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脱胎于传统的反传统

原标题:深度 | 脱胎于传统的反传统

“五四”与传统的关系是当代学术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五四”激烈的反传统的确是文化史上的事实,而对“五四”激烈反传统的原因的反省也大同小异:“五四”之所以整体性地激进反传统,是因为我们民族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列强在虎视眈眈地试图瓜分中国,进而使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之间作出彻底的抉择,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必须勇于拿来西方文化以反叛中国文化传统。

原文 :《植根于传统的反传统》

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高旭东

根据我们的考察与比较,在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方面,日本比中国还快,日本从唐代开始全面接受中国文化,他们抛弃中国文化而接受西方文化没有任何障碍。中国在甲午战争后师法日本、学习西方,就深受明治维新的影响。造成日、中两国在面对强敌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的深层动因,还需要在儒家文化中寻找,而促成日本脱亚入欧、全面西化的“明治维新”的福泽谕吉就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道、释的互动为基本结构,又以儒家为正宗与正统。然而我们并不认为儒家是一种宗教,儒教理解为伦理教化更为合适。每一种宗教都有特有的鬼神系统(尽管有一神与多神之分),但儒家却排斥鬼神。《论语·述而》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先进》记载:“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因为儒家对于一般老百姓仅仅要求他们对上拜祭祖宗孝敬父母,对下生育子女传宗接代,而对于士大夫则要求他们跳出小家而利大家,以“继绝学”的精神传承社稷的文化血脉,忧患家国天下的兴亡,也就是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因此,中国古代文人只有心怀这种忧患意识与使命感,才有资格进入“士”的行列,成为忧国忧民的士大夫。而“五四”激烈反传统的深层动因正是来源于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来自他们那种拯救危难中的中华民族的强烈忧患——他们感觉如果不彻底批判反省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就难以摆脱落后挨打的困境,因而他们恨不得全盘拿来西方的先进文化,使中华民族很快得以振兴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由于激烈的反传统植根于传统,因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没有做到彻底抛弃中国的文化传统,也没有做到全盘西化,而是缔造了一种中西合璧的新文化。新文学的载体白话文比起印欧语系更像文言文,比起文言文更像印欧语系,它恰好处在中间,也就是中西合璧的结果。五四新文学比起传统文学来更注重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在这方面确实接近西方文学;但是比起西方文学来,新文学更注重感时忧国,在这方面则更接近中国传统文学,因而准确地说,新文学是中(传统的感时忧国精神)西(西方注重个人的自由传统)文化合璧而造就的。

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悖论:一方面,一些学者不满于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进而指责这种西化已经造成了“失语症”;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却以为新文学拿来西方文学的仅仅是皮毛,深层的文化并没有拿来。陈独秀、李大钊与瞿秋白等早期共产党领导人确实具有浓重的反传统与西化倾向,“五四”一代熟读中国书的先贤们,也都以学成归国拯救中华为荣,因为他们身上流淌着传统士大夫那种振兴家国社稷的文化血脉与忧患意识。我们一直强调弘扬中国文化,期待建构起包容西学的中国哲学—文化图式。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65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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