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184 G.R.F.费拉里 | 施特劳斯的柏拉图(上)

原标题:No.1184 G.R.F.费拉里 | 施特劳斯的柏拉图(上)

(上)

G.R.F.费拉里 |

本文选自[美]G.R.F.费拉里:《城邦与灵魂:费拉里‘理想国’论集》,刘玮编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205-238页。本次推送的为上半部分,余下内容将于下周六继续推送,请读者关注。

我想借此机会将我与已逝的施特劳斯和他的追随者所采取的柏拉图解读进路区分开来,他们已经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美国。我只读过一部施特劳斯的书(《城邦与人》),还没有能够读完他任何追随者的书。

这个声明让人吃惊之处并不是它所表达的厌恶有多么强烈,并不是一个自认为适合写作有关柏拉图作品的学者对施特劳斯著作的务实,甚至也不是作者仅仅将一本书从头读到尾就足以断言施特劳斯和施特劳斯主义者的意图,从而抛开他们所有人(其实只要比较伯纳德特、克莱格、赫兰德等人近来撰写的有关《理想国》的著作就能让这种整体印象烟消云散)。拉瑟福德拒绝公正地对待施特劳斯的著作,这一点非常令人遗憾。但是真正让人吃惊的是,在一本其他方面都很清醒地讨论柏拉图写作艺术的著作的前言里,他会如此煞费苦心地公开并夸耀自己的不公正。

Leo Strauss

关于利奥·施特劳斯的哪些东西引发了通情达理之士如此幼稚地爆发呢?施特劳斯认为道德即便是必需的,也是人类价值一个不显示的源泉,他认为只有少数精英才能负责人地应付这一思想,他在柏拉图那里发现了同样的想法。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立场会引发尖锐的反对,但是人们为什么不能带着尊重倾听它们呢?问题并不完全在于听众们对施特劳斯的充耳不闻,好像他从来不曾试图将自己的信念传达给他们。并不是施特劳斯思想的内容让学者们愤怒,而是他拒绝按照学术规则进行游戏。施特劳斯的写作目的确实是要让人难以理解他,但是它故意在理解的道路上设置了很多障碍。通过这样的策略,他认为自己是在促进他那个等级的利益,他乐意将这个等级描述成“热爱思考”的人。为了追求最基本的等级利益,也就是这个等级的长存,施特劳斯在他的作品中力图唤醒那些可以通过测试,从而理解他的人:他是在引诱哲学家上钩。

我们可能会认为一个想要钓到那些热爱思考者的渔人会把自己思想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放在显眼的地方摇来晃去,但这并不是施特劳斯的方式。不是说他从来都不会明确说出重要的东西,问题在于他关于重要问题的明确说法会彼此抵消。(比如他说柏拉图的理想城邦是依据自然的,又说它是反自然的。)他提出了很多问题,但是没有回答它们,或者过了很多页之后才给出回答,而且还要读者首先辨认出语言上的回响;没有解释和令人困惑的过渡可能会暗示重要的观点;关键性的洞见被抛到一旁(他会说“不管怎样……”),或者轻描淡写(“因为有人很可能会说哲学家没有理由处于对自己东西的爱投身爱国主义的政治活动”);放在括号里的对文本出处的引证可能会代替一个论证;一长串参考文献中恰恰没有包括最重要的一条。总之,施特劳斯的写作风格需要读者仔细考察并在阐释上花费很大力气,大多数读者乐意这样关注文学作品,但是却认为在学术作品中这样做是多余的。一个人很容易在施特劳斯那里认出与自己相近的东西,而不是从他那里学到什么。事实上,如果不是首先领会到,至少是怀疑某些类似的东西,我们就很难看清他的意思。施特劳斯把你钓上来的吊钩可能是一些你根本无须费力捕捉的想法。

对于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咬住诱饵的柏拉图读者来说,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他们的恼怒和警惕:施特劳斯相信他那种写作方式并不是什么创新,而是在追随某个柏拉图本人开创的由来已久的写作传统。假如确实如此,对某些学者来说,这无异于将柏拉图对话从哲学正典中删除。对施特劳斯的古怪影响可能会广泛扩散的恐惧就可能会胜过对它所使用的方法的厌恶,并刺激一些人试图摧毁他的观点。但是如果施特劳斯的那些观点没有首先固化为一种对柏拉图的阐释,一个按照战争规则行事的学者又怎么能给他的撞锤找到支点呢?这样一来,即便有些人认为施特劳斯没有依据通常的学术写作规范,他们也只能讲施特劳斯关于柏拉图《理想国》的作品置于某种非常传统的批判之下,布恩耶特在给《纽约书评》写的那篇很出名的论战檄文就是这方面很好的例子。

要想理解这样的进路为什么不能用来反对施特劳斯,我们要考虑施特劳斯经常在他的著作中提到的一个原则:我们应该努力像一个历史上的哲学家理解自己的那样去理解他的思想。施特劳斯将这一原则等同于实现历史准确性的抱负,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抱负。但是像另一个人自己一样理解他的思想这个说法本身就包含着对“像”这个词某种有趣的含糊理解。是要完全和那个人的理解一样,还是用与他理解自己的思想相同的方式去理解他?答案显然是后者,因为施特劳斯认为坚持历史主义的学者违反了历史的准确性,他们用历史主义的方式去研究非历史主义的古代人,这些学者认为不管一个哲学家希望什么,他都最多只能发现他那个时代的真理,而非无条件的真理,因此这些学者所研究的思想就被当作受到历史局限的真理,但是那些思想本身却意在成为无条件的真理。

这是一个让人疑窦丛生的原则。一个研究者是不是必须要成为与他的研究对象相同类型的哲学家,之后才能宣称理解了其思想呢?施特劳斯会不会因为他本人不是历史主义者就没有理解马克斯·韦伯呢?但是现在让我们考虑研究特定类型的哲学家,这个哲学家相信(不是作为某种题材或表达方式,而是作为他对人类理解的核心),严肃的哲学家迫切需要奉行审慎。一个不够审慎的哲学家会给社会或自己造成危险,因为公共意见必然会用不宽容对待哲学思想的挑战,但是如果没有了哲学家社会也就没什么价值了。这些想法构成了哲学家无法逃避的困境,而他必须以审慎应对。设想我们要阅读一个哲学家,他坚持这些想法,并且按照与这些想法一致的方式写作——非常慎重、充满暗示,因此只有那些注意倾听的人才能理解他。仅仅是理解这些看法本身就需要将耳朵调整得适应这种音乐,这是一种共谋行为。要想理解审慎的写作,就必须要变成一个审慎的读者。有些人被他们所读的东西说服从而更进一步,成了他们所阅读的审慎作品的审慎读者,于是将学者式的注疏完全抛在了脑后。施特劳斯关于柏拉图的作品就是这种情况。

但是布恩耶特坚持将这些作品当作注疏看待。事实上,施特劳斯所能给出的相信柏拉图的学说为真的全部理由就是柏拉图本人给出的理由,这让布恩耶特认为施特劳斯深陷注疏之中,以至于在多数学者认为需要独立论证的地方依然使用注疏。这项指控的根据很奇怪,我们可能会说理由就是理由,是谁的理由并不重要。为什么一个论证因为是柏拉图的论证,就不再是一个论证了呢?柏拉图自己的理由为什么就不能是我们相信其学说的充分理由呢?只有假设不存在跨越文化和时间依然有效的理由,才能支持这样的指控。但这个假设本身并非不言自明,也不是施特劳斯的假设。假如他写作了柏拉图思想的注疏,那个注疏本身可能就为柏拉图的结论的正确性提供了论证。但是它选择不去写作柏拉图的思想的注疏,而是写作在他看来柏拉图作品的精神;他这样做事因为他认为柏拉图的理由对于他的写作来讲就是足够的理由。

布恩耶特不愿想象施特劳斯是多么严肃地选择以漫不经心的方式对待学术注疏的传统做法,这一点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选择了施特劳斯《城邦与人》中一个句子中的一部分作为代表去批评施特劳斯对《理想国》的偏颇解读,这里讨论的是哲学家不愿为王的问题。他引用的片段是这样的:“……哲学家不可能被说服,他们只能被强迫去统治城邦”。布恩耶特将第一个分句,以及第二个分句中的“只能”说成是“施特劳斯自己的纯粹发明”。布恩耶特指出,苏格拉底加给哲学家的强迫,乃是有说服力的论证。

但是在他将这个片段当作“施特劳斯关于《理想国》的论述”处理时,布恩耶特严重曲解了这段话的意图。布恩耶特适时地指出,这段话后面跟着一长串对希腊文本的印证。施特劳斯有时会非常引人注目地给出一段引文,他在阐释那些他所偏爱的哲学家时相信,只有恨少人能够或愿意非常仔细地阅读,因此他的典型做法并不是仅仅给出由此前那个说法的文本依据,而是给细心的读者一个机会去思考在他所阐释的作品中大量文本之间的联系,之后再去考虑这个联系与施特劳斯自己的话之间的联系。在这个地方施特劳斯列出了五段文本,有一段长达一页,其他的仅仅是一两行,它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都描述了哲学家被迫(而非以其他方式)进行通知的过程。这里使用的词是名词或动词“强迫”的不同形式。即便是在布恩耶特正确地找到苏格拉底运用有说服力的论证来对待理想城邦中的哲学家的地方,在苏格拉底说出这些论证的时候,用来描述他所作所为的唯一词汇,也就是施特劳斯给出的文本界限之内出现的唯一这类词汇,就是“强迫”(他们)。这些正是施特劳斯要让读者注意的事实。他写道:“虽然听起来很奇怪,但是在这部分讨论中,说服大众接受哲学家的统治看起来比说服哲学家统治大众更容易:哲学家不可能被说服,他们只能被强迫去统治城邦。”我们要注意到这里的表象,它是一个对读者来说有些奇怪的声音:一组重复的词都由词根anank构成。这就造成了一个表面的效果,苏格拉底一方面将有说服力的论证用在他设想的哲学家身上,另一方面又将这描述为强迫,这两者哪个更重要呢?对施特劳斯来说,描述为强迫更重要,因为正是在重复性的奇怪回响中,他听到了柏拉图的声音。通过关注重复的词语,他让读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柏拉图的意思是加在哲学家之上,使他们进行通知的强迫,就是强有力的论证,那么他为什么不直说呢?他为什么不说“必须要给哲学家强有力的理由”,“如果施加某些强有力的理由”,“我们跟他们谈话,而他们除了赞成之外别无选择”之类的话呢?为什么反而要重复公然的强迫呢?这正是施特劳斯要提出的问题,一个文学性的问题。当施特劳斯说“哲学家不能被说服,而只能被强迫去统治城邦”时,他并不是在对文本进行注疏,也不是对《理想国》做出某种陈述;施特劳斯不过是对一个有能力提出同样问题的读者所做的反应给出了建议,这个读者会对自己说:“真是奇怪,所有这些关于‘强迫’的说法似乎是在说哲学家根本不可能被说服!”但是对施特劳斯而言,如果直截了当地说自己再描述读者的反应时,不过是在提出建议,那么久会破坏他的意图。如果要成功地引诱有能力的读者上钩,他就必须要长篇大论地模仿一个对《理想国》做出可疑陈述的注疏者;而那些没有被欺骗的读者也就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施特劳斯确实是在进行“纯粹的发明”:他是在写作文学作品。

但是如果施特劳斯的句子是文学性的,随后的引证文献就值得我们进一步细查,既要考察它排除掉的,也要考察它包括了的。施特劳斯从520a而非519c开始,这样在520a-d中的苏格拉底对哲学家所说的话就少了将强迫与说服并置的一两行,在这里苏格拉底向格劳孔描述的法律(既有基本原则也有所加的惩罚)如何在理想城邦中带来公民之间的和谐。而施特劳斯的引证结束于520d,这样就少了一两行格劳孔的评论,在其中他描述了哲学家如何将苏格拉底赋予他们进行统治的正义任务当作某种带有必要性和强制性的事情。施特劳斯完全没有提到,在第七卷的结尾苏格拉底重新提到了这一描述,而且还补充说:哲学家们会把统治看作某种带有必要性和强制性的事情,而非某种高贵的事情,考虑到这一连串引证意在处理的主题,这里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遗漏。(如果这些遗漏在随后又被加以运用,那就更有趣了。)这些引证里也包括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段落。在引证强迫进行统治的过程中,苏格拉底提到如果要实现理想城邦,在现实的城邦中就必须有某种偶然性加到少数未被腐蚀的哲学家身上,施特劳斯的引证始于499b而非499b5,这样就包括了苏格拉底为什么能够克服恐惧,大胆地宣称哲学家要称为君王——因为他“受到了真理的强迫”。这些对法律的运作,高贵、正义和强迫、必要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不同类型的强迫的说明,每一个都在施特劳斯接下来的几页中占有各自的位置,这几页文本值得我们认真考察,不仅仅因为这是在联系阅读施特劳斯,也是因为它们处于施特劳斯的柏拉图的核心位置。

想要理解这段话的完整思想,需要首先记住几点。首先,它的结论“正义的城邦是不可能的,因为哲学家不愿意统治”,故意显得让人难以接受。我们都知道《理想国》通过哲学家不愿意统治所要证明的并不是正义城邦的不可能性,而是可能性,因为这些哲学家缺少政治野心。像布恩耶特那样的反应,即认为施特劳斯在这里颠倒了《理想国》的意思,假如不是最终的判断,也就是说假如不是为了反对施特劳斯而是希望给出解释,那么就非常恰当。第二,施特劳斯说“在谈话的这个部分”,哲学家显得无法被说服,那么是否还有谈话的其他部分,在那里哲学家既不是屈从于说服,也不是屈从于强迫,而是二者的混合?在《理想国》开篇的场景中,苏格拉底由于一些热切的年轻人而同意去克法洛斯家。施特劳斯自己给出了对这个场景的分析,并对此给予了特别的强调,甚至称强迫与说服的混合就是“正义本身”。哲学与政治权力的结合智能通过偶然性的或神圣的干预才能实现,而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施特劳斯有意让读者听到一个与之对应的偶然事件,正是这个偶然事件使苏格拉底支配了在克法洛斯家的谈话。

施特劳斯的这段话全文如下:

只有非哲学家可以强迫哲学家关心城邦。但是,由于人们的偏见反对哲学家,如果哲学家不首先说服非哲学家去强迫哲学家统治他们,那么这种强迫就不会发生,但是由于哲学家不愿意统治,这种说服也就不会发生。这样我们就得出结论:正义的城邦是不可能的,因为哲学家不愿意统治。

这段引人注目的论证是对前一句话所暗示的文学性事实的展开:柏拉图大大抑制了将哲学家变成君王的论证,甚至将说服描述成强迫。现在让我们想象哲学家像柏拉图所选择的词汇(而非他描述的内容)表明的那样不可说服,那么他们就不得不被其他人——也就是非哲学家——强迫。但是至此的讨论已经再三强调非哲学如果不经过说服就不会接受哲学家的权威。那么哲学家是不是会去说服非哲学来强迫他们呢?但是假如哲学家乐意去实施最终目的是让他们进行通知的说服,他们也就不需要被强迫进行统治了。因此他们不可能乐意去说服,这样一来,在哲学统治之下的正义城邦也就不可能实现。但是在《理想国》的这几页中,苏格拉底的首要任务难道不是去论证,不管可能性多小,整个正义的城邦确实可能实现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施特劳斯提出了一个关于人类本性的结论,它看上去是关于正义城邦出现的现实可能性。与此同时,他认为自己不仅揭示了柏拉图选择特定词汇时暗含的意思,而且模仿了柏拉图在写作《理想国》时的行动。“由于哲学家不愿意统治”,施特劳斯写道,那么可能导致他们进行统治的那个说服就不会从他们那里发生。但是在施特劳斯的论证中,是什么不使不愿意统治成为前提呢?大概是除了强迫之外没有什么能让他们进行通知。但是,虽然一个必须要被强迫做某事的人肯定不愿意做这件事,但是反之却未必如此:一个不愿意做某事的人并不一定要被强迫做这件事,他可能屈从于说服,而非强迫。因此,一个人屈从于说服而非强迫,并不能表明他愿意做这件他因为被说服而去做的事,情况恰恰相反。如果他们仅仅是不情愿地屈从于说服,我们还是可以说他们依然不愿意做。通过将哲学家不愿意统治说成他们需要被强迫进行统治,通过将这两个不能等同的东西说成等同的,施特劳斯暗示了一种甚至在理想城邦中都会继续出现的状况。虽然是有说服力的论证而非赤裸裸的强迫,说服了理想城邦中的哲学新人承担起君主统治的责任,虽然它们像蜂巢中的蜂王被培养起来,整个一生都在为这一刻做准备,但是他们总还是需要被说服,这一事实本身就揭示了他们对这项任务有着多么深的反感,揭示了哲学可以动摇在长年爱国教育中培养起来的对城邦的认同,甚至是对最佳城邦的认同。这就是柏拉图为什么让他笔下的苏格拉底将说服描述成强迫,为什么苏格拉底不允许格劳孔给出模棱两可、不可避免的或强迫性的,而是要明确指出他们不会将君王的位置看作什么高贵的东西。

施特劳斯有些古怪地反复使用这样的说法:“这种强迫不会发生……这种说服不会发生”,这会让人们误以为他是在笨拙地尝试给句子赋予某种严格的逻辑,但实际上却是他精心挑选的双关语。如果必要的强迫和说服不会发生,那么正义的城邦就不会发生,也就是说它不会成为现实。但是施特劳斯的选择不写出这个关于未来的预测,而是将读者直接带到用永恒普遍性的目的地:“这样我们就得出结论,正义的城邦是不可能的,因为哲学家不愿意统治。”这个双关语帮助他转换了视角:即便正义的城邦(也就是谈话中的那个想象的城邦)可以发生、可以实现,说正义的城邦不可能依然是正确的,因为在那里哲人王依然不愿意进行统治。在这样的情况下,说正义的城邦不可能就是说它不自然。而这又意味着,不是这个城邦本身必然不可能,而是它里面的“正义”在这个词的日常意义上是不可能的。柏拉图对哲学家不愿意统治城邦的强调就是它不自然的标志,也是在这个城邦中不可能实现正义的标志。

所有这些才是施特劳斯的意图所在,这一点在他接下来的一段里得到了清晰的展示。。这一点明显不是在处理前一段提出的如何实现正义城邦的问题,而是将哲学家不愿意统治所带有的暗示发展成哲学家如何与城邦(即便是最佳城邦)疏离的论述。他将城邦看作洞穴,与有阳光照射的哲学之城进行比较。这一段的结论是:“哲学与政治权力的偶然结合之所以可能性较低,是因为哲学与城邦在相反的方向上原理彼此”。施特劳斯在这里并没有说哲学家不可能得到权力,他重复了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的看法——“可能性极低”。这是因为施特劳斯的兴趣并不在于证明柏拉图隐匿的意图乃是揭示理想城邦在现实中不可能,虽然学界的神话认为这就是施特劳斯笔下的柏拉图所执着于心的焦点。施特劳斯真正的兴趣在于唤起读者对政治强烈的反感,而这正是柏拉图写给他的哲学家的。讨论的焦点在于如何解释理想城邦成为现实的可能性极低,而不是可能性低本身。只要一直读到施特劳斯下一段的开头,就可以证实那种不可能性与这种可能性低有关,而且虽然有种种表象,但那种不可能性其实一直伴随着他的讨论:“克服在城邦与哲学家之间的自然张力促使苏格拉底从正义的城邦是否在适合人类本性的意义上‘可能’的问题,转向了正义的城邦能否通过转化一个现有城邦实现意义上的‘可能’的问题”。如果读者问,在《理想国》的文本中,苏格拉底到底在何处做了这一转向,那么它恐怕会失望与无法得到答案。这并不是一个《理想国》之中的转向,而是塑造了《理想国》的转向。苏格拉底在决定下到比雷埃夫斯港的时候就做出了这一转向。

这样,施特劳斯和施特劳斯的柏拉图都利用了正义城邦是否可能实现的论题,后者表面上认为可能,而前者表面上认为不可能,他们以此掩盖了一个关于人类生活中的永恒主题。但是那个主题并不想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哲学与政治并不是永远和无可挽回地处于不和状态。要理解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我们要重温施特劳斯得出正义城邦不可能的论证,这一次要注意聆听与这一论证对应的苏格拉底的行动,从在比雷埃斯夫港的偶遇开始。我们尤其应该考虑这个有趣的说法:“……如果哲学家不首先说服非哲学家去强迫哲学家统治他们……”这样的行动怎么可能呢?一个人怎么可能去说服另一个人强迫自己去做某件事呢?如果我看到你努力说服我应该强迫你,我就有理由怀疑,结果到底是不是我在强迫你。对于这一行动更准确的描述是你在进行某种形式的自我强迫,而将我当作中介。如果要让我确实认为自己是在强迫你,那么你必须说服我,同时不让我知道你是在说服我强迫你。你的说服必须是隐蔽的。但是当说服变得隐蔽时,它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说服,而逐渐变成强迫了吗?

将说服与强迫交织起来的说法最终可以应用到苏格拉底的行动之上,而非那些苏格拉底想象出来的哲人王的行动之上;也就是说,可以应用到柏拉图想象中的哲学家的行动之上,而不能应用到想象中的哲学家的行动之上。而正是考虑到这个应用,施特劳斯在得出结论的过程中使用了上面提到的那个有趣的说法,而结论则依赖于哲学家不愿意进行统治。在苏格拉底那里读者想到的并不是一个不愿意统治的哲学家,至少不是绝对不愿意。施特劳斯写道:“关于正义的谈话并不是完全自愿的”,这句话带有非常有趣的模糊性。他没有说“关于正义的谈话是由一个并不完全自愿的行动引发的”,虽然他接下来要描述的是引发这个谈话的混合了强迫与说服的过程。他好像是在说《理想国》的整个谈话都可以被看作是不完全自愿的。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因为它发生的方式为构成整个谈话的那个强迫与说服的混合做好了准备。

苏格拉底与波勒马库斯及其同伴不期而遇,这次相遇以苏格拉底被邀请到波勒马库斯家告终,在那里因为与苏格拉底的谈话进行得热火朝天,晚饭和外出的计划很快就被抛在脑后。一个哲学家因为偶然性得以控制一个很小的社会群体,但是与谈话中设想的哲学家不同,苏格拉底并非不愿意抓住这样的机会。但是他并非君王:谈话中的这个社会被表现为民主制,这很有象征意义。施特劳斯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以引起读者的注意:“投票几乎一致同意让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留在比雷埃夫斯港:苏格拉底除了遵守大多数人的决定之外别无选择”。如果一个人要控制民主政体,他的统治必然是隐蔽的,否则他的王国就不再显得是民主制了。苏格拉底隐蔽的行动始于,同时也包括了他屈从于多数人压倒性的力量。他并未因此就接受人们的意愿,他接受的仅仅是身处一个民主性团体的偶然事件,还有这个偶然事件所提供的机会。我们需要注意,这个机会正是说服他们强迫他去统治他们。在《理想国》的行动中最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点的是苏格拉底故意逗引他的听众,从而让他们追问出理想城邦最具争议的几个方面——第五卷开始提到的在护卫者中抛弃家庭,以及在这一卷后面讲到的让哲学家成为王。但是施特劳斯意在将这个模式应用到更有普遍意义的苏格拉底的行动上。苏格拉底的统治在某个意义上是公开的:其他人想从他那里得到答案;隐藏的是他用什么样的策略吸引他们,以及通过犹豫不决引领他们一步步走向由哲学家统治的这个城邦的顶峰。正是通过在他们心中建立起那个城邦,苏格拉底获得了支配他们的权力。或者像施特劳斯所说的,正义的城邦:

对任何人都没有吸引力,除了那些热爱正义的人,他们愿意将家庭当作某种本质上属于习俗的东西予以毁灭,愿意为了得到正义而拥有一个这样的社会,在其中没有人认识习俗意义上的父母、孩子、兄弟、姐妹。假如这种热爱正义的人在正义几乎最重要的意义上不是最杰出的那种人,《理想国》也就不是我们看到的这部作品了。

由于强迫和说服的混合,我们有了关于正义的谈话。屈从于这样一个混合,或者某种类型的这样一个混合,就是正义的行为。正义本身、义务、责任,就是强迫与说服、强制与理性的混合。

施特劳斯并没有将波勒马库斯与他的同伴要求苏格拉底去他家时所采用的强制与说服的结合描述成正义的行为,但是却将那个赞美留给了苏格拉底屈从于他们的行动。但是它紧接着就宣称正义本身、义务、责任不外乎某种强迫与说服的混合。不是屈从于这种混合,而是混合本身,或者某种类型的这样一个混合。这显然不是波勒马库斯那群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类型。事实上,或许不是因为屈从于那个特定的表现,而是因为屈从于某个其他类型的强迫与说服的结合,苏格拉底才正义地行动;否则施特劳斯为什么要采用他所偏爱的笨拙的修饰语,特别提到“屈从于这样一个混合,或者某种类型的这样一个混合”呢?

只有在施特劳斯论述的高潮中所讨论的哲人王对应的情境中,所有这些精致的表达才富有目的性。对哲人王来说正义的行为施成为他们城邦的统治者,这被施特劳斯描述成在强迫之下采取的行动,因而与苏格拉底在对话开场中的行动不同。施特劳斯并没有提到说服,但是他补充道:“本来不应该必要,但是却又必要补充,强迫并不因为是自我强迫就不再是强迫。”在这句话之后,他加上了一个似乎漫不经心的脚注:“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德性论导言I和II”。如果我们按照施特劳斯的指示翻开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相关章节,我们会看到其中总结了作者对义务与德性关系的看法。服从义务就是服从某种除自己之外谁也不能强加的限制:只有这样,在义务中包含的必然性力量才能与人类作为道德存在必不可少的选择的自由协调一致。身处道德义务的直接律令之下的理性存在着将道德法则强加给自己,并由此证明了他的自由。德性就是一种坚毅,让他能够抵挡违反道德法则的诱惑。他服从法则并不是因为意愿——事实上恰恰是反意愿的——而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理性的存在者。

但是如果想当然地认为施特劳斯将康德假如脚注是为了说明让哲人王服务城邦的那种强迫就是康德意义上的义务的强迫,我们就错了。下面是他对那种强迫的解释:

但是第二种意义上的正义[即服务和服从法律]并非内在地具有吸引力或因其本身值得的选择,它是好的仅仅是因为其后果。或者说它不是高贵的,而是必要的:哲学家服务城邦,即便是好的城邦,并不像他追求真理那样出于自然倾向,出于爱欲,而是出于强迫。

但是在康德的道德系统中,能够定义道德行动的特征是,它因自身之故而被选择。如果哲人王在选择服务城邦的时候考虑的是后果,那么它的行动可能是考虑周到的,但绝不是康德意义上的道德主体的行动。考虑哲学家第一个意义上的正义,施特劳斯将之于对城邦的服务对比,更确认了他的正义所具有的非康德的性质。因为哲学家投身于最快乐的工作,不管后果如何它都具有内在的吸引力,这样的工作使他自足和自由,也使他正义,这个意义上的正义与自足的城邦的正义相同。对康德的道德主体来说,除非他的道德选择不掺杂任何意愿的成分,否则他就不可能是自由的;而哲学家在某种意义上通过选择他最愿意做的行动变得正义。

如果康德关于道德是自我强迫的理论不能应用到哲人王的动机之上,那么施特劳斯为什么会在分析哲人王所经历的那种强迫时提到它呢?他这样做事因为,他期待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看来和前后文都没有什么关系,而且非常多余的句子。“本来不应该必要,但是却有必要的补充,强迫并不因为是自我强迫就不是强迫”,它可能完全不是指对哲人王的强迫,而是指其他人的自我强迫。他这样做事因为期待耐心的读者会记得在分析对话开篇时插入的那两个与正义并列的奇怪词汇——“正义本身、义务、责任,就是某种强迫和说服、强制与理性的混合”。(p.64)义务和责任是康德道德理论中的关键术语,在这里却被用来描述某种相当非康德式的自我强迫方式,也就是苏格拉底自我强迫的方式。虽然自我强迫还是强迫,但它除了强迫之外还有可能变成其他东西,比如说服。当苏格拉底说服对话中的同伴强迫他去统治他们,由此间接地强迫自己时,这种自我强迫就可能变成苏格拉底所展现出来的那种特殊种类的强迫与说服的混合。在阅读施特劳斯的时候,我们必须接受一个脚注可能是行为的一部分;它可能比学术内容更能够将读者待会到一个第64页之前的说法。

施特劳斯向沿着这条道路回溯的读者展示了柏拉图如何理解苏格拉底的义务,以及这样的看法如何与康德相似和相异。与康德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也是一种自我强迫。但苏格拉底似乎是屈从于波勒马库斯那帮人所采取的强迫和说服,对此施特劳斯非常小心地指出,向波勒马库斯等人让步最开始完全是格劳孔的主意:“不是苏格拉底而是格劳孔回答那个奴隶说他们会等着……随后格劳孔而非苏格拉底屈从于强力……随后格劳孔而非苏格拉底做了决定,他的第三个决定”。而苏格拉底更像是屈从于自己。他所屈从的那种强迫与说服的混合是哲学家的自我强迫,他说服非哲学家强迫他统治他们。说到自我强迫,苏格拉底既是推动者,又是对这个推动做出让步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施特劳斯首先说,正是由于屈从于混合了说服的强迫、苏格拉底做了正义的行动,随后说正义本身是混合了说服的强迫行动。

但是比这种单纯结构上的对应更重要的是与康德的观念进行对比。康德义务是在一种严格的自我关系中强加给行动者的,不掺杂任何意愿的成分;苏格拉底的义务是通过中介——也就是非哲学家被说服——强加给行动者的,哲学家愿意为了他们的利益着想。苏格拉底的行动,也就是塑造了整部《理想国》的行动,是有利益伴随其中的,而利益的焦点就是格劳孔。格劳孔不仅是这部对话关键篇章中苏格拉底的对话者,还是苏格拉底下到比雷埃夫斯港的同伴,对此施特劳斯说:“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他(苏格拉底)下到比雷埃夫斯港是为了格劳孔,也是因为格劳孔的请求。毕竟,在对话之前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所有决定都是格劳孔做出的”。这样看来,施特劳斯反复强调格劳孔在开场情景中的主动,就还有第二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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