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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原标题:“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蔡锷告诉你面对诬告如何才能得救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草地周刊

关山远

近读蔡锷系列传记,读到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蔡锷在留日回国、任职广西期间,曾遭人密集诬告。为达到把蔡锷赶出广西之目的,诬告者组织严密、策划缜密、用心狠毒。时年28岁、正踌躇满志要干一番大事业的蔡锷,瞬间坠入深文罗织的险恶深渊。

诬告,人性之极恶,往往为满足一己之欲,含沙射影,血口喷人,被诬告者,常常落个遍体鳞伤,心力交瘁。面对诬告,有人两股战战,从此不敢做事,消沉遁世;也有人受伤之余,同流合污,以免第二次被伤害;还有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诬告对诬告,以构陷对构陷,来个鱼死网破。

蔡锷,是如何面对诬告的呢?

公元1910年夏天,广西桂林,溽热的空气中,隐隐流淌着一股不安的味道。有人在频繁串联密谋,眼神狂躁而阴鸷。到了秋天,终于爆发了,控告者散发传单、张贴文字,给报馆“爆料”,到衙门请愿,鼓动学生罢课,串通商人罢市……欲加之罪,若箭雨般,飞向威风凛凛然而沉默寡言的“天之骄子”蔡锷。

控告蔡锷的罪名有:徇私、庇湘、仇桂、纳贿,祸害本省,贪婪舞弊……目的就是:驱逐蔡锷出广西。史称“广西"驱蔡"风潮”。

蔡锷生于1882年,湖南邵阳人,出身贫寒,学习刻苦,少年即有“神童”之称,13岁中秀才,15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结下深厚师生之谊。1899年,17岁的蔡锷赴日本学习商科,翌年回国参加湖南同乡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改名“锷”,立志“流血救民”,复去日本,改学军事,在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因表现突出,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1904年,蔡锷毕业回国,成为各方争夺的“海归”。经深思熟虑,他带着把广西塑造为“中国的普鲁士”之愿望,来到广西。

在广西,蔡锷先后任多个军中要职,致力于加强边防建设、培养军事人才,一时间广西军队面貌一新。1907年3月,他筹办的广西陆军小学正式开学招生,这所学校很有名,此后叱咤风云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桂系三巨头”,均是这所学校的学生。蔡锷在广西的事业,也达到一个巅峰。彼时的蔡锷,风华正茂,英武逼人,真有“遥想公瑾当年”之神采。李宗仁当年是蔡锷的“铁粉”,他在《李宗仁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的总办蔡锷将军有时来校视察,我们对他更是敬若神明。蔡氏那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可称文武双全,仪表堂堂。他骑马时,不一定自马的侧面攀鞍而上。他喜欢用马鞭向马身一扬,当马跑出十数步时,蔡氏始从马后飞步追上,两脚在地上一蹬,两手向前按着马臀,一纵而上。这匹昂首大马,看来已够威风,而蔡氏纵身而上的轻松矫捷,尤足惊人。我们当时仰看马上的蔡将军,真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感。所以我能够当陆小学生,已经十分满意。只希望将来毕业后,能当一名中上尉阶级的队附和队长,已经十分满意。至于像蔡锷那样飞将军式的人物和地位,我是做梦也没有想过的……”

被李宗仁等优秀学生仰视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的蔡锷,可见颇受爱戴,为何劈头盖脸给浇了一身脏水?

广西“驱蔡”风潮的导火索,是广西干部学堂风潮。据研究蔡锷生平的《蔡锷大传》(谢本书著)、《护国元勋蔡锷传》(邓江祁著)等著作,广西干部学堂风潮大致如此:广西是个穷省,养不起一支人数多的军队,决定将已编成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旅,这样广西干部学堂第二期培养出来的170名军官,就难以全部安置。身为干部学堂总办的蔡锷,经广西巡抚魏景桐的批准,拟采用甄别的办法,考核品行,考试语文,好的留用,差的淘汰。考核结果:广西籍学生120人,49人被淘汰;外省籍学生57人(包括湖南籍学生29人),淘汰12人(其中湖南籍学生6人)。广西学生一看这结果,炸了,矛头对准蔡锷,开始闹事,各种人身攻击。

蔡锷是存心包庇老乡欺负桂人么?还是看《李宗仁回忆录》的分析:

“蔡锷原为南宁讲武堂总办。由张鸣岐调来桂林,任兵备处总办,后又兼任参谋处总办,统率所有新军及训练新军的机构,权倾一时。但是蔡锷是湖南人。在逊清末叶,湘人居桂的极多,湖南因为交通比较方便,一般人——尤其是寄居广西的湖南人的文化水准,平均较广西人为高。这样本已招广西人的嫉忌;加之他们人多势大,又盘踞要津,也难免有些跋扈情事;再加上我国特有的乡土畛域之见,遂更易闹事……”

史料记载,广西干部学堂风潮,被同盟会广西支部组织利用,演变成一场沸沸扬扬的“驱蔡”风潮。蔡锷不是支持革命吗?怎么同盟会也要赶走他?原因是:同盟会在广西颇为活跃,锋芒毕露,自然想拉手握兵权的蔡锷入伙,但蔡锷为人稳重,觉得时机未成熟,不与同盟会员过多来往,后者一看:这人不行,要赶走。正好找到机会,便煽风点火,推波助澜。蔡锷顿时陷入危机之中。

今天说起蔡锷,多数人津津乐道其与“侠妓”小凤仙的风流故事,研究者也多讲蔡锷在辛亥革命后领导云南新军起义及此后领导护国军起义的丰功伟绩,广西“驱蔡”风潮,少有人提及。但从史料中挖掘这一段往事时,不由掩卷长叹:想当年,年不过三十、正春风得意的蔡锷,是如何度过人生之一大劫的……

回到1910年秋天,诬告者群情汹涌,众口铄金。碰到这种事,上级官员们往往想的不是“真相”,而是“稳定”。广西巡抚魏景桐也是湖南人,他的老家新化,毗邻蔡锷老家邵阳。见蔡锷被攻击得厉害,魏景桐一看:管他三七二十一,先撇清关系,别引火烧身。他急忙在控告蔡锷的材料上作出批示,答应派员调查蔡锷的“罪状”。

蔡锷性格一向沉稳,但这时也难免有些意志消沉,如此努力,却遭受驱逐……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唯进取之观念日消,淡退之念头日涨,此近状也。讲武堂三月卒业后,决拟奉家母回籍,如能耕钓糊口,不愿作出世想矣。”堂堂“中国士官三杰”之一,立志救国救民的青年才俊,一时间居然想种种田钓钓鱼打发余生了,可见诬告对一个人的打击之大。

但蔡锷假如真的从此“佛系”,那他就不是蔡锷了。他很快调整好了情绪,恢复斗志。与此同时,上面也派来了调查组。

当时,广西“驱蔡”风潮传到北京,清廷怕风潮闹大,不可收拾,就近从广东派了个叫吴锡永的官员带队赴广西查办。这个吴锡永,后来在抗战期间当了汉奸,但是,在调查蔡锷一案时,他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学者谢本书在《蔡锷大传》一书中,引用了一组此前从未公布的珍贵资料:《前清宣统年间广西干部学堂风潮始末文件》,共八份,其中包括吴锡永到广西查办此事后给北京政府的报告,北京政府的批示及其相关文件。

从这八份文件可以看出,吴锡永实时报告了调查进展,1910年12月6日,他给北京发了第一份报告,其中澄清了蔡锷是否庇护老乡的问题:“此次干部学堂因剔退学生61名,本省较外省籍学生仍占多数。其实该堂新班原有学生177人,隶桂籍120人,约居全数三分之二。蔡本湘人,湘生共29名,剔退6名,人数似少。然调查该堂学生成绩及试卷,再三详核,尚无不公之处。惟查表内有湘籍生宾心亚一名,其品行、国文分数均应剔退,独算术尚优,而仍留堂。”

吴锡永总结说:“查湘桂联界,湘人寓桂,本多于他省,探访舆论,蔡总办平日于用人之间,稍重乡情,似亦在所难免。加以该省素有排斥外籍之见,遂不惜借端发作,捏砌多款,禀讦蔡锷,欲其必去。但细查指攻各节,大半诬枉挟嫌,间或事近确凿,亦均别有理由。现已经魏护抚饬行查明,锡永复经严密查察,其贪婪舞弊各节,均属类似,并无实据……”这份报告,基本上为蔡锷洗清了罪名。在3天后的补充报告中,吴锡永写道:带头诬陷蔡锷的三个家伙,“素不安分”。

1911年1月8日,吴锡永回到广东后,给北京写了此事调查的总结报告,非常详细,再一次给蔡锷正名:“所禀蔡锷贪婪舞弊各节,尽皆虚拟无实。”他还在这份报告中建议,要处罚诬告之人:“诬蔑他人,若不量予惩罚,则涓涓不塞,将成江河,军纪何存,乱萌更长……”

史实没有记载诬告者是否得到了惩罚。被诬告者蔡锷,也到了要离开广西的时候了。

清末民初,一省之内常见有“驱X”风潮,1919年9月,青年毛泽东就在湖南领导了驱除北洋军阀张敬尧运动。张敬尧系皖系军阀,1918年,北洋政府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张敬尧督湘后,实行残暴统治,大发横财,引起公愤。一位湖南人写了副对联:“堂堂呼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毛泽东为“驱张”,跑到北京,向北洋政府递送了《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的请愿书,大声疾呼:“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张敬尧这人确实差劲,“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侵占东北,成立了伪满政权,张敬尧投靠伪满,充当暗探。日军觊觎华北,他做内应,结果被国民党锄奸队暗杀于北平。

相比之下,蔡锷堪称“完人”。

且不论军事才华,蔡锷素以清廉奉公著称,他小时候吃够了家境贫寒之苦,但在广西期间,身兼数职,经他掌握、使用的公款,是个天文数字,但他廉洁自律,一毫不取。他平时生活极其俭朴,粗茶淡饭,家里的伙食每日只有几角钱。蔡锷离开广西时,所有行李仅书籍和随身衣服铺盖各一担。回到湖南老家,蔡锷将历年的积蓄300元全部交给母亲贴补家用。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写道:在家务农的弟弟看到这一点钱,想起哥哥当这么大的官,“为之哑然失笑”。

在吴锡永的调查报告中,掌握巨款的蔡锷,“查其历年支用款目,亦均详准,报销核明,咨送有案……”账目非常清晰,没有一点猫腻。

《蔡锷大传》中还写了这么一个故事:辛亥革命后,蔡锷率云南新军起义响应,被推举为都督,成了云南一省最高长官。在邵阳老家务农的弟弟听说哥哥当了大官,自然大喜,想去看望大哥,家里没钱,就步行去,整整走了半个月,历经艰辛,从邵阳走到昆明。蔡锷见到弟弟,大喜,热情招待在家吃住。但弟弟住下就不想走了,希望请哥哥在昆明安排一个工作。一省之长,安排一个工作还不容易?蔡锷却坚决拒绝了。弟弟拿着哥哥送的20元钱,伤心地回家了,还是走路回家……

假设一下,如果蔡锷是贪婪之辈,又如何能在广西“驱蔡”风潮中全身而退?

蔡锷把原则看得极重。《李宗仁回忆录》上,记载了李宗仁当年因为到广西陆军小学报到迟到十分钟而失去了入学资格一事,“那时陆小重要负责人都是刚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办事认真,执法如山。而乡间出来的青年,既无钟表,对时间的观念自甚模糊。”过了一年,李宗仁才重新考上陆军小学。

李宗仁的遭遇,并非孤例。邵阳人唐希抃,蔡锷的正宗老乡,他的父亲曾对蔡锷有恩,但是当他报考广西陆军小学时,从湘入桂,在路上耽误了时间,没能赶上考试。他向蔡锷提出:让我跟班学习吧。蔡锷答道:限于部章,不能通融。唐希抃也是等了一年,才得以考试入学。

蔡锷是一位终生能够守住底线的人,能守住底线的人,又何惧他人诬告?历史上,有无数诬告与被诬告的记载,人们总是庆幸被诬告者能够遇到明察秋毫的明君或清官,得以绝处逢生,化险为夷;更感叹于像唐朝来俊臣这样擅长栽赃陷害并将之理论化写出《罗织经》一类的奸佞小人,最终却死于别人的诬告,恶有恶报。但是,面对诬告,最安全的是:自己能够守住底线。

很多时候,没有人能拯救你——除了你自己。

蔡锷离开广西前,特地设宴邀请诬告过他的几个人吃饭。这不是“鸿门宴”,而是一堂人生课。

《蔡锷大传》一书写道:席间,蔡锷告诉这几人:“你们何苦撵我,你们是革命党,我比你们资格更老。你们太年青,浑身带刺儿,不小心将来难免于杀身之祸。我在此尚可为你们敷衍,我走后你们更须自爱,千万不可拔苗助长。”说着从桌上取过一个大炮筒子,放在他们面前,又说:“这个送你们作个纪念,成大事的人都要有个修养,你们念过苏东坡的《留侯论》吗?所谓"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你们能做到这一点,当成大事。”

今天读到这一段,怎不感慨万千!

诬告构陷的历史,极其悠久。写下“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苏东坡,被人诬告过。蔡锷尊崇的两位湖南前辈曾国藩、胡林翼(蔡锷专门辑有《曾胡治兵语录》,影响深远,曾作为黄埔军校教材),被人诬告过。与蔡锷同一时代、情同手足的辛亥革命先驱和领袖黄兴,也被人诬告过……

人生不是乌托邦,这就是真实的人生。认清了这一点,会深刻明白:人的一生,是在不断遭遇问题与解决问题中度过的。蔡锷郁闷过,消沉过,受伤过,但他结束离开广西前的这场“最后的晚餐”时,已经很坦然了,他问心无愧:“扪心自问,兄之对于广西省毫未吃半点冤枉饭,可以质诸鬼神也。”

离开广西,蔡锷到了云南。他不知道,自己即将迎来人生大辉煌:先是在辛亥革命爆发20天后的1911年10月30日,蔡锷作为临时总司令在昆明领导了“重九起义”。跟国内其他部分省份在辛亥革命后宣布“独立”、清廷巡抚换个马甲摇身一变民国督军不同的是,云南“重九起义”战斗之激烈、牺牲之惨烈,被称为仅次于首义的湖北。“重九起义”成功后,蔡锷被推选为都督,年仅29岁!

但这还不是他的最辉煌时刻。4年后,袁世凯称帝,蔡锷设计从北京逃脱,辗转回到云南,他矢志“为四万万人争人格”,领导了护国军起义,亲自率军入川,以弱于敌人的兵力,在饷弹两缺、后方接济时断的情况下,与精锐的北洋军血战数月,在蔡锷的咬牙坚持下,各地从观望状态纷起反袁,而北洋军内部也因为无法一时击败蔡锷而四分五裂,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旋即在惊惧中死去。袁世凯死时,蔡锷正率军在四川前线,消息传来,“三军雀跃,万众欢腾”。蔡锷,被誉为“护国军神”“再造民国第一人”(孙中山语)。

只是此时的蔡锷,正在接近生命的终点。他逃离北京时,已经身患重病,却始终坚持带病作战,严重透支了生命。在蔡锷的麾下,有一位猛将,曾这样伤感地写道:“蔡锷的声音越来越弱,两眼却依然炯炯有光,军服穿在他那瘦骨嶙峋的身上,就像寿衣一样。”这位猛将,名叫朱德,他在《朱德自述》中多次深情提及蔡锷,一生都视蔡锷为良师益友。

蔡锷病逝后,北洋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蔡锷也成为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

仅仅活了34年的蔡锷,却活得如此精彩,犹如一颗流星,璀璨划过历史的天空。

许多年后,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想起“驱蔡”风潮,感叹道:

“在广西各界的胁迫之下,蔡锷终于被迫离桂赴滇,谁知这一调动对蔡氏正是塞翁失马。因为云南政治局面比较单纯,蔡氏很快地便脱颖而出,到辛亥革命时被举为云南都督。后来又因云南讲武堂出身的滇军将校都是蔡氏的旧属或学生,使滇军成为蔡氏的子弟兵。袁世凯称帝时,蔡氏微服出京到云南,振臂一呼而全国景从。袁氏被迫取消帝制,蔡氏竟因云南起义的首功,获再造民国的盛誉。如其留在广西,蔡锷或不致如是功业彪炳而名垂青史吧。”

是的,人生即使百年,也属短暂,何必纠结于一时一地一事?还是像蔡锷这样,做一个能守住底线又能超脱嗔念的人最好,追求“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之人生大境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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