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的苦恼与脱轨的浪漫:《野生作家访谈录》背后的故事

原标题:江湖的苦恼与脱轨的浪漫:《野生作家访谈录》背后的故事

界面文化编辑部“野生作家”系列访谈的采写队伍有一个微信群,名字叫“野生动物狩猎队”。其中当然带有调侃的意味,但也有实在的指向。“野生动物”指的是那些“行踪诡秘”、在公众视线之外默默写作的作家,而“狩猎”这个词反映了这一系列中受访对象的广泛性与采写动作的持续性。从2017年初至2018年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一边大量阅读一边四处打探,在发掘适合的采访对象的同时,也在不断地锤炼着所谓“野生作家”的标准。究竟谁才可以算作野生作家呢?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野生作家需要一个定义,而这个定义不需要太清晰。最开始,我们试图将不属于专业作家的作家划分为野生作家,而一系列难题与考量又接踵浮出水面:不是专业作家的作家,是完全不依赖写作生活、有另一份工作养活自己的写作者,还是仅仅不处于写作体制之中、仍依靠写作谋生的写作者呢?所谓写作体制又意味着什么?是作协的认证?是文学奖的授予?是稳定的工资?还是驻校作家的身份?写作者不在其中,对于其本人与其作品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另一个问题在于,哪些作家的故事更能够体现野生的特质,更令读者感到更加真实与切近?是离群索居的小镇青年,还是在大城市过着双面人生的白领?同时我们也会思考,野生作家身上最值得思考和深探的特质是什么,是曲折的谋生故事?是对于文学的独特理解?还仅仅是真诚坦然的态度?

我们一边缩减备选名单,一边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进行采写,并在采访过程中不断地修正着对野生作家的定义,将每一次交流碰撞的体会汇入下一次采访。这14位写作者不仅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幅体制之外写作者的生动群像,也以他们的经历和思考为我们曾感到困惑的诸种问题提供了答案。正如我们在此系列的总序中所言:

中国当代的作家基本有两种存在形态,一种是“专业的”,他们享有专业作家的身份和工资福利待遇。还有一种,他们更像是一个个“单打独斗”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大都还有一个别的身份来养活自己,甚至是养活自己的写作。他们很多人的文学创作要在晚上或者周末的时间里进行,他们生活的样貌千姿百态,若论共同点,大概只有一直默默地持续写作这件事。我们就暂且称他们为“野生作家”。

时隔两年,这本收录了14篇作家长访谈的《野生作家访谈录》终于出版了。从14位受访作家的人生履历和创作故事里,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的是写作与谋生的张力问题:作家是一个职业选择吗?如果不能当全职作家,他们是否能够又具体如何一边写作一边谋生?写作与谋生之间维持平衡并不是中国作家独自面对的难题——赵松说,卡夫卡也上了一辈子班——当我们对中国野生作家的境况了解得愈深入,就愈会发现,生存困境只是他们所面对的“入门级”问题。即便没有生存之忧,也还有在文坛“吃不开”、“出不了头”的苦恼,而他们在访谈中对自己种种苦恼的浪漫化的叙述,也十分值得玩味。

《野生作家访谈录》

界面文化 著

中信大方 2019年7月

江湖

独立的代价是“吃不开”和“出不了头”

野生之为野生,写作者与写作体制的距离是一个关键要素。然而“体制”这个说法过于抽象又边界模糊,但如果将这个问题落实于十几位作者具体的生活处境之中,其意味或许会稍显明确。赵松在访谈中提到了房子的问题,儿子问为什么他们在上海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这令他感到难堪,多年间他甚至连社保都没有,档案也不知道丢失在了何处;袁凌说自己如果没有辞职,应该已经在《新京报》当上了管理层;顾前则认为,自己是个生活在底层的人。没有房子没有社保,不是管理层甚至干脆成了“底层”,我们从诸种缺失之中可以归纳出的是,这些写作者在写作上缺少实在的庇护和稳定的上升通道,因此有时会憧憬或怀念一些具体的物质条件,就像赵松说自己很羡慕塞林格可以在乡间租房子写作,因为现在的工作使他不能如此潇洒放手、隐居起来专心创作。

我们或许不应夸大野生作家群体在经济层面的困难,许多人在作家的身份之外有着其体面而稳定的职位。比起生存层面,他们要面对的更大的问题在创作层面上:一些作家提到,他们的写作经常是断断续续的;发表渠道通常是互联网,而并非专业的杂志刊物;他们与文坛的距离通常较为微妙,没有固定的专业圈子交往,因此难以获得重要评论家的注目,更缺少那些光鲜的作品研讨会议、重要期刊评奖以及国外采风等机会;有些时候,甚至连作家的身份都难以得到认可。这也意味着他们的写作生涯随时有中断的风险,就像顾前所说,“相比扛大包,写作是不费力气的,但相比打牌,写作就费力气了。我有吃有喝,干嘛要写小说呢?”

一些野生作家对所谓优渥待遇保持着清醒的认识甚至警惕之心。朱岳在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多年,对中国的写作生态相当熟悉,他认为它主要被体制、市场和圈子这三种力量左右,而纯文学创作应当独立于这三股力量。在最近出版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访谈录》的其中一篇里,马尔克斯也态度明确地对苏联式的国家养作家的方式提出了反对,认为给作家发工资会削弱作家的独立性。但与之相对的是,朱岳也认识到,独立的代价就是“吃不开”和“出不了头”——这一形容十分有趣,仿佛将文坛比作江湖圈子,作家闯荡其间亦需要广泛交游、树立声名,最终才能出人头地,而野生作者是这片江湖间没有师承门派、左右都不逢源的无名走卒。

朱岳 (摄影:吕萌)

在走江湖混圈子的问题上,访谈录中14位野生作家的意见十分接近。朱岳说圈子容易让彼此太相似,从而展现出某种“家族相似性”;刘天昭说绝对不能有圈子,不知道有圈子的作家是怎么互相帮助的;袁凌说圈子非常没有意思,与其有宁可没有,混圈子混出来的名声是腐朽的;顾前温和一些,说圈子不是必要条件,有人有圈子也可能写得很差。与此感受形成呼应的是,盛文强在这本访谈录出版之际在微博上写到,选入野生作家系列的诸位——包括他自己——的共同点在于,“精力没用在发表和跑奖,葆有文本的自觉,这样的人很稀少了。”

除了写作,要成为作家还需“发表”和“跑奖”,不如此就有“出不了头”的风险。不是只有野生作家才敏感于这些问题,据《文汇报》报道,最近在“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上有评论家指出,现在有年轻作家迫不及待被“催熟”,这一点体现在他们“刚露面就拿奖,频频出书,虽然只能卖两三千册”。这番对于文坛浮躁“不良风气”的指责和批评,也从侧面印证了“拿奖”和“频频出书”是一位作家出头的路径。路径是重要的,即便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作家想要闯入文坛也须明白路径是什么,毕飞宇曾总结自己的经验是盯住几家刊物“硬碰硬”,反反复复地投稿,如果编辑不回应,他就走到编辑部上门自荐, “《人民文学》《收获》《钟山》《花城》《作家》就这几家。有人告诉我,这几家比较好,比较难,但是,一旦发了,关注的人多,所以我就盯着这几家投。”

“脱轨”

关于野生的浪漫叙事

比起哀叹野生作家的谋生苦恼,《野生作家访谈录》中许多篇目的重点都置于他们偏离人生正常航道、驶入社会主流之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视为一部部从脱轨到野生的个人小传。这一过程往往被描述得颇具个人觉醒色彩:他们先是走上了主流之路,在经历失败失望之后,又在旁人不解的目光中重新开辟了一条小径。其中某些作者的个性和才华体现得尤为显著:有几篇采访强调了野生作家的高考成绩与名校背景,他们在高考时取得的辉煌成绩与之后走向的非主流道路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们从各自行业辞职的瞬间也被描述为写作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盛文强从报社辞职的时候非常高兴,像是“完成一个期待已久的仪式”;刘天昭在《南方都市报》工作得不错却选择了出国读书,她认识到自己其实不适合社会生活,并将自己的偏离富有诗意地比喻为“想跳下这动荡繁华的时代列车”,想要一种失重、脱轨、生活的真空的感觉;袁凌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媒体工作得非常顺当,已经当上了管理层,却因深感报道对于真相揭示的局限性而辞掉工作,回到了乡下过上朴素的生活,“先是和一位算命亲戚住在废弃的粮管所里,后来有在前妻家开的小商店里待了一年”,在此过程中写小说记录“分崩离析的乡土”。

刘天昭(摄影:吕萌)

刘天昭从主流“脱轨”,袁凌住回了乡下,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为自己的“野生”生涯赋予了浪漫的意义。而这种浪漫化并不专属于刘天昭、袁凌这一类接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作者,顾前对自己曾做过的许多毫无头绪的工作的回忆也颇具传奇色彩;只不过他的访谈篇目重点并不在于寻找自我,而在于其独特的处世方式:一边挤在时代的潮流中,一边漫不经心糊弄有加。他起初在厂里做电工(但并不会看电路图),不务正业跟工厂请病假,跟着养蜂人去山里采蜜,脑袋和身子都被蜜蜂蛰肿;夜里睡在树间的帐篷里,头摆在外面看星星;后来跟着同乡去海南寻工,当过各种临时工和外包工。这些赚不到钱又异常艰辛的工作为顾前的写作提供了许多素材,小说《炎热的岛屿》就是以他当年在海南推销广告的经历为基础创作的。

事实上,从讨生活的经验来看,野生作家与专业作家并非完全对立,对野生的浪漫化叙事也并不绝对。在以往的访谈中我们可以发现,有些进入体制的作家也会以一种浪漫化的方式谈论自己“前体制”时代。作家田耳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也谈到了成为作家之前自己从事过的许多奇怪活计,比如养斗鸡、修空调、在派出所编内刊、在小报上写儿童文学等等。在回忆闯荡社会的生涯时,他不禁流露出了某种自豪的情绪——“我跟同代作家最大的不同是,我进入社会很早,他们一直在读大学。读大学也许干别的行当有用,写作的话派不上什么用场。”2007年田耳获得鲁迅文学奖,这一奖项不仅帮助他进入了专业作家的行伍,也终结了他的野生年代,并改变了他对自己写作生涯的讲述方式。他把这次获奖称为“改变命运的时刻”,但另一方面,田耳认为,不再在社会闯荡之后,就没有那么容易邂逅到好故事了——由此看来,更容易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物与生活经验,或许也是野生的馈赠之一。

边缘化

与时代保持距离又微妙互动

野生作家虽然没有占据主流期刊、出版物以及大众视线的中心,但不等于说他们都是边缘人。这14位作家的生活有着较大差异,其中有人确实以边缘人自居,有人已跻身主流中产阶层。然而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在近年来的讨论中甚至是主流文学圈的讨论中,野生作家所从事的文学事业几乎已经被盖棺论定“边缘化”了。

文学为什么“边缘化”了?有批评指出,当代中国文学之所以“边缘化”,是因为作品普遍缺乏公共性,与现实脱节。据《新京报》报道,在2018年底举行的《扬子江评论》青年批评家论坛上,有评论家指出,2000年之后的文学作品越来越缺乏公共性,好的作品太少,文学已经丧失了与其他学科对话的能力;也有人认为,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文学共识已经被打破,人们再也无法对一部作品形成共同意见。作家周梅森在去年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曾言辞激烈直指主流文学的“弊病”,他说,主流纯文学都是奔着卡夫卡、马尔克斯那些大师去的,不屑于写他写的企业改制、住房拆迁、官场腐败等主题:“你说中国文学变成这个熊样,你(指主流文学圈)有没有责任?他们不鼓励文学面向社会面对社会真相,不鼓励文学走向现场,他们所谓的纯文学远离人民、远离时代、远离老百姓的疾苦。”主流文学在现实和公共性方面的缺席反而衬托出了其他文类的努力与进步,在《中国科幻小说是否会梦见新浪潮》一文中,美国卫斯理学院教授宋明炜写道,科幻文学可以反映显示问题,从而弥补主流文学与现实脱节的“完美的真空”——这是对科幻文学的褒赞,对曾颇具社会轰动效应的主流文学来说却不无讽刺意味。

作家是否有义务在作品中体现公共性并触及现实?对于这个问题,身处“边缘化”的文坛“边缘”的野生作家们也给出了自己的回应。从他们的回应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野生作家并非自动遗世独立或空想式地守住自己一方园地的一群写作者——他们当然没有那么天真。康赫认为应当关注现实,因为我们的生活被别人左右了,得知道是在左右生活。史杰鹏也表示应当关注这些问题,因为作家拼得不是文学修养而是思想境界,“如果一个作家完全不关心政治,我不认为他的思想境界会高到哪里去。”于是表示,写作中的政治性不是大的政治议题,而是从上渗透到生活中的部分,同时她也认识到了在小世界自我探索的局限,写作必须深入现实生活。也有人表现出了对所谓公共性的警惕,袁凌说写作者是不能做鸵鸟的,但也不能成为活动家,茅盾、巴金扑进了政治,而沈从文、张爱玲离得远远的;他将深入现实比喻为“趟浑水”,“到底我们是趟这个浑水还是干脆别趟它好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处境。”

康赫(摄影:常思远)

野生作家并不是遗世独立的作者,虽然他们中的有些人确实展露出了强烈的个性,但正是这些充满个性的故事,反而明白地显示出,他们是当代中国的参与者。也正因如此,他们的访谈才具有样本的意义,并可以和更多人产生共鸣:赵松曾手捧东北国企的铁饭碗,顾前从南京国企工厂辞职去海南,刘天昭、袁凌和于是都见证过纸媒的黄金时代。他们被时代塑造又反过来以文字为时代画像,比起在象牙塔里或是会议论坛上为中国文学把脉,真正细致深入地每一位野生作家的生命史与创作史,了解他们如何与时代保持距离又微妙互动,可能会更有意义。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董子琪,编辑:黄月,未经“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权不得转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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