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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丨赵勇:中国教育面临一个领先世界的机遇,但是我们缺少胆量

原标题:专访丨赵勇:中国教育面临一个领先世界的机遇,但是我们缺少胆量

赵勇

“智能机器时代,人再变成机器已经没有意义。教育应当让人成为人,更加成为人”。6月15日上午,美国堪萨斯大学教授赵勇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主办的第三届LIFE教育创新峰会上说。

2010年,赵勇被美国《技术与学习杂志》(Technology&Learning Magazine)评为2010年全球教育技术界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目前,他是美国教育技术和创业教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他在接受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专访时说,人工智能时代将是一次全新的工业革命,它将重构人类与科技的关系,人与工具的关系,也就是具有海量知识的机器人的关系,人类教育将被迫进行彻底改革,以培养出适应新时代的人才。

回顾历史,晚清帝国正是由于没有赶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潮流而被击败。在这之后的180年,中国都在持续追赶世界前进的脚步,其间屡经波折。现在一场新技术革命正在发生,世界各国的教育模式都需要变革,这是一次刚刚鸣枪的赛跑,而比赛的起点就在于中国教育改革的决心与胆量。

“我表达乐观与期望,我们面对着一个超越世界的新机遇。”赵勇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能做到。”

北京师范大学李芒教授有一个观点:“教育的本质是一个相互超度的过程,相互创造价值的过程。对中国教育的众多抱怨是因为相互超度变成了相互蹂躏,老师不愿意,学生与家长不愿意,但是考试绑架了教育,家长头脑中的‘学而优则仕’的文化绑架了教育。”

“我今天就是来讲如何解决教育相互蹂躏的问题。”赵勇说。现在批评没有意义,在大转折时代,要做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突破。

中国教育改革面临“弯道超车的机遇”

Q

21CEDU:对于人工智能时代,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主张教育要面向未来,因为简单劳动将被机器替代,最近的中美贸易战使华为陷入困境,而任正非担忧的却是中国的基础教育。任正非还说,中美贸易根本的问题是教育水平。你如何评价任正非的担忧?

赵勇:我觉得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特定的人才需求,比如中国历史上的科举维持了几千年农业大国的稳定,但科举也破坏了人才的多样性,等西方开始工业革命,我们就落后了。在明末的中国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工业革命的条件都具备,但是我们没有发生工业革命。

我们只有一样的、同一种人才,就是科举选拔出来的。我们的传统是对科学技术不注重,这就导致人才的单一化,这种情况赶上历史转型期就发生了大麻烦。任正非讲得就是这个道理。

我现在认为中国面临一个很好的机会,人工智能是又一次全球性的历史大变革,谁敢于最先革新本国的教育体系,谁就能够引领潮流,目前的情况是,各国教育的体制对于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可以说都统统落后了。

我认为,中国面对创造下一个教育生态的机会,但我们还缺少胆量。我觉得现在中国最缺的是独立创新的胆量。现在的家长还是崇拜西方教育,以国际学校的方式引进美国的教育、英国的教育,这种引进不能解决问题,西方的教育也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这些教育从本质上说已经落伍了。

我一直批评西方教育,我抨击西方的教育改革只是修修补补。在人工智能时代就看到这样一个机遇,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人有没有胆量去创造新的教育范式,而不是一味拷贝或模仿。

Q

21CEDU: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学生缺乏创造力,目前只有一个人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而经济体量与人口比我们少的日本,却有很多,有人说这是中国教育的失败。

赵勇:这个说法有些道理,但诺贝尔奖并不能成为一个衡量创造、创新人才的标准。人才培养要多元化,高科技的发展需要很多的条件,需要长年相对稳定的投入,这是一个基础和前提。

新中国建国以来,经历了很多波折,我们真正有钱是最近十年,在近十年才开始投入,我们还没有根深蒂固的基础,对教育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理解误区,要培养一个乔布斯,或培养出一个诺贝尔科学奖,但(国外)没有哪一所学校说要培养出一个诺贝尔奖,最顶尖人才不是刻意培养的,这样的人才是自动生成的我欣赏老子的观点—— “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就是要让他自我成长,不要阻碍。

不能说从小学就开始培养获诺贝尔奖的人才,不能在小学就把莫言这样的人选拨出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一直是为社会服务,它是一个计划性很强的东西,但人才本质上是不可以计划的。

拿美国来说,它不是培养人的创造性比我们强,而是没有我们扼杀得成功,我们教育扼杀创造力非常成功,我们培养人才太单一,千军万马过高考的独木桥,绝大部分学生都浪费了天赋与成长机遇,人的创造力都是天生的,如果你在小学就把它扼杀,它基本上就很难恢复。

Q

21CEDU:在你的著作中,对中国教育改革一度比较悲观,但刚才你说只需要勇气,我们可以实现弯道超车?

赵勇:我对中国教育比较悲观,是源于我的观察;国内对教育不满意,有钱人把孩子送到国外,也有办国际学校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面对新科技革命,无论国内国外,中西方的教育模式都需要大的变革。目前,国内大部分人还在拷贝,请国外的人帮我们办教育,比如北京版的英国中学,还是在模仿,而模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认为一个根本的变化在于,全世界教育已经不是相互借鉴就可以进步的年代。目前全世界的教育模式都落后于新的时代,每个国家的体制,目前都在尽量修修补补,由于存在国家竞争,东西方就相互借鉴,尤其是中国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二,这样就对西方教育界产生压力。这种思维是假定过去的做法还是有意义的,就像我们大家都比照着别人的马车,改进自己的马车,但问题的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汽车。

这样就需要一种勇气,目前中国家长的思路也是绑架教育的力量,我们总是在应试教育这条大路上一路狂奔,无远虑必有近忧,但我们老是近忧,没有远虑。其实我们对教育的投入已经不少。 虽说每年的政府投入还不如发达国家,但把中国家长的投入加上是很可观的。

Q

21CEDU:你的意思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人工智能的影响,以及全世界都在进行一个大的调整,身处在巨变之中,我们必然也将有大的选择,这样就有了机会。 只要有勇气,就可能抓到这个机会。

图片来源:参考消息

Q

21CEDU:

目前中国社会延续下来的既得利益很庞大,所以我希望有志之士能够站出来。 比如腾讯这样的公司有很多创新,他们为什么不能在教育上创新?这种创新要不同于过去,不仅仅是修复过去。 纯粹地对于过去的修修补补,不能解决问题。

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认识到,我们已进入一个新时代。我们需要新的教育,而新的教育会根本解决中国家长们的忧虑。一个社会的发展,也需要人才的多样化,这样才能产生创新。

Q

21CEDU:中国近代以来多次经历巨变,辛亥革命推翻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人们也产生过很大的希望,包括100年前的1919年,新文化运动发生,杜威的教育思想普遍传播,这些都是巨变的时代,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有勇气的选择,但我们还是没有做到。

赵勇:教育既属于文化,也是文化的体现。 现在应该说,我们没有充分继承中国文化的优秀方面,却事与愿为地把糟粕发挥得很强大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当然有糟粕,也有优秀,但是我们在糟粕方面替代得不够,1919年已过去100年,我们的封建帝制文化仍然存在,大多数人还是期待由别人来规划命运,事实上他们很高兴有被别人选择的机会。

在东方,别具一格的、创新性的人才似乎总是没有一个宽广的出路,但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并不是这样,所以我认为中国历史也经历过文化充满活力的时期,人才可以自由选择。如果观点不同,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不至于完全没有工作。

同时我注意到,目前的中国社会已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其实一个文化的演变不在于抛弃,而在于创造,我们花费了太多时间去批判,我觉得目前更重要的是——去开创。

苹果的智能手机一旦产生吸引力,大家就不使用诺基亚了。苹果没有批判过去,而是做出了新的手机,告诉人们未来就是这个样子。

Q

21CEDU:

赵勇:我一直批评美国、澳大利亚的教育,但我不可能让当地政府完全改变现有体制,既得利益太大了。但上个月,美国州长协会(美国教育是由州长管)邀请我去谈教育的未来。他们也开始变化。我相信任何一个政府,最终会调整政策,到时他就会寻找具体可行的办法。

当年没有小岗村,我们就没有改革的具体路径,小岗村先行一步是很困难的,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没有小岗村,就没有后来的包产到户,或者历史进程就不会这么快。所以批评不等于有了解决方案,重要的是走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来。

我特别想强调,就是人要去做一种和别人不同的突破,而不要去迎合,也不止是去批评,其实在转变的时代,批评的意义已经不大。

我觉得中国教育所谓的仁人志士很多,看到问题的很多,但是有勇气能坚持,可以做到的人不多。

图片来源:东方IC

Q

21CEDU:你对中国一些名校的改革并不是很认可?

赵勇:一些名校校长能讲出很多极具前瞻性的教育理论,但是这些名校到底对学生做出了什么贡献?或许它们就是在一定范围内掐尖,同学们本来就会考试,你只不过给他加了把油,如果学生随机分配,是否还能做出同样的成绩?

教育最大的价值是能够帮助弱势群体向上流动,这是教育的本质。就一个国家而言,是要看最贫困的1/4学生的教育机会。

Q

21CEDU:中国的特点是我们在主流很难改变,所以被迫在边远的地方,比如范家小学这样大山里的学校找到了教育改革的机会。

赵勇:历史包袱的另一个名字就是——成功,成功后你肯定会沿着既有的路线走, 不愿意再冒险——PISA测试成绩好,反而绑架了中国教育。2009年与2012年,上海中学生在PISA(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测试中排名全球第一,这种情况下就难以发生改革。所以说这就非常危险,中国教育容易被过高的PISA成绩所绑架。

历史有必然趋势,但是如何发生,由谁来引导并走向那个方向,都是不可确定的。中国教育也出现了很多波动,或者说改变,一会向这边走一点,一会又向那边走一点,在这个过程,我发现教育有了改变的可能。

未来的变局可能由教育产业暴露的问题引发,中国高考体制及其激烈竞争养活了很多的公司,它们中的一些成为了现有教育体制的“帮凶”,据说,有些公司还向很多校长教师输送了利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这些公司一旦暴露问题,就会引发社会关注,家长要求转型的决心就非常大。比如红黄蓝幼儿园出了问题,就引发中国幼教市场的全面整改。

Q

21CEDU:但是目前来说我们仍无法改变高考。

赵勇:中国教育管理机构从90年代就提出为中小学生减负,1994年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其实我们从上到下,每个人都认识到教育存在弊端,多年来也一直喊减负,但这也说明负担一直没有减下来。

中国政府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但为什么我们老做不起来?中国学生到了大学已经失去创业的动力,创造的勇气,创新的素养。我们太注重教学,而忽略了教育。教育是一个长期目标,教学是一个短期目标,中国学生放学回家还需要家长监督,今天背了多少英语单词,这个字如何发音?其实英语不是这样学的。我们只考虑背单词,掌握语法,学生接触英语的量太少了。这实质上损害了孩子学英语的兴趣和信心,他很容易就不想学了,一旦不想学,他就应付你,所以英语就不可能学好。

Q

21CEDU:今天你还是比较乐观的,人工智能、中美贸易战都会引发大家对中国教育改革的思索与希望。

赵勇:我希望中国教育改革开创出新的格局,但是乐观并不等于它会发生。我乐观的原因是历史的大转型往往引发大变化,人类迎来了一个大变动的年代,这其中也确定会有一些人的利益受损。

虽然对于个人会产生很多麻烦,但既然身处这样的时代,人们就只能选择乐观,同时希望教育可以改变,因为这是我们为未来做准备的最基础的手段,但是我们不能保证改变一定到来。这是我的一个希望,同时我也希望大家对中国教育改革的明天要积极乐观。

图片来源:新浪图片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作者:刘巍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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