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批近代中国的“求变者”

原标题:这批近代中国的“求变者”

来源 |《求变者:回首与重访》山西人民出版社·汉唐阳光,2019

作者 | 李礼

文章摘自书中后记

《瀛环志略》 清道光三十年(1850)刊

1921年4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社会的改造不是一天早上大家睡醒来时世界忽然改良了,须自个人‘不苟同’做起;须是先有一人或少数人的‘不同’,然后可望大多数人的渐渐‘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人物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这批少数人,他们有时被称为改革者,有时被称为革命家,有时则徘徊于两者之间。如果一定要说他们有什么相似之处,可能就是不安于现状,试图刷新观念,更新传统,并以此改变国家和个人的命运。

而与之相反的其他多数人,状态是什么呢?我常会想起德国人李希霍芬1869年中国旅行日记里写下的那段话:“所有人没有从事新营生以便改善生活的愿望和动力。他们只知道在祖先划定的路上前进,半寸都不敢偏离。每个人只是想挣口饭吃,任何前进的热情和冒险都没有。但是所谓的静止状态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民族才在他们祖先曾经占过先机的那条路上不断地倒退着”。

这一组文章既非学术研究之作,也非游记,大概算是一种带有旅行视角的历史随笔。围绕的是个人而非历史事件,他们是一批“求变者”,有意无意间把自身置于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迁的枢纽或转折之处,虽然有的人名气震天,有的人遮蔽于历史尘埃。

“扬武”号巡洋舰是由福州船政局建造的亚洲第一艘巡洋舰。1874年,严复被派到该军舰服役。5月,日本出兵台湾。沈葆桢奉命率七千淮勇和福建水师驰援,严复参与调查日军在台滋事情形并测绘地图。沈葆桢根据严复等的调查测绘报告上奏清廷,以备战促和谈,日军至此不得不退出台湾。1876年2月4日,严复随驾“扬武”号访日——这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军舰,惊震日本。

19世纪中叶后,新的思想和改革之举在中国纷纷登场,其中充满了失败、流血、阴谋和梦想。信奉历史必然论的人们或能给出各种信誓旦旦的解释,不过历史规律这种东西很难经得起推敲。就本书而言,显然更无意也无力得出什么结论,只能算以自己的眼光向芜杂的往事投去好奇的一瞥。

本书对人物的描写远非传记意义上的,我的兴趣可能仅为他们的几段人生切面,更感兴趣的是他们背后的历史波澜,因此细节和“故事”非常有限,常常显得严肃有余而生动不足。好在迈开脚步的走读,或能以勤补拙,稍加弥补。那些故居、墓地和纸牍结合,虽然并不总能带来巨大的新信息,却常常让历史别开生面。当然,前尘往事为后人布下了陷阱和想象空间,古今皆然。所谓眼见为实,经常并非如此。不过我总觉得,对一个有着文字崇拜的民族来说,文献里的字句尤其有着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纸上人格”,加入一些现场或物理内容作为注脚,历史情境将变得更加合理和清晰。麦考利说,一个完善的史家“应当使真实性具有吸引力”(《论历史》)。某种意义上,现场和实物确实能让“真实”散发新的魅力。

1895年,张謇在近代第一城南通创办大生纱厂

我对地理的兴趣虽然由来已久,正如谭其骧、顾颉刚先生很多年前在《禹贡》发刊词里写的,“历史是记载人类社会过去的活动的,而人类社会的活动无一不在大地之上,所以尤其密切的是地理。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所以不明白地理的人是无由理解历史的,他只会记得许多可佐谈助的故事而已。”不到地理现场,不少史事难以被如此生动地理解。它颇似一扇小门或旁门,推开它后人可以更容易地直达历史深处,而那些政治正确的光芒也往往在风物和“现场”面前褪去神话色彩。何况近代西学东渐之始,“地理”对中国意义非凡,它裹挟着深刻的政治理念甚至价值观,众多得风气之先的19世纪中国人,求变的思路正是始于对“天下之中”观念的消除和自我文化的重新定位,明白古老的中国和遥不可及的“极西”“泰西”一样,只是世界文明之一种,而她正面临被迎面而来的新世界击溃的危险。从外部世界重新理解自己的急迫、中西对峙中的醒悟与彷徨,没有什么比这种“历史感”更贴合那一两代中国精英的心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选择了徐继畬和张之洞作为本书的开篇。

与逝去的世界、人物对话无疑让人兴奋,也让人疑窦重重。选择哪些人“对话”,本身就充满了明显的主观色彩。历史自身究竟有无规律,这个问题似乎不是史学问题,而更像是一个“时间”问题,在19 世纪以前它的答案是“有”,而现在却很难回答,因为“一封文件的丧失,一个男人或女人突然间所产生的一个狂念都曾改变历史的面貌”。虽说人类对历史的兴趣与生俱来,如今却少有人拥有斯宾诺莎那样的勇气,打算像考察线条、平面和体积一样考察人类的行为和欲望。对历史的探索,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得到一个圆满答案,这种自以为是不仅值得怀疑,也多少有点索然无味。可能正因如此,罗素才说“不偏不倚的历史学家,将是一个枯燥无味的作家”(《历史作为一种艺术》 )。你可以不同意茨威格“历史如同小说”的判断,但历史的奥秘恐怕不是布罗代尔的细致或司马迁的文采所能解决的,人们当然可以给出如真理一样的回答,不过别忘记昆德拉那句,“每一个答案都将是一架捕捉傻鸟的夹子”。

沈家本晚年在故居所拍照片

对于思想史研究者、爱好者来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可能更加真实,观念以及通过它给杂乱无章的事实赋予意义和方向感也更加诱人。正是这些看起来虚无缥缈的“观念”或思想的一再变化,默默而深刻地影响、塑造了后来者的生活,无论它是美妙的还是糟糕的。本书中来到历史舞台的各位,早已从聚光灯下谢幕,却无疑影响着20世纪乃至今天的中国。不过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却很值得怀疑。我们看过太多如下一幕:历史经常绕了一圈又回到多年之前的某个出发点。让过去的事完全重复似乎绝无可能,不过押一样的韵脚却再司空见惯不过。每当此时,旧话只能重提,前人的认识和努力也不得不再来一遍。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各章虽然都有一位主角,不过他们交织着更多的“配角”,虽然不少人转瞬即逝。仔细的读者可能会轻松地发现,一些人一再出没其中,比如李提摩太和宋教仁。实际上,他们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求变者”,但限于各种原因,无法单独列为一个章节进一步展开,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线索人物贯穿全书。本书部分章节里的部分内容曾刊发于《中国周刊》《文史参考》《炎黄地理》《旅行家》等杂志,不过多数内容是新文章,几篇旧文也做了较大增改。张謇那章是我和庄秋水女士共同撰写纪录片《张謇》的意外收获,在此感谢夏骏先生的邀请,这让我有机会接近这位不同凡响的状元企业家。不少想法无法在电视语言里表达,因此纪录片撰稿之外我另作发挥,收入本书。山西学者任复兴先生是另一位需特别感谢的朋友,他对徐继畬的研究和多年收集的历史材料,给我提供了很大帮助。第一章不少罕见文献来源于此。最后,特别向几位幕后的出版友人致谢:本书责任编辑潘美晨、赵静,认真而负责,职业精神和专业能力俱佳,是难得的文史编辑。汉唐阳光资深编辑李占芾是我的老朋友,对出版多有贡献。业内著名出版人、汉唐阳光创始人尚红科先生是本书的推动者,两三年前已发来稿约,这本小书原计划2018年出版,时值戊戌变法120周年,书中不少人物与此相关。由于本人的拖延,待其面世已是2019年春天。

宋教仁书法

翻过2018,迎来五四运动百年。仔细想来,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的思想变异,很多肇始于清末。两者之间若隐若现的关系一再被人注意,前人对传统的怀疑,20年后被更大的不满演变为一场“清算”。100年对一代人来说无疑意味着从摇篮到坟墓。对一个民族的思想或心路历程而言,则可能只是一小步甚至站在原处。后来者需要时刻提醒自己:究竟该如何凭吊过去,后来者又将如何“纪念”今天的中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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