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将领眼中的淮海战役

原标题:国民党将领眼中的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前线总指挥委员会委员合影

今年是淮海战役爆发70周年。在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大决战·淮海战役》里有这样一个场景,当一群国民党军将领得知徐州“剿总”司令官由刘峙担任的时候,他们纷纷发出感慨:徐州作为南京的门户,即使不找一只虎,至少也要找一条狗把守,蒋介石最后怎么会选一只猪呢?在这群将领眼中被贬成“猪”的就是国民党军中人称“福将”的刘峙。

战前的选帅过程

内战爆发之时,时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的刘峙统领三十万大军围攻李先念领导的六万余众的中原军区。凭借兵力优势,刘峙占领了原中原军区的根据地——大别山地区。然而,在随后的战斗中,刘峙部下整编第三师被刘伯承的晋冀鲁豫解放军消灭,师长,时任陆军总司令的顾祝同的外甥赵锡田被俘。刘峙郑州绥靖公署主任一职被撤,交由顾祝同接任,刘峙被调去担任“总统府”战略顾问的闲职。刘峙回南京后,已经做好“解甲归田”的准备,就此结束其戎马生涯。

1948年夏天,国民党在各个战场都陷入被动,当时中国两条主动脉之一的陇海线军事岌岌可危。原来坐镇徐州兼领郑州指挥任务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将调任参谋总长,无法兼顾指挥之职,需要找人接替。蒋介石原本属意蒋鼎文接任该职,蒋鼎文去南京面见蒋介石后,提议调四十军等两个军去徐州,自己选择一名秘书长协助,并同时拥有协调江苏、安徽、河南、山东四省政治事宜的权力。根据蒋鼎文自己的回忆,“中央方面意见未能充分融洽”,最终调蒋鼎文去徐州的提议作罢。此时的刘峙,则在上海看看京剧,观赏跳伞表演,拜会亲友,过上闲适生活。5月30日,何应钦打电话给刘峙,通知他确定去徐州方面任职。第二天,刘峙与何应钦顾祝同午餐,餐后面见蒋介石。按照刘峙后来回忆,“当时的局势,在不懂军事的一般社会人士,都已洞若观火,除非出现奇迹,很难挽狂澜于既倒。”

对于即将出任徐州方面最高指挥之职,刘峙日记里写道:“何敬公允任国防部长,墨三兄又任参谋总长,公谊私交何敢袖手,重作冯妇良非得已,当无人以官迷见讥,盖系跳火坑之事非图任何享受也。”6月14日,刘峙率参谋长李树正,乘坐参谋总长专机飞赴徐州,出任徐州“剿总”总司令,由原来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机构人员改组为徐州“剿总”机构与人员。

刘峙不知道的是,蒋介石最初不但没有考虑他,甚至也没有想任命蒋鼎文担任此职。5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健生职务调任华中……总司令而彼始终不愿脱离国防部长,仍欲藉此为其号召张本,后见余决心坚定不为其所移动,乃始允就……职,而其驻地必欲在武汉,则又与颂云之武汉绥靖公署冲突,不易解决,颂云亦不肯相让。是高级将领皆以其个人权位是争,而不以党国为计,岂惟文人党员在立法院所表现之劣态而已哉。文武如此,能不悲乎?”蒋介石最初属意白崇禧,希望他统合华中、徐州两个“剿总”,集中优势兵力与解放军决战。但是白崇禧既要名又要权,程潜则不愿意放弃武汉绥靖公署权力。同天,蒋介石日记中记录“敬之来谈,健生已愿”就职。“晚课后约颂云来谈,解决……武汉绥署之职权与界限问题。”第二天,也就是召见刘峙同一人,蒋介石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决派健生为华中“总司令并兼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6月3日,蒋介石日记注意事项中则记载:“一、健生必欲武汉统治权,否则不甘其心。二、健生约袁守谦为秘书长之用意。”5日,则有“健生以不能统制武汉三镇不肯就”职,“吊(刁)难要胁,骄气凌人,如何忍受以期有济也”的记录。蒋介石对白崇禧揽权的态度很是不满,对其居心也颇为怀疑。6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健生赴沪表示消极,一面又对美国及社会故作姿态,借口无权不能作事。余以为不如准其辞去为当也。但敬之以为非彼不能……”7日决心“白如不就……职,即以程兼任。”10日,“朝课后约墨三来谈,健生续辞华中……命令。余意以墨三兼任其职,准白辞去亦可,惟敬之则不然也。”由于内部意见不一,加之东北以及河南开封战事危急,蒋介石只能做出妥协,让白崇禧继续担任华中“剿总”总司令,只是调宋希濂去掣肘而已。刘峙就是在这样内不受信任,外面临强劲对手的状况下,出任新职的。

风雨飘摇的战局

上任之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对徐州所辖国民党军发动猛烈攻势。第一、四、十一以及两广纵队在菏泽以东、巨野以南地区与国民党军第五军、整编八十三师以及新编二十一旅对阵,第七、八、九、十三纵队,则先后打下泰安、大汶口与兖州。刘伯承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乘虚而入,包围并最终攻克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6月19日,刘峙带着谭辅烈等人,乘坐322号运输机去开封上空视察战况,并在郑州与孙震、孙元良等召开作战会议试图解开封之围。21号,他再次坐飞机飞赴开封上空督战,催促邱清泉、黄百韬等部加快进军速度。然而第二天,开封即告失守,刘峙只能在日记中留下“甚痛”二字,无奈接受现实。

刘伯承很快率部离开开封,刘峙指挥的孙震等部“收复”开封。没等刘峙缓口气,区寿年所部整编第七十二、七十五师以及新编二十一旅在睢县附近的铁佛寺被陈毅所部包围。刘峙一方面严令邱清泉所部加快进军援助的脚步,一方面向南京求援。7月2日,杜聿明“由徐乘专机赴汴,并在豫东上空督战。十五时后‘总统’由空中督战后过徐降落,余率章副参谋长毓金到机场面聆机宜”。此时开始,刘峙这位上任仅仅二十天左右的总司令,指挥权就被蒋介石或者蒋介石的代表杜聿明拿去。刘峙虽然名义上贵为总司令,但在作战方面只是“传声筒”而已。7月6日,刘峙“奉‘总统’电话派光亭(杜聿明)之后刘(汝明)兵团、邱(清泉)兵团、黄(百韬)兵团全权处理”豫东战况。结果是区寿年兵团被华东野战军消灭,兵团司令区寿年被活捉。增援的整编八十三师黄百韬部被华野乘胜包围,差点步区寿年兵团全军覆没之后尘。由于邱清泉兵团全力增援,加之大战之后华野参战将士疲惫等因素,黄百韬兵团得以解围,避免被歼之命运。黄百韬战后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邱清泉却被蒋介石申斥,引发国民党军将领之间的不和。刘峙后来自己说,“这就是我一到徐州就四处救火,失其自主的情形。”

刘峙总结,解放军之“特技是以强吃弱以大吃小”,国民党军队“指挥官无不知之。知之而犹屡陷覆辙不知改正者是何故。予吾人不觉悟不机警,此吾今所以失败也。”8月在南京举行的军事会议,对此前的军事失败进行检讨,会上何应钦、白崇禧指责蒋介石越级指挥,蒋介石自辩“近日以何、桂等态度言行,无形中损丧统帅威信,一切军事失败罪恶均归于余统帅对部队直接指挥。而问其直接指挥何一部队,是否为命令,抑为将领直来请示,以及该区总司令请求余直接手令督促该属之军、师长者,则余不能不批复其来请示与不能不直接督导,而并非余越级指挥之过,而乃白、何等不特其推诿个人责任。”“军事检讨会议连开五日,每日亲自出席训示。在此百孔千疮、诽谤丛集、侮辱重重、忧愤频乘。又目见高级将领何、白等不惜毁损统帅,以求自全,而并无一人出于至诚表示拥护,以纠正目前自私自保之颓风也,思之可痛。但亦有不少信徒为此忿闷忧愤,力图挽回颓势。”看来,蒋介石的自辩与前线将领实际观感之间存在距离,刘峙尽管当时并未发声,但是沉默也是一种态度。

举棋不定的决策

1948年9月7日,在连续腹痛数日后,刘峙召集杜聿明、李树正以及主管作战的参谋商定,1948年秋季作战计划,想有所作为。14日,王耀武搭乘飞机从济南到徐州,与刘峙商洽军事重要问题,随即飞往南京。15日,蒋介石“朝课后召见王耀武主席,听取其防卫济南之报告,决增调第七十四师到济南加强防务。”同日,王耀武回济南途中在徐州与刘峙晤谈。第二天,刘峙衔命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济南局势与作战部署。同一天,陈毅领导的华野围攻济南,并攻破守军防守最为坚固的东线城防。23日,刘峙与王叔铭乘机视察济南战况,做出乐观判断。第二天,蒋介石记载“下午四时叔铭自济南上空巡察三小时之久,始终未呼出耀武电台,未能通话,又见城东南角缺口……城内未见战斗,各电台联络亦中断矣。在人事言,济南绝望矣。”蒋介石对于济南失守,心中愤然,“前月底本已决定空运第八十三师于济增防,以期有备无患,且有建威消萌之意……明知……必攻济南,此皆当时预计所及,后为顾等高级幕僚与前方刘、杜等所厄,以为……无攻取大城市之企图,不如多留一个师在徐州增强野战军实力。余并想到临渴掘井,恐误战机,但卒为所部动摇。余之决心准其缓运,以致因小失大。”蒋介石不但将济南失守看得很重,而且认为是部下问题,愈发不愿放弃越级指挥。重镇济南,仅仅只守了七天,就被人民解放军攻破。原本国民党军凭借坚城防守待援的战法就此破产,国民党军方面不得不考虑下一步该如何应对不利局面。

按照刘峙后来的说法,1948年的秋天,东北失利,华北紧张,济南失守后后方人心浮动。解放军这边华野十六个纵队加上中野(原晋冀鲁豫野战军)七个纵队,总共有六十万人,还不包括大批民兵。刘峙自己指挥的当时直辖邱清泉第二兵团,黄百韬第七兵团,李弥第十三兵团和孙元良第十六兵团。这些部队“总兵力最多不过是廿五万,新兵又多,装备不全,有的军还没有整补完成……实力已大见削弱。徐州是南京的门户,倘徐州有失,南京震动,但徐州是四战之地,难守而易攻。豫东皖北,又为历代决战的古战场。为求争取主动,乃遵命放弃郑汴,集中兵力于徐州附近,做必要的准备,并要求华中方面派一有力兵团牵制”中原野战军。实际上,这个计划存在一个变化的过程。按照刘峙的回忆,中野、华野进攻徐州意图明显,国民党军有两个对策,一是退守淮河一线,取攻势防御态势;二是增兵徐州,与解放军进行决战。按照杜聿明的回忆,当时徐州“剿总”除了刘峙所列举野战兵团外,还有第三、四、九三个绥靖区的五个军,外加直属的第七十二、一〇七、一一五军以及特种部队,如果算上计划中牵制中野的黄维第十二兵团,国民党军总兵力是要超过陈毅、刘伯承两大野战军兵力的。杜聿明认为:解放军“在数量上少于我军,装备也劣于我军,特别是火炮少,飞机、坦克没有。但手榴弹迫击炮则与我军相等,局部使用上又极机动灵活,往往集中兵力火力消灭我军后即脱离战场,实行整补。如我军争取主动,先发制人,在二野未东来以前,先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击破三野之一部,则可以振奋士气。”这个计划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并征得白崇禧首肯,正准备实施的时候,东北局势告急。蒋介石急调杜聿明去东北收拾残局,这一计划只能中止,徐州国民党军有三周的时间没有任何动作。

等辽沈战役基本结束,10月30日,廖耀湘兵团全军覆没,沈阳危在旦夕,蒋介石回到南京,拟定“徐蚌会战计划”。这个计划,基本上就是撤退到淮河一线攻势防御的方针。具体而言,就是:“集中兵力于蚌埠附近……徐州“剿总”所属各兵团及绥靖区各部队主力移至淮河南岸蚌埠东西地区(包括临淮关、怀远、凤台间地区),占领阵地,以攻势防御击退对方之攻击,相机转为攻势,予以歼灭。”这一计划,贯彻“守江必守淮”的战略思想,既是杜聿明的想法,也为蒋介石所认可。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国民党国防部同时还拟定另一个备用计划,徐州不放弃,留一两个军防守,其他部队集中在徐州到蚌埠之间的津浦路两侧寻机决战。按照刘峙的回忆“惟参谋本部对攻守之计迟未确定,我请求将黄百韬兵团集结运河西岸,又未蒙核准。至民国卅七年十一月四日,顾总长率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到徐州,研究作战方略,五日晨召集军事会议,国防部拟撤守淮河,但各兵团司令官以为时机已晚,敌前撤退,最为不利,不如决一死战。乃决定‘备战退守’,即一面先集结兵力,准备应战,一面撤退物资,并将原定由海上撤退之海州第四十四军,改向徐州陆路撤退。”由此看来,淮海战役前国民党军方面战守不定,进退失据。蒋介石对于军事干涉过多,他关心东北战局,则调动可用资源投入东北。刘峙作为徐州最高指挥,没有任何主动性与自主性可言,坐视时间流逝而无举措。国民党这样举棋不定,最终淮海战役尚未打响,大局已然底定。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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