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春晓|从一本画册看齐白石如何出道

原标题:杭春晓|从一本画册看齐白石如何出道

胡佩衡编《齐白石画册初集》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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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画册》封面

画册高约30cm,宽约18cm,线装珂罗版,封面、封底均为米黄夹宣(毛边纸)内粘白绵宣,封面题签为“齐白石画册,樊山署”,钤朱文“嘉”。封面页后有折页(单面印)2张,一为吴昌硕题“白石画集”,一为胡佩衡所撰前言及白石照片一张。封底页前有折页(双面印)1张,为画册版权及其他出版物广告。画册内含图页18张,翻阅时右手页为空白页,左手页为图。或为排版方便,所收作品既有纵向单幅一页,也有纵向双幅一页,甚至还有横向三幅一页。其中,前十五张收录画作27幅,分山水9幅、花鸟虫蔬14幅、人物4幅。第十六张收录山水、花鸟扇面各1幅,第十七张分两段收录书法作品1幅,第十八张收录北京城南写生稿4幅。版权页注明出版时间为“戊辰端午初版”,书名为“齐白石画册初集”,印行者为“胡氏石墨居(兴华门内北新华街)”,印刷者为“北京京城印书局”,发售处分别为“北京上海商务印书馆”、“北京青云阁富晋斋佩文斋”、“北京琉璃厂崇文斋”,定价为“大洋一元二角”。另,版权页正背面附录《胡佩衡山水范本》、《胡佩衡画存第一集四版》、《胡佩衡画存第二集三版》、《胡佩衡画存第三集再版》、《胡佩衡万壑千岩图长卷》、《胡佩衡著画箑丛谈再版》、《萧谦中山水屏》、《清湘书画稿手卷》、《大涤子山水精册》、《龚半千细笔山水自珍册》、《清宫藏黄子久富春山图卷》共计十一册画集广告。

▲ 左为吴昌硕题“白石画集”

▲ 右为胡佩衡所撰前言及白石照片一张

《齐白石画册》版权页

《齐白石画册初集》,书肆中颇为罕见,少为人知。国家图书馆古籍部藏有一册,笔者见于民间者三册,其中一册为残本重装(版权页左右颠倒)。近年,北京画院意外查出十册之多,当为胡佩衡的存本。笔者藏本为全本,封面、封底分别钤“武汉市六中学藏书(登记号21972、书号135-134)”、“新华书店古旧书门市部”。武汉市六中之印为繁体字,新华书店之印为简体字,推测该书应为民国武汉中学藏书,建国后流入书肆。笔者购得后,于第一幅作品《白石老屋图》(见下图)右下侧钤白文“梦堂”、朱文“公远”,版权页钤朱文“杭公远”。其中,朱文“公远”乃白石老人所刻之印,为十年前购于嘉德,曾于1993年《齐白石印影续编》著录。因好其刀法,喜其字意,故借为名号之印,不想数年后用于白石老人的第一本画册,亦是因缘巧合之佳事。又恩师郎绍君先生乃白石书画研究之权威,曾主编《齐白石全集》,并有白石著述多本刊行。笔者得书后,奉于先生赏。先生喜之,欣然于封底白棉宣题跋:“余作齐白石个案,多年查寻此册而未得。今岁春晓弟搜而得之。余品读数日,如对故人。胡佩衡乃齐氏艺术的终生支持者,此册收入齐氏变法期间佳作卅余件,诗画交辉,大匠风度,真百年一遇也。戊戌三月得见胡佩衡编齐白石画册初集,喜而题并记。绍君”,钤朱文“郎”。

《白石老屋图》

先生所谓“胡佩衡乃齐氏艺术的终生支持者”,一语道出此册的编辑由来。胡佩衡(1892-1962)名锡铨,又名衡,字佩衡,号冷庵,以字行。蒙族,原籍河北涿县,因祖辈做粮商迁居北京。胡氏幼喜绘事,得西陵山水画家李静斋指点,大量临摹明清画作。1918年入北大画法研究会,从比利时画家盖大士学西画,后被聘为导师,受蔡元培嘱托著《山水入门》,主编《绘学杂志》。当时,胡佩衡虽年轻,却与姜颖生、林琴南、金北楼、陈师曾、陈半丁、萧谦中、汤定之、贺履之等画坛名宿交往甚密,介于师友之间。曾先后任教于北平师范、北平艺专、北京师范大学等,主办过“中国山水画函授学社”,并在北京琉璃厂创办豹文斋书画店。胡氏博识多能,年少得志,不仅长于山水,且精鉴赏,擅诗文,多著述。据1959年《齐白石画法与欣赏》记,他与白石订交源于陈师曾。时佩衡为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而白石只是北漂于京的老画师,陈师曾嘱他多多助力白石老人。现胡佩衡家尚存当时齐白石委托卖房的一封书信:“冷盦仁兄先生鉴:承雅意殷殷,心殊铭感,吴缶庐所书数字及拙诗草,恐石印局日久随意失去,未免悬悬,乞催其早早照像,照后还来为幸。日来画兴何如,璜画颇不多,已生厌心矣。北京房捐重加,白石倘九十岁不死,目瞎指硬,不能作画,生计死矣。房捐尤恐更加,奈何。今日已决计将房出卖,卖后出京。先生如有熟人,需买房者,如合意,请先生介绍,并请先生作居间人也。即请。白石后人之房亦决出卖,请先生皆可介绍,切切。待安,弟璜顿首。二月十五日。”言辞间,北京境遇之不佳直观可见,而对佩衡“仁兄”的尊崇则无复赘言。

面对年长自己三十岁的“弟璜”,胡佩衡未曾辜负这份“尊崇”。二十年代,白石老人在北京尚未享名时,胡氏便与之交往甚密,并助力于他。笔者藏一件白石小品,为胡氏旧藏,曾收录于《齐白石画法与欣赏》。画为纯墨色藤萝小稿,边角有残。高约35cm,宽约10cm,款识:“壬戌小年白石山翁戏墨”,钤白文“齐大”、朱文“白石”。该作难得处有两点:一、虽为画稿,却有题款与印章;二、所画藤条中有复笔重勾,并“已圈者不要”。此种现象,白石画作中绝无仅有。考其缘由,或原为案头小稿,因佩衡来访,见而喜之,故加款相赠。胡氏在后来的出版中非常重视这件小品,与一件《紫藤》大作并置一页,使人难辨尺幅。笔者得之后,郎先生于画左题曰:“此图乃白石戏墨之作,原为胡冷庵所藏。曾收入胡氏齐白石画法与欣赏,又收入余主编之齐白石全集第二卷。今为春晓弟所得,白石老若有知,亦当莞尔。癸巳夏绍君识”,钤白文“绍君”。悬之于书房,每每相对,不禁感慨齐胡之交,及先生与我的师生之缘。确实,自齐胡订交,胡佩衡就一直致力于齐氏绘画的推广,这本《齐白石画册初集》正是显证之一。胡氏在画册中发表了一篇推荐白石老人的文字,录如下:“齐璜字萍生,号白石。童年时曾习公输之术,故又号木居士。湖南湘潭人,幼聪颖喜绘画人物山水花卉鸟虫之属,无不精。书学冬心,诗宗放翁,而治印专师秦汉。王湘绮先生见其画甚欣赏之,及读其诗益惊其才,收为弟子。先生既得名师,交游日广,而学日进。尝谓作画当以能得自然之精神者为上。画山水,古人当推石涛,画花卉,古人当推青藤雪个,今人则推缶老也。先生见解既超,故作品之意境深刻而新颖。法画家克罗多氏谓先生作品之精神与近世艺术潮流殊为吻合,称之为中国艺术界之创造者。日人之定购先生画者,岁必数千幅。其为外人之推崇也如此。先生之作画也,用笔自然又极慎重,非惬意之作,不肯予人。诚恐有一败笔,为画之累。近日画家之用笔率意及以干擦为能事者,先生均斥之以其有误后学也。先生性率直喜任侠,有古烈士风,故见有不平之事,即义形于色,噫世之衰也。人惟利之是图,假艺术之名为自肥计者,比比然也。先生心洁面傲,藉挽颓风求诸今人,岂易多得哉。先生吾师也,吾钦其为人而又慕其画,选辑先生近数年来作品成画册一集,印而行之。夫先生之精神学问笔墨区区者,固未能概括,而鼎尝一脔亦足见一般云。戊辰正月涿县胡佩衡拜识。”文辞虽有夸张之处,如日人每年订画数千之语,然却情真意切,对“白石先生”的认可与推重尽显笔端。

胡氏文中所提画家克罗多,全名安德烈·克罗多,来自法国。曾求学于第戎美术学院,与中国留学生林风眠相识。1926年林风眠主政北平艺专,邀其来华教授西画,后随林前往杭州国立艺专。1931年回巴黎,任教于第戎美术学院。1941年辞职投身德占期的抵抗运动,成为法共一员。作为来华任教的欧洲画家,克罗多意外成为中国的现代主义艺术推广者。米歇尔·弗劳里森1931年10月在《艺术和艺术家》上刊出关于克罗多的文章指出:“如《世界画报》、《早报》等,每周都会出版艺术增刊。克罗多成了他们的启发者,我们因而能看到四页一期的内容中刊有皮维·德·夏凡纳、卡波、马奈、雷诺阿、德士比欧、马尔凯、普鲁东、蓬朋、塞尚、修拉、伯纳尔、马蒂斯、高更等等画家的作品图片,同时伴有中文撰写的评述。”克罗多与齐白石相识,缘于林风眠力排众议聘白石老人教授国画。所谓“力排众议”,指齐白石在民国画坛并没有今天想象的崇高地位。相反,他是一个不为画坛主流接受的“北漂老农”。甚至,齐白石在艺专上课时还被人模仿湖南话鄙夷嘲笑。对此,白石老人毫不示弱,在自己画上直接题“人骂我我亦骂人”,堪称画史绝无仅有的奇观。然而,不同于本土画家,克罗多以西方现代主义眼光发现了齐氏看似粗粝笔触中的语言价值,认为他符合世界范围内的艺术潮流。这份认可,对20年代齐白石来说难能可贵。或可说,作为后来大师概念的“齐白石”三个字,克罗多也是早期的塑造者之一。

克罗多的外国人身份,对胡佩衡而言是推崇齐白石的重要依据之一。向公众介绍白石老人时,他尤为郑重地转述了克罗多的“判词”。也许今人难以理解,大师齐白石需要这样的“判词”吗?答案是不仅需要,而且还特别需要。需知,时光倒溯彼时,北京画坛能接受齐白石的不过陈师曾、胡佩衡等寥寥数人。甚至,陈师曾推荐齐白石参加中日联展时,还遭遇汤定之的极力反对。当然,基于陈师曾当时的影响力,白石老人最终得以参加中日联展,并成为胡佩衡前言中“外人之推崇”的重要来源。该展是陈师曾、金北楼和日方渡边晨亩、小室翠云等人联手推动的中日系列联展中的“第二回”,全称“第二回中日绘画联合展览”。对齐白石而言,这不啻为人生逆转的重要节点。展中,他一夜爆红,成为日人眼中的画坛“老”星。对于展览效果,白石老人非常满意,且对陈师曾的提携之情也非常感恩。多年后,他还在《白石老人自述》中回忆:“陈师曾从日本回来,带去的画,统都卖了出去,而且卖价特别丰厚。我的画,每幅就卖了一百元银币,山水画更贵,二尺长的纸,卖到二百五十元银币。这样的善价,在国内是想也不敢想的。还说法国人在东京,选了师曾和我两人的画,加入巴黎艺术展览会。日本又想把我们两人的作品和生活状况,拍摄电影,在东京艺术院放映。这都是意想不到的事。经过日本展览以后……我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这都是师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

日本对中国画的选择历来与中国主流有所区别。从牧溪到南画,日本水墨趣味与文人画系统的差异明显,加之20世纪初西方现代艺术在日本传播甚广,齐白石的“被选择”并不太意外。但日本对白石的“追捧”似乎刺激了另外一位大师——吴昌硕。吴昌硕与齐白石,是20世纪中国画史交相呼应的大师。但这是后来事,当时情况是吴昌硕早得大名,而白石还是无名小卒。就连对白石老人命运转折起决定作用的陈师曾,也对吴昌硕执以师礼,并建议白石取法吴昌硕进行“衰年变法”。白石老人对现实有着颇为清醒的认识,曾有“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门下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之诗,将吴昌硕与徐渭、朱耷并列,欲为“门下走狗”。或许被这份谦卑打动了,1920年吴昌硕应胡鄂公之请,为齐白石订写润格。胡鄂公(1874—1951)字新三,号南湖,亦是齐白石的早期知音。曾创办《大中华日报》,并当选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1918年在琉璃厂看到齐白石画,大为赞赏,高价购得六条屏。白石老人感为知音,遂订交。

吴昌硕与齐白石未曾谋面,然经南湖引线,曾先后给白石订写润格、画集题字。其中,所题“白石画集”四字用于《齐白石画册初集》封面后第一页,款识“甲子六月吴昌硕时年八十一”,钤白文“吴俊之印”。有趣的是,本册所用缶老题字的年款是甲子六月(1924年)。相传这一年,吴昌硕因齐白石在日本的成功,酸溜溜地说了句“北方有人学我皮毛,竟成大名。”白石听闻后,自尊心颇受打击,刻了一方《老夫也在皮毛类》印,边款记:“老夫也在皮毛类乃大涤子句也,余假之制印,甲子白石并记。”刻了方印还觉得不过瘾,齐白石在一幅同期《芭蕉书屋图》中题诗云:“三丈芭蕉一万株,人间此景却非无。立身误堕皮毛类,恨不移家老读书。”且跋曰:“大涤子呈石头画题云:书画名传品类高,先生高出众皮毛。老夫也在皮毛类,一笑题成迅彩毫。白石翁画并题记。”有关“皮毛”之讽,缶老、白石“互怼”,虽各有怨气不满,却也未失分寸,倒算当时画坛之雅事。不过写出“人骂我我亦骂人”的白石老人,很是恩怨分明。此事之前,白石文字称吴昌硕多为“吴缶老”、“缶老”,此后则变成“吴缶庐”、“老吴”、甚至“吴昌硕”。前述白石委托胡佩衡卖房信函,即为一例。

齐白石对“皮毛”的回击,有印章、画跋和诗文为证。然缶老的“皮毛”之讥,却缺乏直接文献。不过无风不起浪,此事在民国画坛并非秘闻。启功就曾在中国画学研究会内有所耳闻。想来,当是缶老闲来碎语被人传播。值得玩味的是:为何甲子年,吴昌硕一边题写“白石画集”,一边又腹诽齐白石的成功?需知,改变白石老人命运的“第二回中日联展”是1922年的事。若“皮毛”之讥是因为齐白石在日本的成功,为何会发生在两年后?且同时应邀为白石题字?考1922年中国画家赴日联展,《申报》5月报道中有吴昌硕而无齐白石(可能白石老人并未被人关注),但展览图录却没有吴昌硕而有齐白石。此事颇为蹊跷,如吴昌硕参加该展,定然不会缺席图录。那新闻报道中何以有吴昌硕之名?想来可能缶老原定参加,后因故未参加,报道未能及时获悉。如吴昌硕未参加该展,自然不会有展览上的冷暖对比,也就不会在意白石卖得好坏了。但为何两年后,缶老又在意起来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一年(1924)4月至5月,“第三回中日联展”在北京举办,声势浩大。不仅日方来人甚众,且逢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并观看该展,可谓当时文化界盛事之一。泰戈尔会见名单中,齐白石与徐悲鸿、陈半丁、姚茫父等并列,白石老人因此还有《泰戈尔画像》传世。如果说1922年第二回中日联展是齐白石“墙外开花”的起点,那么1924年“第三回中日联展”可能就是老人国内声名塑造的重要推动力。或许,该展效应六月还未传至上海,故吴昌硕应邀为白石画册题字。然此后,北方不断传来老人的“成功”,加之缶老周遭各种碎语,引发吴昌硕对这位刚刚获得自己题字的“客户”私下嘲讽,倒也符合逻辑。齐白石对“皮毛”之讥虽很在意,且做出了反应,却没有影响画册中仍然在首页用了缶老之题。只是可惜,此时吴昌硕已然仙逝,未及目睹。

翻阅《齐白石画册初集》,犹如重返上世纪20年代齐白石人生逆袭的现场。册中所涉人物,在看上去平静、正常的“编辑”中隐藏了丰富流变的动态现实。其中,还有白石老人的照片印于胡佩衡前言之上,记“齐白石先生乙丑年六十四岁玉照”。此照中的齐白石不是后来常见的“耆老”形象,而是一位精干长者,目光矍铄。不知何故,胡适先生考齐白石“瞒天过海”时,似乎未曾注意这张照片上的题记。乙丑(1925年)白石老人年龄为六十四,那生年应是1961年(咸丰十一年辛丑),与齐氏《自状略》吻合。但胡适通过早年记载如《母亲周太君身世》等,认为生年是1963年(同治二年癸亥),与《自状略》差了两岁。对此,胡适解释是因为老人算命说七十五有大灾,故用“瞒天过海”法将年龄改为七十七,出现了两年之差。若真如胡适考,那七十五之前的1925年就不应该出现两岁之差。或许两岁差并非“瞒天过海”,而源自南方人虚实记岁之习惯,叠以民国纪年变革带来的差异。

就此而言,《齐白石画册初集》给我们留下很多线索,引导我们走近1920年代的齐白石,而非惯识中的“白石大师”。需知,白石老人的“北漂”是一次“衰年逆袭”,从籍籍无名到饱受争议,直至万世景仰,堪称民国画坛最大的“神话”。后人看到结果,再以此想当然齐白石的“民国生涯”,实是“后世之明”见“前世之事”,谬而不自知。故《齐白石画册初集》的编辑,对胡佩衡而言是需要勇气与执着的。或可说,齐白石早期生涯中给予他认可与肯定的寥寥数人,都是“神话”的塑造者与参与者。而画册题签人樊樊山,亦为其中重要人物之一。樊山题签为“齐白石画册”,不同于版权页《齐白石画册初集》之名,与吴题相比虽“册”、“集”不同,然独立成本的概念实同。究其缘由,或因早先出版计划为单独一本画册,请人题名时并无“初集”概念。樊山,即樊增祥(1846年至1931年),字嘉父,号云门,别字樊山、天琴,别署天琴居士、武威樊嘉等,晚年自署天琴老人,湖北恩施人。光绪三年(1877)进士,历陕西宜川、渭南等县知事,累官至陕西布政使、江宁布政使、署理两江总督;北京国民政府参政院参政。为清末民初“晚唐诗派”代表人,亦是藏书家、书法家,著有《樊山全集》传世。藏书楼名为“樊园”,藏书20余万卷,另书画碑帖之类亦甚丰富。1902年,齐白石于西安得以结交,并观其所藏八大、金农、罗聘、徐渭、石涛诸家画作,深受影响,画风由工转写。樊山晚年闲居北平,以诗酒自遣,对白石亦甚看重,曾为名不经传的齐白石撰写治印润格。白石甚为感念,赠樊山鹅绒被御寒。此事,樊山有律诗《樊山老人谢齐白石先生赠鹅绒被歌》以表欣喜。另据北京画院藏樊山手稿《齐山人笔单并序》(见下图)可知,早在订交第二年(1903癸卯)樊山即对白石有知遇之恩,现录如下。

“湘潭齐山人,少贫有奇慧,能雕缋万象,斤风镂冰。王湘绮先生见其印谱,奇赏之,招致门下,教之读书,学为诗。有国初六家风格,所画山水、人物、禽虫、花果,兼有四王五(吴)恽、朱耷、道济、金农、罗聘之长。尤工美人,轶余集、改琦而上之近世费丹旭、顾洛,不中作仆也。山人性冷峭,湘抚某公雅相知重,遣材官持百金往聘。至门问齐先生,有衣短布衣者应客曰,山人出游未归,素不谒官府,不敢受金。材官怒驰去,短衣者即山人也。湘人求画求篆刻,皆不应。独善湘潭郭葆生、桂阳夏五彝。两君居关中,招山人来游关中,求画求篆刻者一不应,如在湘中时。与余一见如旧相识。今当偕五彝入都,余谓都中求画求篆刻者当十倍。秦楚深闭,固拒而不得,不若高其价以待之。唐解元卖青山之钱,以办蔬饭,自有烟岚气息,持归奉丹,香溢陔兰矣。今以愚意,逐列价目如左:白石草衣画。写意山水条幅,毎幅廿金,工细者倍之;写意美人条幅,每幅廿金,工细者倍之;写意花鸟人物,毎幅廿金,工细者倍之;团扇摺扇每枋四金,工细者八金;册页每部八开者十六金,十二开者廿四金。方广汉尺一尺为本,加大者倍之,工细者倍之;手卷长三尺者十二金,加长一尺加四金,逾丈者百金,三丈者三百金。工细者倍之,凡卷逾二丈,皆先收笔资,十年交画;传真无论直幅横看,每幅百金。印章,常用之印毎字二金。印石方广逾寸者毎字三金,加大者照加。石径二分,字若黍粒者,毎字十金。墓志墓表无价,细刻白竹扇骨无价。此其大略也。昔永兴残帖,一鹤字易斗米,一口字直数金。东坡枯木竹石,月须米五斛酒数升,以十年计即须米六百石乃易一画,而皇甫持正之三千字,三千绢犹为廉矣。余为山人评定价目,皆从其至少者。世有解人当不我讶。光绪癸卯三月朔日天琴居士手定。”

戊戌岁末写于公远斋

杭春晓|2006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获美术史博士学位。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先后于《文艺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等期刊发表《绘画资源的开放——古物陈列所与民初中国画》、《文人理想的幻灭与重建——文徵明的出仕、致仕及其心理辨析》、《以“仁”代“义”——忆陈侍郎书画合卷与溥心畬的“遗民想象”》等论文;出版《渐进式文化改良——以民初北京地区传统派画家为中心的考察》(获选第二届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方法论与美术史个案叙事》等专著。

以上

主 编:刘 彭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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