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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截瘫者的坠亡:无障碍路口被堵、深坑前未设防护设施

原标题:一个截瘫者的坠亡:无障碍路口被堵、深坑前未设防护设施

截瘫者之家创办人大理考察时意外身亡 家属将与涉事酒店协商

文章摘要:

7月7日,47岁的无障碍出行推广者文军,在云南考察无障碍出行路线的途中,因监管不完善的无障碍设施,从车库顶部坠落,被发现时已无生命体征。这起事故背后,是中国轮椅使用者,在无障碍出行时面对的共同困境。

文|王彦入 实习生|张颖钰 编辑|王珊

文军每次出门,都会随身带一把刚卷尺。

一进酒店,他就掏出卷尺开始测量。先是卫生间,门的宽度不能小于六十公分,保证大部分轮椅能通行。然后是马桶与淋浴的距离,确保伸手就能够着,他们站不起来,只能坐在马桶上洗澡。

文军是一名无障碍出行推广者,25岁时因为一场车祸,造成脊髓损伤,坐上轮椅。他后来创办了“北京截瘫者之家”,每年举办伤友出行活动。他用这把刚卷尺,改变伤者的生活标尺,不再局限于医院与家、两点之间,而是走出家门,踏上旅途。

7月7日晚,文军在大理考察无障碍路线时,意外身亡,120赶到现场时,已无生命体征。亲友质疑,文军身亡原因,疑与无障碍路口被堵、深坑前未设置防护设施有关。

文军去世后,好友们自发组织悼念活动,拷问徘徊在监管外的无障碍设施。媒体也呼吁,“不能再让‘文军们’用生命探路”。

(伤友自发前往出事地悼念。受访者供图)

考察

文军最后的身影留在路边的监控摄像头里。7月9日,亲友们前往派出所,调看监控。监控里,文军滑着轮椅前行,“人突然就掉下去了”。

好友唐敬新意识到不对劲,他们要求去现场,大理宾川路一家商务酒店的地下停车场。

停车场入口处,还留有一滩血迹。警察告诉唐敬新,当晚,发现文军时,文军的手机导航上,显示着另一家相邻酒店的名字。唐敬新分析,手机上显示的酒店才是文军的住处,他在回酒店的途中遭遇了意外。

唐敬新滑着轮椅,尝试还原文军最后的轨迹,并用手机拍下全程。当天拍摄的视频里,一辆白色轿车,堵住了下坡路的无障碍路口,唐敬新分析,当晚,文军本该从该路口通过,进入街道,再拐向预定酒店方向。他推测,因为路口被堵,轮椅无法通行,文军另寻他路。

旁边就是通往酒店地下停车场的一段路,并未设置防护栏或任何安全警示,坐在轮椅上的人,视线受阻,更不容易注意到。

黑暗中,文军的轮椅滑进两米左右的“坑”里。

直到酒店保安发现,报警,120赶到现场时,文军已无生命体征。

一位致力于推广无障碍出行的公益人士,在考察无障碍出行路线的途中,因监管不完善的无障碍设施去世,“很讽刺”,唐敬新说。

2006年,文军创办了“北京截瘫者之家”,为截瘫者提供了一处落脚点。包括唐敬新在内,他们因不同原因,脊髓损伤,坐上轮椅,彼此互称“伤友”。之后每年,文军会举办“SCI(spinal cord injury,脊髓损伤)感受阳光,享受快乐”出行活动,至今已十一年。

他们滑着轮椅去过银川、海南、成都、西安等地。今年,文军将第十二次的目的地定在云南,原计划,将在10月20日,带领报名伤友,至昆明、大理、丽江旅行十日,其中一个流程是组织轮椅夫妻拍摄婚纱照。

7月初,为考察上述地区的无障碍设施,他提前南下踩点。

权鹏也是一位伤友,认识文军多年,目前在云南推广无障碍出行。7月4日,文军抵达昆明的第二天,权鹏请他吃午饭。饭桌上,俩人吃着烤鸭,抽着云烟,谈着行程安排。

云南的无障碍环境不算上乘,加之复杂的地形,对来滇旅游的伤友并不友好。但很多伤友依旧向往,文军想圆他们一个梦。权鹏筛选出几条较为合适的路线,推荐给文军:他们可以在昆明逛民族村、海堤公园、云南省博物馆,这些区域,地形较为平坦;然后去大理坐游轮,去丽江徒步,观看张艺谋执导的《印象·丽江》。

权鹏问过文军,为何不找一家旅游公司。

“还是要亲自去看一看,才能更放心”,文军回答。

吃完饭,文军又滑着轮椅去了博物馆,考察那里的无障碍情况。临走前,权鹏叮嘱他注意安全,在北京外出时,权鹏的轮椅曾被机动车撞翻。

那几日,每晚零点左右,文军回到酒店,洗漱完,躺在床上,便开始整理一天的考察结果,发到朋友圈。7月4日,他去了昆明大观楼,途径公交公司,看到公交车多为一步梯,他很开心,“这样很适合轮椅上下”,他在朋友圈写道。6日,他考察了讲武堂、海埂大坝、民族村等景点,他特意称赞了昆明街上的公共卫生间,里面设置有专门的“电子门锁残障卫生间”。

当天傍晚,文军抵达大理。第二天,他的朋友圈没有更新。

(文军在活动中。受访者供图)

走出家门

朱丽与丈夫,是在文军组织的出行活动上认识的,“文军相当于我们间接意义上的媒人”。这次出发前,朱丽夫妇与文军夫妇约好,等他考察回来,他们就上北京,朱丽和文军妻子小余去文眉,丈夫与军哥去喝酒。等到十月,他们再一起去云南,各拍一组婚纱照。

朱丽印象中的文军,一直是“大哥”“领袖人物”的形象。他做事细致、严谨、负责。

外出活动,他会为每位伤友配备垃圾袋,挂在轮椅后。活动期间,不许饮酒,好喝两口的他以身作则,发现即清退。他鼓励伤友尽量不携家属出行,尽量自己滑轮椅,因为活动的意义,就是让他们独立。

在过去十一届的活动里,几乎每一次踩点,文军都亲力亲为,“路线、花费的时间、租用的大巴、需要多少志愿者,包括中途哪里有无障碍厕所,他都会(提前)搞好,清清楚楚。”唐敬新说。

2013年成都行,唐敬新陪文军一起考察。他们前后去了五家酒店。第五家酒店的价格、地理位置、卫生间门的宽度等各方面都符合预期,唯独卫生间花洒固定在墙上,取不下,他们也够不着,没办法洗澡。

文军开始想办法。

他找到酒店协商,希望能在他们入住期间,换下花洒,装上可移动的圆管。酒店答应后,文军和唐敬新滑着轮椅,到附近的五金店,买了二十多套、两三米长的圆管,带回酒店,交给负责安装的工作人员。

唐敬新记得,在成都那三天,他们每天早上八点出发,晚上回到酒店,一般已在十一点后。在文军独自踩点的十年里,有时候,找酒店,“最起码七八十个,一个个找,找完开始选。”几年前,他接受采访时说。即使这样的考察,还得自费。“他就是特别为别人着想”,多位参加过活动的伤友提到。

文军创办的北京截瘫者之家藏身于城东的一栋居民楼,这里离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仅百米距离。当年,全国各地的伤友赴中心康复,床位紧张,有的无力支付高昂的住宿费。索性,文军租下了这套四室一厅的民房,每间房摆两张床,厅里配备PT床等训练设施,一个床位只收50元,后来房租涨,床位价格象征性涨到60元,文军自己往里边搭了不少钱。

来京二十年,他与妻子仍住在附近的出租屋里。妻子是澳门人,和文军一样,脊髓损伤,坐轮椅。俩人共同好友田春燕回忆,结婚五年,大部分时间,俩人都待在一起。他将她照顾得很好。一个月前,文军47岁生日,在出租屋的一张小桌上,文军煎好牛排,铺上餐具,借着桌上柔和的烛光,俩人对坐,享受着属于他们的“浪漫”。

“他们俩特别相爱”,田春艳笑着回忆,因为他们“榜样”般的爱情,“好多轮椅(夫妻)都结婚了”,她特意强调,“一点不夸张”。

云南考察之行,原本,俩人打算同行。但考虑到本就紧巴巴的生活,妻子主动退出,“这次就算了,车费也挺贵的。”她告诉朱丽。

文军为妻子准备好了半个月所需的食物,之后滑着轮椅登上开往云南的火车。

(福州地铁车厢里设置的无障碍轮椅位置)

伤友

文军去世的消息很快在圈内传开。朱丽微信里有一千多位伤友,这几日,打开朋友圈,“基本没别的消息,全是追思。”一位江西的伤友建立了“追思文军”微信群,各地伤友——认识文军的、素未谋面的——陆续涌入群内,在群里回忆往事,表达哀思。重庆伤友为“践行文军遗愿”,聚集在南岸区一过街路口的路边,修理斜坡。他们说,要用行动推动无障碍。

一位名叫“橘子”的群友回忆,2012年,文军在银川举办活动,她从酒泉老家赶往银川,抵达时,已是凌晨。下车后,远远看到酒店门口一团黑色的影子,她心想,谁这么晚还在这儿。滑着轮椅,靠近一看,是文军。

类似的分享,不断从群里蹦出。唐敬新很感慨,他想起十年前,与文军初次见面,那位面带笑容的小伙子,对自己的鼓励。

千禧年初,同样因为车祸,唐敬新失去了双腿。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他的生活标尺,仅限于医院与家,两点之间。任何移动,都需要家人帮助。他只有一个念头:一死了之。“但死都不可能,我躺在床上,坐都坐不起来,想死吧,死的机会都没有。”直到2008年接触网络,在聊天室里认识了文军。

文军鼓励他“走出家庭,融入社会”,他分享自己的经历:

初到北京,文军的弟弟一直陪在身旁,每月三千的工资,弟弟留五百,抽出八百块接济文军,持续两年,直到文军喊停。他想“自立”。很长一段时间,早起,文军滑着轮椅,从康复中心到马甸儿,批发电话卡。一个来回,接近四十公里。他在角门中学、夜市摆地摊,一张电话卡挣三四块钱,“慢慢自己能够赚自己生活费的时候,我就不用再跟家里去要钱。”在一档访谈节目里,文军回忆。

唐敬新至今记得文军讲过一句话,“今天我挣一块钱,我就为家庭减轻一块钱的负担。”

受文军鼓励,2009年,唐敬新独自乘坐五小时列车,从沈阳来到北京,住进了“截瘫者之家”。他在电话里啜泣着回忆,“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家门,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他。”往后七年,他一直住在北京,工作、生活,都与文军一起。

这些年,伤友们遭遇过无数次“无障碍”有碍的境况:唐敬新出门在外,发现很多场所都未设置无障碍卫生间,即使设置,也常被杂物占用,每每如此,52岁的他“只能尿裤子”。田春艳滑着轮椅经过地铁站,随意摆放的自行车堵住了无障碍通道,她冒险从坎上往下推进,连人带车,翻下了马路。文军多年前搭乘航班,航空公司曾以“重度残疾游客,不能独自进入机舱”为由拒载。他据理力争,拿着民航局相关文件,找到值班主任理论,要求对方提供他们本该享受的权利。

唐敬新说,文军一直鼓励他们,“走出来,都走出来,让社会,国家知道我们这个群体的需要,他们就会想办法,改善这种环境。”实际上,无障碍设施不仅服务于残障人士,老人、孕妇、小孩,也需要它。

在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无障碍设施已得到大范围推广。酒店、商场等公共场所均设有轮椅坡道、残障人士专用卫生间,停车场内印有“轮椅”标志的停车位专供残障人士使用,交通路口也有为残障人士设计的过街信号按钮装置。日本90%以上的大型机场和车站都有无障碍设施,公交车门处设有轮椅专用坡道。

一些国家针对“无障碍”设计了系统的法规和条例。美国的无障碍设计法规强调“惩罚为主,鼓励为辅”,如果占用残障人士专用停车位,则要被罚款100~500美元;根据英国的《反残疾人歧视法案》,若不能进入公共空间,残障人士可以把企业、政府告上法庭。

文军去世后,涉事酒店在坠落点上方地面,拉起警戒线,设立了安全提示。这份迟来的“改善”,是用文军的生命换来的。7月10日下午,唐敬新与家属,接触了涉事酒店。他说,对方承认了自己的责任,接下来,会与家属商量后续事宜。

文军去世4天后,权鹏与其他几位伤友,赶到大理,在文军出事地点举办了小型悼念活动。连续几日的小雨已将停车场坡道上的血迹冲刷干净,但文军生前戴的那顶黑色鸭舌帽,还躺在原地,那顶帽子随文军多年了。

坐在轮椅上的伤友们无法控制下肢,够不着,“找个健全人,去把军哥那顶帽子捡回来”,有人建议,“火化的时候,一起带走。”也有群友提出不同意见,事情了结前,就让它暂时留在原地,提醒人们,曾经有一个人跌落在这里。

(遗留在现场的帽子。受访者供图)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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