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方六千》:父亲用笔女儿用画,吐露89件国宝的前世今生

原标题:《年方六千》:父亲用笔女儿用画,吐露89件国宝的前世今生

中国目前有超过5000家大大小小的博物馆,这些博物馆收藏的文物量可想而知是怎样庞大的数字,用马未都先生的话来说:“每天展出3000件,100年不重样!”

这么多文物,我们总该认识几件,在日后看到的时候才能够对它侃侃而谈。

这个陶鹰鼎,于1957年在陕西华县太平庄出土,属于仰韶文化,36厘米的身高看起来虽小巧,却有蓬勃的英气。在2018年的《如果国宝会说话》中,它的解说词是这样的:“这是一只有着胖胖腿的鹰……但更神奇的是,它除了上古的王者之气,又同时显示出另一种很现代的气质,用当下的话说,就是‘萌萌哒’。陶鹰鼎现被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示着天工造化,展示着巧技神思,也展示着属于它自己的肌肉萌。”

当我们把文物还原到生活中的日常语境,“高冷”的文物们仿佛拥有了“高萌”面孔。

如果古代有“嘻哈”

说唱表演在汉代非常盛行,这里的“说唱”与今天我们所说的嘻哈文化有相通之处,但本质上又不是同一种类型。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当时的说唱风格以诙谐和滑稽为主,表演者一边说唱一边击鼓打节奏,给观看者带来乐趣。说唱俑在墓葬物品中的出现,代表着墓葬的主人希望将生前的欢愉带去另一个世界。在当时说唱艺人一般由身材较为矮小的人担任,表演时候的表情也较为夸张和活泼,整体散发着“躁起来”的信号。

这座正在“表演”的东汉击鼓说唱俑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高55厘米 ,“他赤裸上身,下穿长袴,肚皮凸出于袴腰之上”,“讲到精彩处,他舌头半吐,额上泛起皱纹,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北齐时,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的胡腾舞广受北方贵族的欢迎。胡腾舞是男子独舞,跳舞的时候会用雄浑奔放的回鹘乐曲伴奏,显现出男子策马驰骋草原的阳刚之气。河南博物院收藏的黄釉瓷扁壶上的图案就记录了一场有关胡腾舞的盛会。

这个盛放美酒的扁壶外形模仿的是马背上的皮囊,宴会中的乐舞印在壶身两侧,中间一人跳起胡腾舞,乐手们弹琵琶、击钹、吹横笛,整个画面热闹非常。但是,画面右上方那个伴奏的人明显有点“滥竽充数”只是用手打着节拍,中间这个舞者的姿势你不觉得非常眼熟吗?像不像80年代的时髦霹雳舞?

到了唐朝,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质造就了唐朝多种形式的舞乐文化,当时的乐舞主要分为“软舞”和“健舞”。一个动作柔美,如弱柳扶风;一个动作豪迈,如剑动四方。1957年在陕西西安出土的三彩载乐舞骆驼就比较奇特了,这段乐舞的表演者们全部或站或坐,挤在一匹骆驼身上。

“这件三彩骆驼背驮一方座,方座中央立一歌唱的胡人,周围四人奏乐,其中两人为汉人,两人为胡人,他们表演的应是丝路上流行的胡舞、胡乐”,对于这个骆驼背上的巡回乐队来说,主唱担当就是中间身着绿色衣服的胡人,而围坐的其余四人是乐队伴奏。成年的骆驼一般能够承载300公斤左右的重量,这种载乐舞骆驼俑表现的是唐代流行的一种杂技节目,表演者们必须在掌握高超的平衡技巧的同时进行表演。宋代传奇小说《杨太真外传》中写道,唐玄宗曾经“召两市杂戏以娱贵妃”,其中有一场表演的情景是“驼身之上,驮乐工四,舞者一,载歌载舞,贵妃甚喜”。这场载乐舞骆驼的杂技表演类似于我们今天流行的综艺节目,只不过王公贵族看的都是现场直播。

准备好了吗?萌虎来袭!

上古以来,人们普遍相信作为百兽之王的老虎,能够“噬食鬼魅,辟邪祛灾”。南朝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记载有“虎头作枕,辟恶魇”的说法。自唐宋以来,也经常会出现老虎形象的瓷枕。金代的白釉褐彩鹡鸰图虎形枕是一件北方民间磁州窑的代表,白底黑花,整个老虎的身子用褐色勾勒毛发,它脸上的苹果肌非常突出,铜铃般的眼睛在夸张的设计下几乎和耳朵一般大,整个瓷枕的通气口就巧妙地设计在它的两只耳朵上。它匍匐在地的前爪因为承受不住胖脸的重量而出现了花纹的褶皱感,整只老虎有一种猫咪的蠢萌感。

虎背椭圆形的开光中,是墨色画下的鹡鸰和两只高飞的大雁。《诗经·小雅·棠棣》有言:“鹡鸰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烝也无戎。” 这句话的意思是:“鹡鸰鸟在原野上飞走又悲鸣,血亲兄弟有人陷入急难之中。那些平日最为亲近的朋友们,遇到这种情况最多长叹几声。兄弟之间在家里有可能争斗,但是每遇外侮总能鼎力相助。倒是那些平时最亲近的朋友,在最关键时刻往往于事无补。”因此,古人常用鹡鸰花纹寓意兄弟之情。粗犷的老虎造型设计加上草草勾画的鹡鸰,显示出文人的趣味与民间审美的融合。

中国文物界还有一只著名的老虎形象,那就是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虎噬牛铜俎中的虎。这件虎噬牛铜俎与神秘的古滇王国有关,这个王朝曾经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出现,但是在公元1世纪前后,除寥寥数笔的文字记载外,再无其他存在过的痕迹。直到1955年,随着“滇王之印”的金印被发现,才陆续有更多的文物出土从而证实了古滇国的存在。

1972年虎噬牛铜俎在云南江川被发现,牛在滇国是祭祀中最重要的牺牲,俎用以切肉献祭。这个器物的整体造型是一只老虎紧紧撕咬着一头大牛的臀部,牛强有力的四肢正好作为铜俎的支撑物,拉长的背部则成为铜俎的操作面,在大牛的腹部有一只被保护的小牛伸出头来。为了保持铜俎的平衡,大牛尾部的老虎做了缩小的设计,一个“猛虎扑牛”的形象瞬间变成了“萌虎扑牛”,毕竟它的体型看起来更像个“牛尾巴”。

《左传》记载“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在古滇国这座用来祭祀的虎噬牛铜俎,在祭祀的那一刻,铜俎上的牛牲是死去的生灵,但古滇人通过一场祭祀希望实现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祷又意味着它的某种新生。这个寓意和铜俎本身老虎与大牛、大牛与小牛的关系设置也是一致的。

你真不是“穿越”的?

甘肃省博物馆的一座青铜文物在人们常用的历史教材上赫赫有名,它就是下面这匹铜奔马,我们一般称它为“马踏飞燕”。

1969年它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墓,最初它被定为东汉时期的墓葬,但随着学者对墓中随葬铜钱的进一步研究,这座铜奔马的诞生时间被改为西晋。这匹奔腾的骏马身材矫健,仅有一只蹄子踏在脚下的“飞燕”上,其余三只蹄子处于腾空状态。古人对于物体重心的精准把握,完全隐藏在这些巧妙的构思和完美的造型里。

仔细回想下,你见过这匹马正视镜头吗?没有。因为它的正面照是这样的——

1965年北票西官营子冯素弗墓(415年)出土的鸭形玻璃注也是一件奇物。

玻璃制造始于公元前两千年的西亚与埃及。从战国早期开始,一些彩色玻璃珠就辗转流传到中国。汉代以后,一些玻璃器皿也开始流传到中国。这些脆弱的器具,或穿过大漠绿洲,或披开万里波涛,到达目的地时,完整存留下的玻璃器具远比黄金更为珍贵。公元5世纪早期,一件鸭形玻璃水注穿过丝绸之路,一路来到了辽西慕容鲜卑所建的龙城,成为北燕天王冯跋之长弟、宰相冯素弗的收藏。

这件玻璃器具呈淡绿色,透明,外有白色风化层。扁嘴张开,尾巴细长,鼓腹,采用了无模具的吹制技术。经过材料分析后,学者证明这件器物属于西方系统的钠钙玻璃,制作技术也与罗马玻璃相同。这个鸭形玻璃注的重心在前,当添加水到一半的时候,后半身加重,它前面的头也就自然抬了起来,这个重心设计可谓巧妙。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约产生于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之间。因为这一类型的文物最早于1921年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被发现,因此这一文化被命名为仰韶文化。1973年甘肃秦安大地湾出土的人形彩陶壶,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是仰韶文化的典型代表。

人形彩陶壶高31厘米左右,她的面孔部分是在泥块上简单戳压出的五官,一头整齐的齐刘海盖在额头上,其余头发都垂在脸庞两侧,顶部则是陶壶的瓶口。陶壶的身体部分是黑彩描绘的蔷薇花纹,像是一件漂亮的裙子。橄榄状的瓶身则变成了“孕妇”的腹部,挺起的“大肚子”让整个陶壶显得“孕味十足”。这个陶壶可能是用来储存种子的,人们用它来盘算来年的丰收。“活下来,要吃饭;传下去,要生子”,在远古时代的先民的心中,这两件事情实在难以分割,陶壶储存的粮食与“孕妇”腹中的宝宝每时每刻一起成长。

人形彩陶壶的这个造型,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了俄罗斯著名的木制玩具“俄罗斯套娃”。无论是脸部的描绘还是身体部分的花纹与橄榄型的瓶身,都极其相似,把缩小版的人形彩陶壶和俄罗斯套娃放在一起的话,整体感觉十分和谐。

在博物馆的玻璃窗里,我们见到的文物只有名字、朝代和干巴巴的简介。对于非文物爱好者而言,这样的介绍只能够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走马观花式的印象。但是,当我们将文物还原到古人的日常生活中,去看古人的娱乐方式、古人的生活用具和古人的巧手匠心时,我们就能够更加精准地理解和记住这些文物。当传统的文物与我们当下的生活场景发生碰撞,我们会发觉“传统的”即是“现代的”。

如果你苦于寻找散落在5000多家博物馆的文物没有头绪,近期出版的《年方六千:文物的故事》一书也许可以帮到你。在本书细致描摹的89件国宝中,就有不少“萌物”。

△ 郑岩 著,郑琹语 绘,《年方六千:文物的故事》 中信出版社·活字文化,2019年7月

现工作于中央美术学院的郑岩教授是考古学博士,曾在山东省博物馆工作过数年,还参与过西安唐代大明宫的挖掘工作,而他的女儿郑琹语是一名插画师。父亲用充满生活气息的文字,深入浅出地解读了89件瑰丽国宝,每一页介绍语之后就是女儿手绘的精美文物水彩画。这是一部父女默契合作的极简中国美术史,勾勒出六千年来中国文明发展的迷人图景。

泱泱中华,五六千岁,还算年轻。

在爸爸的文字中,女儿的画笔下,文物继续生长……

(文 / 小兔,编 / 任慧 俎燚楠)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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