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宫三案”致国亡

原标题:“明宫三案”致国亡

当明朝辽军在辽东战场上连遭败绩,形势异常严峻之时,紫禁城内也乱作一团,一月之间,两办国丧,一片哀戚。其实,万历皇帝的长期怠政,早已使得大明皇朝呈现出一片黑暗的末世景象,而“明宫三案”或可以看作是这种末世景象在宫廷中的一个缩影。“明宫三案”影响到国务运作、朋党之争、辽东战局和以后袁崇焕的命运。具体言之,所谓“明宫三案”就是“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

一、梃击案

“梃击案”的“梃”就是木棍,“梃击”就是以木棍打人,因为打的这个人不是普通人,是皇太子,所以就成为一个案子。这个皇太子是万历皇帝的长子,叫朱常洛。万历帝皇后无子,妃嫔共生八个儿子,其中早死三人,实际竞争太子的只有两位:一位是宫人王氏所生皇长子常洛,另一位是郑贵妃所生皇三子常洵。万历帝长时间在立常洛与立常洵之间犹豫不决,形成朝廷大臣所谓的“国本之争”。

这个梃击案,其实就是储位之争的极端表现。为更清楚地了解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有必要先把朱常洛其人简单介绍一下。皇长子朱常洛命运多舛,充满悲剧色彩,体现在三个方面:

明光宗朱常洛

第一,生母宫人。朱常洛生母王氏,于万历六年(1578年)被选入慈宁宫,在万历母亲李太后身边做宫女。一天,被万历私幸,而怀下身孕。太后发现宫女王氏怀孕,问万历帝,万历帝不承认。

太后命太监取出文书房内侍记录的《内起居注》,对万历帝语重心长地说:“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就是说我已经老了,现在还没有孙子呢。如果这个宫女将来生个男孩的话,那是宗庙和社稷的福啊。话说得语重心长,万历帝就承认了。

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王氏生下一个男孩,就是朱常洛(泰昌帝)。朱常洛出生前50天,大学士张居正逝世,万历帝独揽大权。王氏被打入冷宫,连儿子也不能相见,抑郁成疾,双目失明。王氏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病重时,子常洛请旨获允前往看望母亲,但“宫门犹闭,抉钥而入。妃目眚(shěnɡ),手拉光宗衣泣曰:‘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遂薨。万历帝既不喜欢王氏,由母及子,也不喜欢王氏所生的长子常洛。万历帝宠爱郑贵妃,子因母贵,也喜爱郑贵妃所生的儿子常洵,一直想立常洵为太子。

后来这位皇子被封为福王,明末被李自成军杀死,此是后话。万历帝想立宠爱的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皇太子,既怕违反祖制,又受到朝臣的反对。所以,迟迟19年不立皇太子

第二,不让入学。皇子不同于百姓之子之处,至少有三条:一是正名位,二是延帝祚,三是受教育。后者就是到外廷读书,在讲官辅导下学习,掌握治国的本领。万历帝5岁开始读书,但他一直不允许儿子朱常洛读书。谁建议让皇长子出阁读书,谁就被贬遭罚。朱常洛直到13岁时,才第一次出阁读书,然后就长期辍读。19岁时又奉旨出阁读书,以后读书断断续续,长期被禁闭在宫中。所以,他没有受到良好的系统的文化教育。

第三,太子难熬。明朝皇位继承,一般遵照以下原则:皇位继承,父死子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帝无子嗣,兄终弟及。我解释一下,第一句话好懂,皇位继承,父亲死了儿子继承。第二句话,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什么叫立嫡呢?就是皇帝的正妻皇后生的儿子,算嫡子,有嫡子的情况下,要立嫡子,没有嫡子,才可以立其他妃子生的儿子,原则是选择其中最年长的。第三句话,就是帝无子嗣,兄终弟及。皇帝要没有儿子怎么办?只好由他弟弟来继承。后来崇祯皇帝就是这样。

万历帝皇后没有生子,宫人王氏生皇长子常洛,按理应当成为皇太子。但是万历帝一直想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所以朱常洛的太子之路艰难而漫长(19年)。万历自己是6岁被立为太子的,但是朱常洛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19岁才被立为太子,住迎禧(xǐ)宫。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后,还是长期笼罩在“更立”的阴影里,随时忧虑皇父会以三弟常洵取代他。从立皇太子到继位又是19年。

在这19年里,朱常洛终日战战兢兢,胆小怯懦,唯恐被废。有人著《续忧危竑议》一书,署名“郑(隐喻郑贵妃)福(隐喻福王)成(隐喻更立太子成事)”,其书大意说:“帝于东宫不得已而立,他日必易。其特用朱赓内阁者,实寓更易之义。”直到朱常洛32岁时,他的弟弟福王朱常洵离开北京到洛阳封地,他才稍稍松口气,觉得太子的位子应该是稳坐了。

特殊的身世,坎坷的经历,使朱常洛形成胆小怯懦的性格。他出阁读书时,正值寒冬,太监居然不给他生火取暖。他冻得浑身发抖,也不敢吭气,气得讲官郭正域训斥太监,太监们才给他生火。再举一个例子。在万历帝病重时,朱常洛带着儿子朱由校(后来的天启帝)等去探望,守门太监拦着不让进去,朱常洛不敢抗争,从早到晚一直等在门外,后来是兵科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和东宫太监王安等周旋,他才见到父亲万历帝最后一面。

太子朱常洛既没有统兵征战沙场的考炼,也没有协助皇父治理朝政的阅历,更没有苦读经书的学养,甚至几乎未出过皇城,又长期受到皇父的冷落,心情压抑,寂寞寡欢,无所事事。于是借酒色填补精神空虚,长期“惑于女宠”。

朱常洛的妃子很多,太子妃郭氏,才人王氏(天启帝朱由校的母亲)、贤妃刘氏(崇祯帝朱由检的母亲)等。还有两位姓李的选侍,一称东李选侍(简称东李),另一称西李选侍(简称西李)。选侍就是侍候皇帝起居而未有封号的宫女。他最宠爱的西李后来还引发了一起“移宫案”。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说“梃击案”。

梃击事件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发生了梃击东宫太子朱常洛事件,这就是“梃击案”。这一年太子朱常洛33岁。

这天傍晚,蓟州男子张差,手持枣木棍,从东华门直奔内廷,打伤守门太监,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直到前殿屋檐下才被捉拿。当时,慈庆宫第一道门只有两名太监守门,第二道门无人看守。事发后朱常洛惊恐万状,而且“举朝惊骇”。

万历帝下令审讯。负责审问的为“浙党”官吏,说张差是个疯癫病人,企图糊涂结案。而巴结郑贵妃的内阁首辅、“浙党”首领方从哲也不愿深究。东林党人、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宷(cài),通过单独提审和与刑部官员共审,使张差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令我打上宫门,打得小爷(指太子),有吃有穿”。朝中东林党人怀疑是郑贵妃欲谋害太子,坚决要求彻底追究。事情牵连郑贵妃,朝议汹汹。

《明史·郑贵妃传》记载:郑贵妃闻知后,对万历帝哭泣。万历帝说:“外廷语不易解,若须自求太子。”于是,郑贵妃就找到了皇太子朱常洛。史书记载,郑贵妃向太子号诉,就是郑贵妃找到了皇太子朱常洛,嚎啕大哭,诉说事情的原委,请求太子宽恕。二人对话的过程是:贵妃拜,太子也拜,贵妃和太子是且泣且拜,一面哭一面拜。万历皇帝一看这事情闹大了,牵连到郑贵妃不好,又牵扯到太子——两头为难,怎么办呢?

他决定亲自来处理这个事。万历帝在慈宁宫皇太后灵位几案前召见太子和百官,令太子降谕处理此案,禁止株连,就是不要牵扯太多人。皇太子朱常洛既不愿意得罪他父皇,也不愿意得罪郑贵妃,不敢深究此事,也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息事宁人。万历帝因为都是他们家里头的事情,而且牵扯到郑贵妃,也不想深究此事。最后决定把张差处死,两个太监庞保和刘成在内廷秘密打死,草草了结这桩大案。负责此案审理的王之宷遭到反东林党一派官吏的攻击,万历帝将他削职为民。这就是“梃击案”。

大家注意,梃击案斗争的焦点,从表面上看是郑贵妃意欲谋害太子朱常洛而未得逞,好像是皇帝的家事,但实质上是国事,反映出朝廷中东林党与其他派系的政治斗争。尽管万历帝亲自处理结案,但这件事情始终疑云重重。此后大臣们常以此为题目,“奏章累数千百,由是门户之祸大起”。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在“梃击案”之后,又发生“红丸案”。

二、红丸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病死。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年号为泰昌,所以习惯把他叫作泰昌帝。八月初一日,泰昌帝在登极大典上,“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就是行走、仪态正常,没有疾病的症象。泰昌帝在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各发银100万两犒劳辽东等处边防将士,罢免矿税、榷税,撤回矿税使,增补阁臣,运转中枢,“朝野感动”。

本来以为新君继位,会有一番作为,不想登极大典后仅十天,也就是八月初十日,泰昌帝就一病不起。第二天的万寿节,也取消了庆典。《国榷》记载:郑贵妃“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罪惟录》也记载:“及登极,贵妃进美女侍帝。未十日,帝患病。”八月十四日,泰昌帝病重,召内官崔文升治病。服用崔文升开的药后,就开始腹泻,用今天话来说可能是得了急性肠胃炎吧。一昼夜泻好多次,有的说一昼夜泻三四十次。

八月二十九日,泰昌帝召见内阁大臣,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首辅方从哲等回话:“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妙药,臣等未敢轻信。”这里稍作解释。鸿胪寺是掌管朝会、宾客、礼仪等事的一个机构,鸿胪寺的正卿叫鸿胪寺卿,四品。他的副手是鸿胪寺少卿,五品。鸿胪寺丞又低一级,六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泰昌帝命身边太监速召李可灼进宫。李可灼诊视完毕,泰昌帝命快快进药。诸臣再三嘱咐李可灼慎重用药,泰昌帝则不断催促赶快和药。

到日午,李可灼进一粒红丸。泰昌帝先饮汤,气直喘。待药入,即不喘。于是称赞李可灼为“忠臣”。大臣们都心怀不安,等候在宫门外。一位太监高兴地出来传话:皇上服了红丸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明史·韩爌传》)日晡(bū)(申时,下午3~5时),李可灼又进一丸。次日(九月初一)卯刻,泰昌帝驾崩。这时,他继承皇位整一个月。因“红丸”引发的宫廷案件,史称“红丸案”。

泰昌帝是八月初一继位,九月初一就驾崩了,这当然是大事情,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有人说是服红丸而死,也有人说与红丸无关;有人说旧病未愈,有人说是劳累所致;有人说是惑于女宠,是郑贵妃有意加害;有人说是用药差误。有的大臣因李可灼进红丸功,议“赏钱”;有的大臣以“李可灼罪不容诛”,议“罚俸一年”;有的大臣以“可灼非医官,且非知药知脉者”议上,将其遣戍;直到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上《三朝要典》,遂免可灼遣戍。李可灼这个案子,一直争吵了八年,成为天启朝党争的题目之一。

泰昌帝死后,天启帝继位。天启帝即位后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年号问题。万历去世,泰昌即位,改明年为泰昌元年。泰昌去世,天启即位,又改明年为天启元年。这样,泰昌和天启两个年号就重叠了。后来想出一个办法,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以前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到十二月为泰昌元年,第二年为天启元年。

泰昌帝死后,尸骨未寒,又发生“移宫案”

三、移宫案

万历、泰昌两朝,皇位的更迭,宫廷的谲(jué)变,对于万历帝的长孙泰昌帝的长子朱由校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在明军大败于萨尔浒的当月,朱由校(天启)的母亲王才人病逝。王才人原来是在东宫伺候皇太子朱常洛的宫女,直到生下朱由校后才封为才人,因长期遭到朱常洛宠妃西李选侍的凌辱和朱常洛的冷落,抑郁而死。她曾说:“我与西李有仇,负恨难伸。”第二年七月,朱由校的祖父万历帝驾崩。接着朱由校的父亲泰昌帝驾崩。朱由校接连失去三位亲人。特别是他的父亲泰昌帝即位一月即崩,举国上下,乱作一团。这年,他16岁。

这时的朱由校,还没有被祖父万历帝立为皇太孙,也没有被父亲泰昌帝立为皇太子,更没有出阁读过书。万历帝在世时,他始终不肯立这位长孙为太孙,也不肯让长孙出阁读书。直到临死前才留下遗嘱:皇长孙宜即时册立、进学。几天以后,泰昌帝即位,册立朱由校的仪式自然应该从皇太孙变为皇太子。

但是泰昌帝并不热心册封太子,后来在大臣的一再请求下,才下旨:“钦定册立东宫,择九月初九日。”但人算不如天算,九月初一日,泰昌帝竟然驾崩。朱由校皇太孙未做成,皇太子还没来得及做,书本一天也没正式读,竟然要继承皇帝大位。这样的皇位继承者,有明一代,仅此一人。

那么,“移宫案”是怎么一回事呢?“移宫”,按照字面理解,就是从一个宫殿搬到另一个宫殿,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却是朝廷大事。“移宫案”,包括“避宫”、“移宫”两个阶段。

先说“避宫”。话还是得从朱常洛说起。朱常洛有“东李”、“西李”两位选侍。大家知道,后宫里头有皇后、皇贵妃、贵妃、嫔等等,选侍是比较低级的妃子。天启皇帝朱由校的母亲生下他之后不久就死了,朱由校及其同父异母五弟朱由检,托付给西李选侍照管。西李为了控制朱由校,便要求他与自己同居一宫。后来天启帝说:“选侍凌殴圣母,因致崩逝”,后“选侍侮慢凌虐,朕昼夜涕泣”。

泰昌帝即位后,朱由校和西李随之移居乾清宫。西李得宠于泰昌帝,泰昌帝打算将她由选侍封为皇贵妃,但西李要求封为皇后。不久,泰昌帝驾崩,西李封后的梦想破灭了,便勾结心腹宦官魏忠贤,想利用朱由校年少,自己居乾清宫,觊觎垂帘,把持朝政。杨涟等到乾清宫哭祭,乾清宫门关着,大臣们排闼而进,阉宦挥梃乱打。诸臣强入,哭临之后,请见皇长子,皇长子被西李选侍阻于暖阁。

大学士刘一燝(zhǔ)、吏部尚书周嘉谟、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疏请西李选侍不能与太子朱由校同住一宫,但西李选侍不肯移宫,甚至把朱由校禁闭在乾清宫。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乘西李不备,将朱由校抢抱出,魏忠贤等太监追出来。朱由校的衣袍都被追赶的太监撕坏了。阁臣刘一燝掖左,勋臣张维贤掖右,共拥朱由校登舆,抬到文华殿。西李派人来请朱由校回乾清宫,大臣们又把朱由校安排到慈庆宫。朱由校就这样摆脱了西李等人的挟制,逃出乾清宫,住进慈庆宫。这件事情史称“避宫”。

再说“移宫”。朱由校避住在慈庆宫,西李却“居乾清宫自若”。而朱由校(天启)要登临大位,就必须回到乾清宫。为了让西李尽快“移宫”,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多次上奏,朱由校(天启)犹犹豫豫,反复无常,最后才于九月初五日下令:“先帝选侍李氏等,着于仁寿宫居住,即日搬移。”西李选侍还是赖在乾清宫不搬。据《明史·方从哲传》记载:“……于是,议移宫,争数日不决。……至登极前一日,(刘)一燝、(韩)爌邀从哲立宫门请,选侍移哕(huì)鸾宫(明代宫妃养老之地)。”而皇长子朱由校(天启)也从慈庆宫回到乾清宫。

这就是“移宫案”。

“明宫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牵涉到万历、泰昌、天启三代皇帝,但是以朱常洛为轴心人物。“梃击案”梃击的就是太子朱常洛,“红丸案”吃了红丸的也是朱常洛,“移宫案”则是朱常洛的宠妃西李选侍居占乾清宫。大家可能会说,这三个案子就是皇帝家里头的事啊?但是,皇宫无小事,这三桩案子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宫案”本身。

因为:

其一,“明宫三案”影响朝廷决策。“三案”将朝廷注意力吸引到宫廷斗争。《明史·后妃传》记载:“群臣争言立储事,章奏累数千百,皆指斥宫闱,攻击执政。”因之,朝廷不能将注意力集中到国家大政、要政上,诸如关外的辽事等,致使许多重大问题或束之高阁,或拖而不决,或决策草率,或决而不行。

其二,“明宫三案”加速宦官专权。《明史纪事本末》记载:“魏忠贤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则借三案。”明末宦官魏忠贤专权,阉党跋扈,使本来腐败、黑暗的明末统治更加腐败、更加黑暗。

其三,“明宫三案”成为党争题目。明朝后期,有东林党、浙党、楚党、宣党、齐党等等,这些党与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党不同,他们没有纲领,没有组织,是一些学人、官员组成的一个松散的群体。“明宫三案”就成为党争的题目,比如说李可灼进红丸这件事情,方从哲他们说李可灼没有罪,他给皇帝治病应当赏银;东林党人则说,泰昌帝的死主要就因为吃红丸,李可灼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后面要讲到的熊廷弼,他的三上三下、传首九边,都同朝廷党争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明朝廷“宫廷三案”闹得乌烟瘴气之时,正是努尔哈赤建元、兴兵——下抚顺、清河,萨尔浒大战,又连下开原、铁岭的时期。努尔哈赤看准了时机,继续向明朝辽东重镇沈阳与辽东首府辽阳发动进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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