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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与鲁迅的一面之缘

原标题:梁实秋与鲁迅的一面之缘

梁实秋

鲁迅

梁实秋《鲁迅与我》(1942年10月,重庆胜利出版社印行)

肖伊绯

约半个世纪之前,梁实秋在台湾撰发《关于鲁迅》一文,文中自称,鲁迅逝世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也许现在的青年有些还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

据查,“鲁迅和我”一文,应为《鲁迅与我》,写于抗战期间的1942年。仅就笔者所见,此文存世至少有三个版本。此文首发于《中央周刊》,又被辑入当年在陪都重庆出版的《关于鲁迅》一书(胜利出版社,1942年10月);抗战胜利后,又被上海《立报》的“言林”副刊转载(1946年7月21、22日)。

有意思的是,《鲁迅与我》开篇提到的却是周作人,且梁实秋与鲁迅的一面之缘,乃是因为登门访晤“周二”却被周宅阍者(守门仆人)误请了“周大”,实在是“误打误撞”的一次会面,也是二人“阴差阳错”的唯一一次会面。文中这样写道:

在二十一二年前,为了邀请现在做汉奸的周作人到清华演讲(那次讲的是“日本的小诗”),我到八道湾去过一次。我和看门的说要见周先生,立刻被引到两明一暗的座南的书房。屋里有先我而至的一位青年。问讯之后知道是北大学生喜做小诗的何植三君。等不大功夫,一位高颧骨黑黑的矮矮的人捏着一根纸烟走了进来,向我点头让座,我道明来意之后,他愕然地问:“你是要会我的老弟罢?”我才知道错认了人。从他的老弟口里,我才得知道这人便是鲁迅先生。我和鲁迅先生之会面,只此一次。

根据梁实秋在文中提到的“在二十一二年前”,联系到撰发此文时为1942年,可推知梁初晤鲁迅的时间大致在1920至1921年间。梁文中又说当时去周宅,本意是“为了邀请现在做汉奸的周作人到清华演讲(那次讲的是"日本的小诗")”云云,则又可以根据《周作人年谱》来推测,此行的时间应为1923年3月3日之前数日,即1923年3月初或2月底。

不难发现,梁文忆述略有误差,所以在此文首发约四年之后,再次发表于上海《立报》时,“在二十一二年前”的首句,改为了“在二十几年前”;原文附注的周作人演讲题目——“那次讲的是"日本的小诗",也一并删除了。

这阴差阳错的一面之缘,乃是梁实秋与鲁迅此生唯一的一次会面。遥想那时年二十岁的“文学青年”,偶遇四十二岁的“文坛领袖”,真真是别有一番深刻且生动的印象。然而,四年之后,从1927年至1936年,梁、鲁二人因外国文学的翻译问题,却展开了一场几无间断的论战,竟持续了八九年之久。

鲁迅逝世之后,作为“论敌”的梁实秋,自然不便做任何形式的“表态”。直到鲁迅逝世六年之后,方才撰发《鲁迅与我》,也纯粹是应一些友人与读者之请,简要说明这场“论争”的来龙去脉,以及各自的基本立场所在罢了。文中并无什么意气之争的“恶语”,诚如其文末所申言的那样:

……鲁迅先生的作品之优秀处,我和任何人都一样的欣赏钦服,不同意处,不能因任何情形而变成同意,有些新识的朋友常常问起我和鲁迅论争的经过,因略为记述如上。

二十余年之后,已身在台湾的梁实秋,仍然被不少友人问及当年与鲁迅论争的事迹,于是又撰发了一篇《关于鲁迅》。内容与二十余年前撰发的《鲁迅与我》大致相同,梁开篇即已声明,此文不过是“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罢了。梁、鲁二人的一面之缘,1923年2、3月间的那一次会面,也正因此“破例”,再次定格于海峡两岸的读者面前了。

至于后来周作人逝世之后,梁实秋又写成《忆周作人先生》一文,文中又不可避免地提到了初至周宅、偶遇鲁迅的经历,已是第三次言及他与鲁迅的一面之缘了。由此亦可见,这一次虽属“误打误撞”的会面,于梁实秋而言,却实在是颇为难忘的一次人生经历罢。

供图/肖伊绯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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