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她做了12年儿童性教育,这比生孩子那点事难多了

原标题:对话|她做了12年儿童性教育,这比生孩子那点事难多了

近段时间,多地曝出女童遭遇性侵的案例,让儿童性教育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网络平台上,一个名为“北师大儿童性教育”的微博账号持续发布“如何预防和避免儿童受到性侵”的文章。账号的认证信息为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文章作者刘文利是该课题组负责人,同时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8年《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顾问中唯一的亚洲专家。

刘文利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负责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8年《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顾问中唯一的亚洲专家。受访者供图

2007年起,刘文利带领团队在北京大兴行知学校开展儿童性教育实验探索,相继出版《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全12册)。这是全世界第一套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研发的,基于学校课程的性教育材料。

“相关监测结果显示,系统的性教育能有效防范儿童遭遇性侵,但只在性侵儿童事件发生后才注意到儿童性教育的重要性,实在让人痛心。”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刘文利不断重复这句话。

谈课程

接受过性教育的孩子相对更安全

新京报目前儿童性教育试点学校开展情况如何?

刘文利:2007年,我们开始在北京联系学校、开设教学试点。大兴行知学校是第一所确认合作的学校,到2017年试点学校增加到了18所。原先,我们的试点都在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开展,随着这类学校合并精简,试点学校缩减到了目前的11所。目前还有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等公立学校、一土学校等国际学校与我们合作开展性教育教学和研究。

放眼全国,目前有十几家公益机构与我们开展合作,为农村地区学校留守儿童服务。主要方式是机构招募志愿者,由我们提供专业支持。

新京报:课程以什么形式开展?

刘文利:在试点学校中,性教育课以校本课程的形式固定在课表中。国际上有研究表明,每学年至少12个课时、连续多年的性教育课程,能达到明显效果。所以,我们与试点学校协商,每学期安排6个课时,每学年12个课时。

不同年级学生接受的性教育内容有所不同。因此我们第一年试点从一年级开始,随着孩子们年级升高,不同年级的课程内容也一步步开发编制。每册读本出版都至少经过三轮教学实验,直到2017年,涵盖1—6年级12册读本全部出版完成。

已有研究表明,参与式教学在性教育当中效果明显。因此从第一个试点学校开始,我们就培训老师在性教育中使用参与式教学方法,如头脑风暴、角色扮演、故事分享、小组讨论、小调查等,增强与孩子们的交流互动。

新京报:性教育课能帮助孩子免遭性侵害吗?

刘文利:已有研究表明,接受过性教育的孩子相对来说更加安全。性教育能推迟第一次发生性交行为的时间、减少性伴侣、增加使用安全套几率、降低性传播感染的风险,能在性行为方面做出更加负责任的决定。

我们鼓励引导孩子认识自己的身体、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能说出生殖器官的科学名称、了解自己的情绪和身体感受、懂得保护身体隐私部位、表达自我意愿和权利。现实中,性侵实施者往往是具有一定“权威”的成年人,孩子面临侵犯时,懂得反抗“权威”是避免遭受性侵害的重要因素。

我们要求老师讲课中,讲到生殖器官时,必须使用科学名称,如阴茎、阴道、阴囊等,不用俗称和代词,要传递给孩子的观念是,这些器官跟其他器官一样是人体的一部分,值得尊重和爱护。

5月23日,刘文利在通州区永乐店中学做青春期心理健康讲座。讲座包含青春期的生理变化、情绪发展、关系发展、刻板印象以及如何与青少年谈“性”等多个方面。受访者供图

谈争议

性教育≠讲性行为

新京报:什么时候开展性教育最合适?

刘文利:实际上,从孩子出生起,父母对孩子的性教育就开始了。父母对性的态度,会反映在与孩子的日常生活互动中。我建议,当孩子问出有关性的问题时,父母可以正式开启性教育旅程,鼓励孩子形成自己对性的看法。父母必须意识到,如果孩子关于性的问题不能从父母那里得到正确解答,那他们一定会从其他途径获取信息,他们通过什么途径、获得了哪些信息、这些信息会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父母若不关注这些,反而是更大的隐患。

我们主张在青春期发育前的两年,就尽量把青春期将发生的生理和心理变化知识教给孩子。比如,我们在小学三年级讲“青春期来了”,告诉孩子青春期来临人的身体和心理会发生什么变化,出现月经和遗精应该怎么做,认识到这件事是自然美好的,引导他们以积极美好的心态迎接青春期到来。

性教育要做在先,不能等问题发生或者已经对孩子造成伤害时再弥补。

新京报:很多家长对于性教育还存在疑虑,你怎么看?

刘文利:有家长认为,孩子没必要这么小接受性教育。出现这样的观点正是源于对性教育的不了解,认为性教育就是讲性行为。其实,性教育是客观地告诉孩子,性是什么,让孩子了解性的积极意义,也让孩子知道性潜在的危险。通过在学校课堂上学习性知识,让学生意识到,性并非不可提及,可以在课堂上与老师讨论,与同学讨论,是可以公开讨论的一个话题。

近代中国文化中,性是不洁的、羞耻的、低级的、下流的、丑陋的、恶心的、只可以做不可以说的,更不用说在学校这样一个“神圣”的教育场所。连说出“阴茎”“阴道”这样科学的生殖器官名称都会被认为“大逆不道”。

性侵事件远比我们看到的多。孩子被打,爸爸妈妈一定会想方设法解决,甚至公开曝光,但孩子遭性侵时,不论父母还是校方却都不愿意让事情被更多人知道,甚至私下解决,最终牺牲的是孩子。

新京报:除了防范性侵风险,性教育还有什么作用?

刘文利:长期以来,公众对于性教育的认识仅停留在性交话题,认为性教育就是讲生孩子那点事。但其实我们的读本内容十分广泛。小学一至六年级,每个年级都有6个相同的单元,分别为家庭与朋友、生活与技能、性别与权利、身体发育、性与健康行为、性与生殖健康。

有些主题,会从一年级一直讲到六年级,内容不断深化,形成一个比较扎实的系统。比如在讲家庭关系时,一年级讲热爱家庭,二年级讲家庭是爱的港湾,三年级就会讲到结婚、离婚(很多孩子生长在单亲或离异家庭),四年级讲家庭成员的责任,五年级讲消除歧视,六年级便是认识婚姻(包括我国婚姻法相关规定)以及如何养育子女,让孩子认识到家庭的责任。

不像数学、语文等科目,完成题目就能体现出教育成效,性教育是一个细水长流、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很难在短时间内看到显著效果。

4月3日,北京市西城区156中学的初中性教育课堂上,八年级学生正在学习四单元“暴力与安全保障”主题一“保护隐私与身体完整性”。受访者供图

谈未来:

希望推动性教育进入基础教育课程体系

新京报:接受过性教育的孩子会有什么变化?

刘文利:我们每年都会访谈行知学校的学生。两周前,我们跟几位接受性教育课程的六年级孩子聊了聊。我们问,现在有些成年人觉得小学生不应该学性教育,不应该直白地讲生殖器官名称,你怎么看?孩子回答,“如果连生殖器官的科学词汇都不能说,那我们的医学要怎么发展和进步呀?科学知识为什么不能说呢,成年人没接受过性教育不知道,但不能不让我们学习啊。”我们欣然发现,接受过系统性教育的孩子,已经开始挑战成年人了。

一个上了六年性教育课的女孩对我们说,比她大三岁的朋友来月经了特别焦虑。她就告诉朋友,月经是正常现象,应该怎么应对。女孩特别自豪,尽管年龄比朋友小,但她学习的知识可以帮到对方。

我们已经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经过一年12个课时的系统学习后,儿童性健康知识得分提高,在结婚与离婚,宽容、接纳与尊重,认识自我与他人,学习协商,性别角色,电脑、网络与成长6个主题上的得分均比教育前有所提高,对青春期的身体发育、青春期性心理、生命周期与性、传染病的认识与预防等知识的了解也有所增加。

新京报:对于我国性教育的未来,你有何展望?

刘文利:2014年起,我们每年都会通过两会提案向政府建言献策,倡导把性教育纳入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此外,我们也注重加大性教育宣传和普及,开设了微信、微博,组建新媒体运营团队,不断澄清儿童性教育的各种误区,同时解答网友疑问。

比较遗憾的是,从我们性教育实验学校毕业的学生,到中学后,就不再继续接受性教育了。这样的结果是,学生学习性教育是断裂的。我特别希望,从幼儿园到高中,孩子能系统地完成性教育课。现在,我们正在初中进行试验,教学材料也已初步编制,计划未来五年,完成到高中阶段的所有性教育课程。

孩子们每天都要从环境中接受各种信息和刺激。性教育要利用好学校的阵地,学校正规渠道提供的信息更加系统、科学、有结构性,一定好过在性方面“自学成才”。性是一个人能够感知到自己存在的标志之一,人们对性的探索热情向来很高,如果执意抹杀、阻碍,人很难树立自尊自信,也难接纳和满意自己的身体和人际关系,进而难以与人建立亲密关系。

希望中国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基础教育阶段接受系统的性教育,这对于当代青少年健康,对于国家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新京报记者 马瑾倩 编辑 张畅

见习编辑 丁天 校对 刘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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