曹真等部分三路向吴进攻。孙权的对策则是“遣吕范等督五军,以舟军拒休等,诸葛瑾、潘璋、杨粲救南郡,朱桓以濡须督拒仁”。陈寿于此危难之际,笔锋一转,写道:“时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故权卑辞上书,求自改厉”。此时距孙权称藩于魏,尚不足一年。魏之咄咄逼人,吴之委曲求全,尽出于“内难未弭”。扬、越之地安集与否,不仅影响到吴对魏的军事斗争,更关乎吴国的独立地位。占领荆州之后,荆州蛮夷与扬、越蛮夷交相鼓荡,愈来愈凸显为吴国内部的主要问题之一。

《吴书》记载,蛮夷大体分为两处,一是山越,二是荆州武陵蛮,前者是“扬越蛮夷”的典型代表,后者则是孙吴占领荆州之后面临的新问题。两者虽名称不同,却基本上可以视作吴境内基层反对势力的代称,相互交织牵连,成为孙吴政权的心腹之忧。特别是荆州蛮夷,与孙吴对荆州的占领和统治息息相关。紧随《吴主五子传》其后的两个列传,即是针对这两个问题所立传记。

《贺全吕周钟离传》陈寿评曰:“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凡此诸臣,皆克宁内难,绥静邦域者也。吕岱清恪在公;周鲂谲略多奇;钟离牧蹈长者之规;全琮有当世之才,贵重于时……”直是将此传中诸臣功业视作孙氏政权能自立于三国时代的重要依凭。从评语来看,讨伐山越是诸人主要功业。但考察诸人经历,山越远非他们征讨物件的全部。随着孙吴占领荆州,当地的蛮夷与原本散布于吴境内的山越一样易动难安,他们各自起义又互相照应,同时与吴境之外的蜀、魏相联系,此起彼伏,掀起一处又一处,一次又一次的事变。为此孙吴政权拿出很大的精力对其镇压。以吕岱为例,延康元年(220),他先镇压了桂阳、浈阳等地的王金叛乱;而后于黄龙三年(231),又与潘浚镇压武陵蛮夷的叛乱。《贺全吕周钟离传》之立,在于叙述吴蜀荆州之役以后,吴国如何逐步触及、缓和、甚至部分解决山越和蛮夷问题。

相较《贺全吕周钟离传》侧重叙述孙吴平集扬越地区的历史,《潘浚陆凯传》更重视荆州方面。潘浚于刘备任荆州牧时即为治中从事,此经历使得孙吴倚重他留任处理荆州事务,安集荆州土俗,并作为荆州本土力量的代表,与陆逊分享占领权和行政权。陆机《辨亡论》中潘浚以政事“器任干职”著名,排在顾雍之后,吕范、吕岱之前,应当有所依据。潘浚在镇静荆州事务上表现不俗。《江表传》称孙吴刚占据荆州时,“武陵部从事樊伷诱导诸夷,图以武陵属刘备,外白差督督万人往讨之。权不听,特召问浚,……即遣浚将五千往,果斩平之。”此后黄龙三年(231),孙权“遣太常潘浚率众五万讨武陵蛮夷”。此役收到“自是群蛮衰弱,一方宁静”的显著效果。潘浚由此成为了安集荆州不可或缺的角色。

与潘浚同传的陆凯是陆逊族子。他和陆抗一样,在荆州地区很有影响力。孙休、孙皓时期,以江陵为界的长江上、下游的防务分别由陆抗和陆凯掌管。二人不仅继承了陆逊在荆州的地位和影响,也了分担他的工作。陆凯对于安集荆州的作用也不言而喻。

陈寿对潘浚、陆凯有如下评价:“潘浚公清割断,陆凯忠壮质直,皆节概梗梗,有大丈夫格业。”刘咸炘质疑将二人合传,称:“二人实不相似,徒以浚恶吕壹,凯谏孙皓而合之耳。浚与陆逊同镇武昌,凯又逊之族子,与抗并辅,为吴重臣,能匡其君,与国存亡,此传实《陆逊传》之余,正宜合之《逊传》,乃别为一篇,宜其评语之肤廓也。”所谓的“大丈夫格业”究竟是怎样一种气概,读者不太容易体会。但是从《魏书》讨论可知,这是陈寿对二人做出的品题,并非“肤廓”。很明显,从二人相继安集荆州,为孙吴谋求稳定的内部环境的角度看,将潘浚、陆凯合传比较合理。陈寿编纂列传,将其置于《陆逊传》《吴主五子传》《贺全吕周钟离传》之后,更是大有深意。

于是,《贺全吕周钟离传》和《潘浚陆凯传》及以后诸传应视作守业诸臣传,它们被《吴主五子传》与此前的江东创业功臣传区隔开来。《吴书》即围绕江东创业、巩固的时间表展开列传编纂。随着《吴主五子传》在《吴书》中的意义逐渐明朗,对于《吴书》中其他列传合传、编次的因由亦可以讨论了。

六、陈寿《吴书》列传编

可以发现,《吴书》诸传大体以吴国建立的时间为序,各传诸人以官职位次相同合传,与所谓“类别”“品性”关系不大。

《张顾诸葛步传》与《张严程阚薛传》是《宗室传》后最初的两个吴国人臣列传。张昭是《吴书》中的第一个人臣。虽然他的官职止步于辅吴将军一职,且位次仅仅“班亚三司”。但是张昭在孙策创业时的地位远高于诸人。《张昭传》云:“孙策创业,命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升堂拜母,如比肩之旧,文武之事,一以委昭。”这种影响一直维持到了孙权时期,这是许多人臣并不具备的特点。

张昭之后应该排列哪些人,或者说哪些人可以与张昭合传?《吴书》安排了顾雍、诸葛恪、步骘三人。顾雍于黄武年间任丞相,诸葛瑾则任骠骑将军,步骘任右将军。将他们视作处于“公位”诸人,应该没有疑问。不过此举与韦昭《吴书》不同。陈寿《吴书·张顾诸葛步传》载周昭著书称步骘及严畯等,实则文中论顾雍、诸葛瑾、步骘、严畯、张承等五人。刘咸炘以为《张顾诸葛步传》合传缘由在于“四人及其子弟,皆以德器称,以周昭之论合之”。实际上,周昭作论是为将诸人合传作准备,而且从现有材料推测,韦昭《吴书》中顾雍等人列传应与陈寿《吴书》不同。陆云就陆机新修《吴书》而进行建议的书信云:

云再拜:诲欲定《吴书》,云昔尝已商之兄,此真不朽事,恐不与十分好书同是出千载事。兄作必自与昔人相去,《辩亡》则已是《过秦》对事,求当可得耳。陈寿《吴书》有《魏赐九锡文》及《分天下文》,《吴书》不载。又有严陆诸君传,今当写送。

据此,陆机、云陆云兄弟商议共新撰一部《吴书》时,发现陈寿《吴书》与韦昭《吴书》的区别之一便是“严陆诸君传”。此“严”应即严畯,“陆”似指陆绩、陆瑁与陆凯诸人。如果这个推论成立,韦昭《吴书》中严畯、步骘的位置应不同于陈寿《吴书》。当时人将顾雍、诸葛瑾、步骘、严畯、张承共同评论。陈寿《吴书》中,顾、诸葛、步三人与张昭合传,张承则附于张昭传之后,恐怕是陈寿的改动。

随后的《张严程阚薛传》首列张纮。韦昭《吴书》云“纮与张昭并与参谋,常令一人居守,一人从征讨”,则孙策创业之初,张纮地位仅次于张昭。正如陈寿评曰:“张纮文理意正,为世令器,孙策待之亚于张昭,诚有以也。”张纮之后罗列严畯、程秉、阚泽和薛综等人,诸人多为名儒。刘咸炘曰:“诸人皆以文学进,犹蜀之有刘巴、秦宓、杜琼、许慈辈,薛莹则如蜀之却正。”考《严畯传》后附裴玄,《程秉传》后附征崇,《阚泽传》后附唐固,或即韦昭《吴书·儒林传》之旧,刘说有一定道理。但是以《三国志》整体考虑,陈寿并没有创设《儒林传》或《文苑传》的意图,他只是在涉及到儒林、文学诸人时会以附传的形式展现。《魏略》原有《儒宗传》,其中诸人或被陈寿分布于《魏书》中,或本不录入。《蜀书》中刘巴是以“先主门下—尚书诸臣”的面貌出现的,秦宓是以“先主之后公卿”面貌出现的。至于杜琼、许慈等辈,可以用刘咸炘自己的话来评价:“然据传中所录之事,诸儒僻好术数,忿争褊躁,或陈曹氏之符,或献劝降之策,皆陋劣鄙儒也。吾蜀不幸,无人可纪,乃使诸儒列名史策。”其实“僻好术数”,已经表明陈寿对儒生的态度了。《魏书·王粲传》中,建安诸子以附传的形式出现,亦表明陈寿不立《文苑传》。总之《张严程阚薛传》诸人共性并非儒学背景而在官职位次。严畯于孙权为吴王及称帝时为卫尉,程秉先后拜太子太傅、守太常,阚泽历任尚书、中书令、太子太傅,薛综为选曹尚书、太子少傅——此传实为孙权诸卿传。

卷五四至卷卷五六相继是《周瑜鲁肃吕蒙传》《程黄韩蒋周陈董甘凌徐潘丁传》、《朱治朱然吕范朱桓传》,此三传可视作孙吴创业诸将军合传。

刘咸炘认为《虞陆张骆陆吾朱传》“皆以刚直遭忌害者,其人实非同类共事也”。卢弼反驳道:“骆统、陆瑁未遭忌害,刘说稍误。”考诸人行事,即孙吴诸大夫传,各以议论为职。

卷五八至卷六一四传是吴创业向守业过渡诸传,上文已有讨论。

卷六二《是仪胡综传》、卷六五《王楼贺韦华传》与《魏书》的《王卫二刘傅传》《桓二陈徐卫卢传》《和常杨杜赵裴传》,以及《蜀书》的《董刘马陈董吕传》相同,所序都是“侍中—门下诸臣传”。刘咸炘认为是仪、胡综合传是“同典尚书辞讼为侍中”,大体不差。《是仪胡综传》和《王楼贺韦华传》的差异在于,前者是孙权时期诸臣,后者是孙休以后诸臣。笔者在考察陈寿《吴书》与韦昭《吴书》的区别时曾推测,韦昭《吴书》有一个“使臣列传”存在。其中就应该有与是仪、胡综关系非常接近的徐详。是仪、胡综以吴王尚书、侍中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们作为政权建立的重要标志而存在,用以开启一个新的时代。“数通使命”的徐详,又曾出任解烦左部督,典掌军粮云云,并非长期侍中之臣,为此不能跻身此传。

卷六三《吴范刘惇赵达传》前人多目为《方技传》。不过《魏书·方技传》列于《乌丸鲜卑东夷传》之前,在全书的结构中处于汇传附从的位置。而《吴范刘惇赵达传》在《吴书》结构上并非与《魏书·方技传》相同,这是不能将其视作《方技传》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此传紧随《是仪胡综传》,在孙权门下—尚书诸臣传后,又在《诸葛滕二孙濮阳传》即孙亮以后诸公传之前,《吴书》应将其定位为孙权诸大夫传。

总合《吴书》列传来看,合传是以官职为考量要素,这一点与《魏书》、《蜀书》并无不同。《吴书》列传编次的时间断限设定在孙权自立正朔之后,亦等同于魏国建立的时间点。反映在列传标目上,即体现为《吴主五子传》的区隔前后的作用。

表3《吴书》诸臣列传定位示意

卷次 标目 时代划分 列传定位 官职位置
52 张顾诸葛步传 汉- 吴 创业诸臣传 吴三公传
53 张严程阚薛传 汉- 吴 吴诸卿传
54 周瑜鲁肃吕蒙传 孙权称王前诸重臣
55 程黄韩蒋周陈董甘凌徐潘丁传 汉- 吴
56 汉- 吴 孙坚、孙策、孙权诸将军
57 虞陆张骆陆吾朱传 汉- 吴 孙策、孙权诸大夫
58 陆逊传 汉- 吴 孙权三公,创业至此为止。
59 吴主五子传 汉- 吴 宗王传
60 贺全吕周钟离传 汉- 吴 守业诸臣传
61 潘浚陆凯传 汉- 吴 孙权诸方任大臣
62 汉- 吴 孙权门下- 尚书诸臣
63 汉- 吴 孙权诸大夫传
64 孙亮以后诸公
65 孙亮门下- 尚书诸臣

《三国志》延续了《史记》、《汉书》按照时间和官职位次秩序合并、编次列传的传统。不过陈寿笔下,《三国志》中官职位次在人物合传方面的意义显得更为突出。由于陈寿在分别叙述各国历史时,以各国建立的时间点为最重要节点编纂列传,此时能突出一国建立的标志,便是该国独立的官僚机构。所以《三国志》的列传编纂中,人物按照相同或相近的官职位次合传。甚至为了满足相同官职的需要,陈寿在一定程度上会调整编次人物的先后顺序。活动时间在前者,未必被编次于靠前的列传中;而活动时间在后者,很可能因为官职的关系,被安排在靠前的列传中。

陈寿如此编纂列传,固然与三国历时较短的客观限制有关;而主观上,陈寿似有意通过此举彰显出他对三国历史的基本认识。虽然《三国志》是以魏国为主反映当时整个中国历史的史书,但是陈寿还是充分考虑蜀国和吴国的建国历程,并坚持按照各国各自发展的时间表编纂列传。亦即,陈寿以连贯叙述三国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和趋势为首要目标,并传达出他希望完整叙述各个区域历史的意图。为此他不惜在一定程度上违反按照时间先后排列人物的史传传统。

陈寿立足客观事实,无所回避地承认三国分立、各自为政的历史事实。透过《三国志》的列传编纂可以看到,陈寿的历史见识并不局限在为魏晋两国作讳的文字游戏上,也不止步于尊魏抑蜀的正统争论上。正是由于《三国志》蕴含着陈寿相对客观、开明、包容的史学观念和精神,它也成为后代书写地方史和区域史的典范,不断地被模仿和学习。

该文原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三十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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