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北京人的世故!!您赞同吗?

原标题:易中天:北京人的世故!!您赞同吗?

文 | 易中天

世故,是中国人的生存之道。生活在现实中的中国人,是不能一点世故也没有的。不过同为世故,也不尽相同。大体上说,北京人的世故是悟出来的,上海人的世故则是算出来的。

在北京,没有人教你世故,全看你有没有悟性,会不会悟。会悟的人,浑身都是机关都是消息儿。眼皮子微微一抬,眼角不动声色地那么一扫,周围人的尊卑贵贱、远近亲疏、善恶好坏,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然后,该热乎的热乎,该冷淡的冷淡,该应付的应付,总不会吃了亏去。这正是一个礼教社会的世故,也是一个官僚社会的世故。官场上那些老谋深算或老奸巨猾的不倒翁,都有这种察言观色的本事。

即便是再愚钝的人,如果久历官场,也多半会磨炼出来。北京人虽然并非都是官,但官场既为“场”,就有“场效应”。

北京既然是一个大官场,则场效应也就小不了。北京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官气弥漫的世俗社会里,耳濡目染是免不了的。只要在皇城根下转个圈,听听那些街谈巷议飞短流长,那世故也就几乎用不着学了。

在这样一种氛围里启蒙开悟的北京人,首先学会的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一个人,在官场里混得好不好,靠的是什么?是人缘。只有上司赏识、同僚捧场,才混得下去,并获得升迁和提拔。

其实,不但官场,其他地方也一样。所以,学会世故,首先要学会“处人”,而处人之道,又无非面子人情。北京人最懂这一套。

比方说,遛弯儿时见了熟人,都要请安问好。“老没见您哪!多谢您哪!回见您哪!多穿件衣服别着了凉您哪!”这就叫礼数,也叫和气,因此不会有人嫌啰唆。

这种礼数也是胡同四合院里训练熏陶出来的。老北京人都讲究“处街坊”。街坊里道的,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婚丧嫁娶,都要随个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

自家有个什么新鲜好吃的,也愿意街坊邻里尝一口,“是个心意,也是个礼数”。虽然有时不免有些程式化,但仍透出浓浓的人情味来。

这礼数是人情,也是世故。人情世故,在老北京人这里原本是俱为一体的。“您来点什么?”“您猜怎么着?”“您在这儿听是不?”“您又棒槌了不是?”都说北京人说话委婉,其实这委婉正是北京人的人情世故所使然。

因为只有这么说,才显得对对方尊重,而且尊重里还透着关切,透着亲热,这就是人情。同样,也只有这么说,听的人才不觉得突兀,也才听得进去。

即便说的是不同意见,也不会恼怒,说的人也就不会得罪了对方,这就是世故。毕竟,“拳头不打笑脸”,“礼多人不怪”,多点儿礼数,没什么不好没什么错。

所以,老北京人是不作兴像上海人那样直呼其名,也不作兴像上海人那样直统统地问人家“侬几岁”的。只有对怀里抱着的小娃娃,才可以这么问。

即便问这样的小娃娃,语气也不会是直统统的,而多半会笑眯眯地问:“小朋友,告诉爷爷,几岁啦?”如果是问上中学的孩子,就得问“十几啦”;问中年人,得问“贵庚”;问老年人,得问“高寿”。

这里面讲究大了。这讲究,也是世故。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尊老的社会,最怕的,是把人家说“小”了,同西方人生怕被说老了正好相反。

“几岁”,是“十岁以下”的意思。这么问,岂非把人家当成了“毛头小囡”?长辈对晚辈尚且不可有此一问,如果晚辈这样问长辈,那就真是没大没小了。

没大没小,也就是不懂礼数,而不懂礼数,也就是不会做人。正宗的北京人,是不能不懂礼数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归礼数管着,包括说话,也包括别的什么。所以,即便发生冲突,也不能骂人,只能“损”。

比方说,骑车撞了人,在外地,就会骂起来:“瞎眼啦!”或者说:“不会骑车就别骑!”

北京人就不会这么说,而会说:“哟,别在这儿练车呀!”都说北京人说话“损”,或说话“艺术”,却不知这艺术是礼数造就的。

因为礼数规定了不能骂人,可不骂心里又憋得慌,于是“骂”便变成了“损”。或者说,变成了骂人的艺术。

的确,礼数这玩意,是多少有些艺术性的。比方说,懂礼数的人,都有“眼色”。所谓“有眼色”,也就是懂得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可做,什么话可讲什么话不可讲,以及什么事该什么时候做,什么话该什么时候讲等等。

掌握其中的分寸,是一门大学问,也是一门艺术。北京话的特点,就是分寸感特强。萧乾先生在《北京城杂忆》中就曾谈到这一点。比方说,“三十来岁”和“三十几岁”就不是一码事,和“三十好几”就更不一样。

它们分别是二十七八、三十出头和三十五六的意思。同样,劳驾、费心、借光、破费,虽然都是“文明用语”,都用于向人道谢或道乏,用处和用法也都不一样。这种细微的区别,就是分寸感。

实际上,人情世故,都要适度,才合于礼。过度的客气显得生分,过度的关切则难免谄媚,而恰如其分则是一门生活的艺术。这就要费心思、勤琢磨,还要有教养。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知道自己有多少斤两,然后可着尺寸做人过日子。

显然,北京人的这种生活艺术,是有他们的人生哲学来打底子的。这种活法讲究的是心眼儿活泛,心里面透亮。活泛就不死心眼儿,透亮就不缺心眼儿。当然,也不认死理。

老北京人相信,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没有一个人吃得完的饭,也没有过不去的桥。无论好事坏事,还能一个人包了圆啦?所以,露了脸,用不着扬铃打鼓;背了时,也不必蔫里巴叽。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老黄河还兴改道儿呢,人世间的事,哪有个准数?风水轮流转,没准明儿个转到哪,瞎折腾什么呢?消停些吧!就是瞪着两眼数星星,也比折腾那没谱的事儿强。

别折腾,也别较真。较真,就是死心眼儿。天底下,哪有“真事儿”?不过“汤儿事”罢了。所以,不管干什么,也就是个“对付劲儿”。北京人有句口头禅,叫“混”;还有个常用的词,叫“不赖”。

在他们看来,人生在世,也就是个“混”字。比方说,混日子、混事儿、混口饭吃等等。所有的人都是混,所有的事也都是混。要说有区别,也就是“一个人混”还是“哥几个一起混”,混得好还是混不好。

混得好的,能混个一官半职;混得差点,也能混个肚儿圆。但不论好歹,能混下去,就不赖。难怪北京人吃喝不讲究,活得那么马虎了,对付嘛!

显然,这种世故,是古都的智慧,也是农民的智慧。农业生产周期长,要能等;京城官场变故多,要能忍;而面对风云变幻、世事沧桑,要能对付。京都之中,帝辇之下,人们看得最多的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看得最透的是仕途险恶、天威难测、官运无常。

今儿个,新科状元金榜题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明儿个,菜市口人头落地,大观园底儿朝天,“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这就不能不让北京人世故起来。

北京人的世故是他们久历沧桑的结果。这种久历沧桑使他们“身居台风眼处而能保有几分超然”,使他们在静观中养成了“多看两步棋”的世故和通达,也使他们学会了忍耐。

专制体制毕竟太强大,这种体制下的小民也毕竟太微不足道。强大的皇权要消灭他们,比碾死只蚂蚁还便当。他们不能不学会忍耐。忍耐,正是老北京式的世故的要害和精义。

“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有这份世故和耐力,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也没有活不了的人。

正是这忍耐造就了平和,而平和的背后是信命和认命。老北京人的信条是:“命里只有八尺,就别攀着一丈。人,还能大过天去吗?

”既然“命里有的躲不掉,命里没的求不来”,那就没有必要去争、去抢,也没有必要因为别人怎么怎么了而自己没能怎么怎么,就浑身不自在,一肚子的别扭。

这就是自个儿和自个儿过不去了。要知道,“一个人能吃几碗干饭自己清楚,别人也清楚”,而“和年头儿叫劲,简直是和自己找别扭”。再说,就算怎么怎么了,又怎么样呢?也不怎么样。

“做得人上人,滋味又如何?”当老板,来钱多,事儿还多哪!还是混吧。显然,正如赵园所说,正派北京人的世故里,有着“阅事太多见事太明的悲愤沉痛。看透了,又无可奈何”。于是,无可奈何到了极点,反倒变成了平和。

平和也造就了幽默。

诙谐幽默,几乎是北京人的标志性品格。谁都知道,北京人说话特“逗”。普普通通的事情普普通通的话,到了他们嘴里,就可笑、可乐。

比如脸上有雀斑叫“洒了把茶叶末”,就又形象又生动,怎么想怎么可乐。难怪有人说听北京人说话就像听相声了。要论说话俏皮,北京人可真是没得比的。

北京人为什么特别会说话呢?这就说来话长了。我想,除了北京是个古都,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宫廷语言和市井语言雅俗兼备外,长期保持着和周边农村以及少数民族的联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知道,农村语言、民间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往往比官方语言和文人语言更生动鲜活,而这也正是北京话的特点。比如,说“窝心”就比说“难受”好;说“蒙席盖井”就比说“隐瞒”生动得多;说一个人不爱回家是“没脚后跟”,就不但生动,而且俏皮了。

事实上,北京话当中那些最形象生动、鲜活来劲的词汇和说法,比如擦黑(黄昏)、撺掇(怂恿)、保不齐(无法预料)、牌儿亮(脸蛋漂亮)等等,便不是来自农村,就是来自少数民族。比方说,打发、巴不得、悄没声儿,就是满语;而找茬儿(挑毛病、找麻烦)、护犊子(袒护自家孩子)、车轱辘话(来回诉说),则无疑来自农村。

萧乾先生曾激赏“瞧您这闺女模样儿出落得多水灵啊”这句话,认为“出落”带有“发展中”的含义,“水灵”则除了静态的美外,还有雅、娇、甜、嫩等素质。

但,不难看出,出落也好,水灵也好,都是农民的语言。尤其是“水灵”,马上让人联想到带着露珠的鲜嫩瓜菜。也许正是因为善于向人民群众和少数民族学习,所以,尽管北京是中国最大的官场,可北京人说起话来,却并没有官气。

如果说生动鲜活是向农民和少数民族学习的结果,那么,诙谐幽默则源自北京人的世故与平和。幽默是要以平和为前提的,浮躁的人就幽默不起来。因为幽默是不紧不慢的。

它需要铺垫、打底子,“包袱”才抖得开。会说笑话的人都知道,说笑话时,不能紧张,必须他急你不急,他笑你不笑。

如果别人还没笑,你自己先笑起来,那就叫犯傻。如果心急火燎,打机关枪似的把话一口气说出来,别人听不清楚,反应不过来,又怎么会笑?

更重要的是,幽默是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就是平和。只有心平气和,坦然面对人生,才会产生幽默,也才幽默得起来。

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整天愁眉苦脸的人会幽默,无法想象一个事事斤斤计较的人会幽默,也无法想象一个时时处于提防状态的人会幽默。

说到底,幽默也是一种大气。只有大气的人,才能微笑着看待一切,包括苦恼和不幸。同样,也只有大气的人,才能含笑向自己的过去告别。总之,只有大气才会幽默。北京人大气,所以北京人幽默。

其实,北京式幽默中的大气是不难体会到的。它往往表现为大大咧咧、嘻嘻哈哈、满不在乎甚至没大没小。

比方说,称邓小平为老邓,称戈尔巴乔夫为老戈,就像称呼自己单位上同级平辈的同事;称倒腾商品的小贩为“倒爷”,称骑平板车拉客者为“板儿爷”(其车则被称为“板的”),就像称呼“王爷”“万岁爷”。

这可真是“掉了个儿”。如果说,前者和天安门广场上打出“小平你好”的标语一样,多少表现出一种“民主意识”和“平民意识”,那么,后者就多半是一种调侃了。

但,不管怎么说,这种不合礼数的“倒错”,都只能是北京式的。它表现的正是北京人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敢说的“气度”,而所谓“什么话都敢说”,则是不但包括“说什么”,也包括“怎么说”的。

事实上,正是在这种调侃中,北京人消解了神圣。礼数不是最神圣的吗?如果礼数可以消解,那还有什么该在乎?

但,似乎很少有人想到这里面还有苦涩、无奈和世故。

北京人的幽默,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三种类型或三种手法,即调侃挖苦、装傻充愣、玩世不恭。

前面说过,北京人是很会“损人”“挤对人”的,比如“别以为全中国三分之二的男性都憋着娶你,多晚你走在大街上也不会出事”等等。然而问题在于,他们不但损别人、挤对别人,也糟践自己。

比如葛优就曾说自己“脱了衣服跟一条反动标语似的”。最典型的还是杨东平讲过的一则笑话:一个小伙子因为犯规,被警察扣住不放,情急无奈之中,竟冒出这么一句话:“您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结果,围观者哄堂大笑,警察也只好放人(《城市季风》)。

另一个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故事:一个平时怕老婆的人,偶然和老婆顶了起来。老婆大怒:“反了你小子!”该人马上赔不是:“哪敢呀!这两天,也就是有了两个臭钱,就像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老婆也只好一笑了之。

显然,在这里,两个当事人都表现出一种装傻充愣自我作践的态度。这种态度,用王朔的话说,就是“千万别把我当人”。

这就是世故了。事实上,只有世故的人,才能装傻充愣。因为装傻充愣的背后,实际上是玩世不恭:人生在世,也就那么回事。谁也别太当回事,谁也别较真。所以,谁也别太把自己当人。何况,我不是人,你也不会是人。

我不把自己当人时,我其实也没把别的什么人当人。想想看吧,一个连自己都不看作是人的人,还会把别人当人看吗?就拿前面那个笑话来说,便推敲不得。

表面上看,那个小青年是在作践自己,仔细一琢磨,却又不知道是在作践谁。因为“我”固然是个“屁”,然而这个“屁”却是警察“放”的。说了归齐,还是“警察放屁”。结果,谁都挨了骂,也就谁都不吃亏。

因此,当一个北京人(尤其是王朔式的北京人)在你面前“装孙子”时,你可千万别上当,以为你真是“大爷”。

当然,那个小青年当时也许并没有想那么多。他的话,不过脱口而出。但,他的脱口而出,又显然有北京人世故的耳濡目染和长期熏陶作背景。而且,这种世故也完全是平民的。

咱一介平民,没权没势的,谁也糟践不了,那么,自个儿作践自个儿,还不行吗?

于是我们就品出苦涩来了。北京平民的幽默中,是不乏苦涩的。就拿把雀斑说成是“茶叶末”来说,便透着苦涩。因为只有贫穷的小民,才喝这种末等茶叶。

其实,就连北京平民的幽默本身,也是“苦恼人的笑”。平民嘛,一无所有,要啥没啥,既没什么可乐呵的,也没什么可得意的,就剩下一张嘴,再不让它快活快活,那日子还能过吗?

再说,耍贫嘴又不要钱,也就不说白不说。即便不能损别人,拿自己开涮总是可以的。只要嘴巴闲不下,就不赖。

显然,正如“长歌当哭,要在痛定之后”,苦涩也只有经过平和的过滤才能变成幽默,而平和的背后则是世故。也就是说,只有一切都看穿看透,才会满不在乎。

于是,无奈到了极点,反倒心气平和。因为一切都无所谓了。比方说,不就是找不到单位找不到工作吗?那就练摊呗!顺便说一句:“练摊”这两字,也表现出一种世故和人生哲学:哥们不过是操练操练,玩一把罢了,较什么真呀!

正因为不必较真,所以,在北京式(尤其是王朔式)的幽默里,越是正儿八经的东西,就越要弄得荒唐可笑;而越是不当回事,则越要一本正经。

比如,在王朔的一部小说中,一个名叫马青的人就这样语重心长地对他的哥儿们说:“你就别一个人混了,咱们还是一起混吧!人多力量大,敢教日月换新天。人心齐泰山移,蚂蚱还有四两肉,一个萝卜一个坑,咱们怎么就不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呢?”(王朔《一点正经没有》)

这种把豪言壮语和俚词俗语糅在一起混说,而且说得不动声色的说法,最得调侃之神韵。而且,这段话,还非得葛优来说,才能说得风味纯正,说出王朔式的“语重心长”来。

总之,北京人的幽默,表面是风趣,内里是世故,这才有了如张辛欣所说的那种“经蹬又经拽,经洗又经晒”的韧劲儿。

这种幽默上海是没有的,也是不会有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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