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先生的国学渊源,从一封罕见书信说起

原标题:王元化先生的国学渊源,从一封罕见书信说起

冰川思享号特约撰稿 | 吴琦幸

今人提到王元化先生之学术成就,常以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增补之后定稿为《文心雕龙讲疏》)和《文学沉思录》为代表。一为古典文论,一为现代文艺理论,两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决定性的贡献。尤其是《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书,开创了古代文论研究的中外艺术理论、古典和现代文论以及义理和考据训诂三个结合的杰出范例,成为新时期中国文论界的重要收获。

在1960年代初涉《文心雕龙》研究之前,王元化几乎没有接触过古代文论研究这门专业。在建国后他先是担任文化艺术和出版界的中层领导,1955年被打成胡风分子,受到整整一年零八个月的隔离审查,后开除公职,降级使用,此后都是以“贱民”的身份生存在困顿之中。

年轻的时候他几乎是全天候地从事地下党的文艺工作,并没有在大学中接受过系统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艺理论的训练,却能够在蒙难之时,潜心研究,从1960年到1964年的短短三年中撰述了后来成为他在古代文论学术界具影响的《文心雕龙创作论》。

▲《文心雕龙创作论》,王元化 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从1938年这位十八岁的高中肄业学生加入地下党,开始从事上海左翼文化界业余戏剧领域的革命工作,后也开始了一些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这种角色的转变反差很大。他究竟是如何从一个崇尚革命的青年学生,成为古代文论大家的?

我在成为他博士生的1986年到1989年期间,曾经问过他这个问题,他说了两个字“自学”。当我非常惊讶地感叹先生的天资和悟性之时,他又加上了一句:我有几位指导我自学的老师。其中教我国学的是汪公严先生。另外还有任善培先生教我中文,但我没有好好学。熊十力先生教我的是佛学,包括了魏晋玄学。这对我研究《文心雕龙》很有帮助,因为刘勰思想中的佛玄内容很多。但是熊十力先生的成唯识论等精义部分我只能说还没有进入。

1990年代后半期,王元化成为公众人物,他的著作不断重印重版,另外还出版了不少思想方面的著作。后来先生出版了《人物·书话·纪事》一书,送给我一本,其中就记录了跟任铭善和熊十力求学的过程。但是,却没有跟汪公严求学的事迹。

▲王元化(左)与吴琦幸在王宅书房,摄于1986年11月(作者供图)

我曾经在1988年为王元化先生执笔写过一篇小传《走自己的路——记王元化教授》,刊登于冯契教授主编的《五四反思——(1)时代与思潮》,基本上都是王元化先生口述,我们执笔而已。其中讲到这段历史时,没有讲到汪公严先生。文字如下:“抗战胜利之后,王元化到北平国立铁道学院担任讲师,向学生讲授《文心雕龙》。”

1999年由胡晓明执笔的《跨过的岁月——王元化画传》中,对这段历史增加了一段内容:

“为求深研,王元化更向汪公岩先生问学。汪公岩,字鸾翔,广西人,曾是广雅书院高才生,朱一新弟子。后来出入张之洞幕府。二十年代,汪老先生是元化父亲的同事,为清华中文系的教授。”

这部书也是一样,主要由王元化先生本人口述,但这里却有几个错误:

一,汪公岩的岩字,是误将繁体字严肃的嚴认作岩。

二,鸾翔是汪公严的名,公严才是字。

旧时文人为表尊重,不直呼其名,而以字称之。故王先生从一认识公严先生时就称其字。这个名字的错误居然在当时的王元化著作中均保留,甚至至今还有人在文章或著述中出此错误。直到2005年王元化得到汪公严的三子汪复强编的汪公严年谱后,才发现了这个重大的错误,此后的出版物才改成“汪鸾翔,字公严,又字鞏庵。”他专门于2006年1月6日补写了《记汪公严》一文,收入《王元化集》中。我们才得以获知汪公严先生给他授课的较为详细的资料。

▲1996年1月王元化(右)与吴琦幸在吴琦幸博士论文答辩会后(作者供图)

近几年来从我研究王元化的学术和思想的过程来看,汪公严先生不仅是他1946年底到1948年期间的老师,更是为他打通国学的考据训诂以及读通中国古代典籍包括《文心雕龙》《文赋》《楚辞》等的关键人物。

汪公严其时居住在北平,他与王元化的父亲王芳荃原是清华学校的同事,王芳荃任英语教师,汪公严则任国文教师。王元化到北平居住的原因是他担任《联合晚报》副刊《夕拾》主编。于1946年十月十三日撰写《谈丑》一文,差点惹上官司,地下党要求他转移。王元化便于十月下旬来到北京,在父亲任教的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担任兼职讲师,教授大一、大二基础国文。

从一个左翼文艺理论的年轻地下党工作者,到大学的国文教员,教古典文学、国文文法等正规的大学语文课程,对于他来说,这完全是一个新的挑战。他用的国文使用的是杨遇夫编著的《高等国文法》(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古典文学则使用自己编的教材。

受到五四全盘性的反传统思潮影响,王元化当时对传统文化包括古代文学虽有一定的了解,但是要当大学讲师,面对大学谈国学从《楚辞》《论语》到《文心雕龙》等,对于26岁的王元化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青少年时期他受到鲁迅的影响颇深,当时的五四人物在反传统思想中对古书激烈地否定。鲁迅在五四时期有一句名言:“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于是“不读或少读中国书”,对青年的影响很大,王元化也不例外。

孤岛时期,母亲曾请任銘善先生教他《庄子》、《说文解字》、《世说新语》。那时他并没有心思读,但是母亲叫他读,不得不读,但并没有入门,还受到任铭善先生的批评。在接受采访时,王元化说自己对古典的认识有一个曲折的过程。他原以为像鲁迅所说“中国古书滚他娘的,丢到茅厕里就算了。汪先生所涉及到的古书,王元化一窍不通。汪先生说:你不懂这些东西,没法懂中国文化。王元化这才转过头来,重新审视传统名著。”(李怀宇:《王元化:反思历史》原载《思想》第23期)

王元化自述那时“我几乎读不懂魏晋时代那种对仗式的骈体文字,更没有经书的一般知识。后来我对《诗经》、《易经》、《左传》等略有常识,完全由于先生的教导。”(《记汪公严》)面对大学生,要教中国古代文学名作,王元化突然觉得书到用时方恨少,勉力备课常常到夜里一点多钟。一些大学生觉得王元化的年龄跟他们差不多,不免轻视。王元化也很慌,讲课有点心里发抖,吃了很多苦头。他不得不埋首读书,加强自己的国学训练。于是,他的父亲王芳荃让他拜汪公严先生为师。

▲汪鸾翔先生摄于1948年(汪端伟供图)

王元化在文章中记载了当年向汪鸾翔先生求学第一天的情景:

一九四七年初,北平天气很冷,父亲和我雇了两辆洋车,到兵马司中横街九号去拜见汪先生。那是一条清洁的胡同,先生住宅有两扇红色大门。走进门洞,分东西两座大院,院内的花草树木很少,使人有些空旷寥落之感。东院北头有几间砖瓦平房,这就是先生的居所。室内烧着装有烟筒的煤炉,火势甚旺,火焰有时从炉门窜出来。公严先生身体瘦小,须发皓然,说话带着广西口音。他穿着一件古铜色的长袍,腰间系着一条蓝绸腰带,下面是双梁布底鞋。由于父亲早就向他说过我要来求教的事,所以见面后谈话很快就转入这个题目。我说出我的读书要求后,确定讲授内容分三方面:一是屈原《离骚》,二是《文心雕龙》,三是《文赋》。

自此,王元化才有机会系统地开始学习古代典籍。

汪鸾翔早年在广雅书院中从朱一新求学,广雅书院最早由梁鼎芬任山长,后朱一新掌山长,张之洞创办,其宗旨在于“博古通今,明习时务”,在学派中居于汉宋之间,对于古文献的解读讲究不墨守成规,要有创意。同时他自学西学,曾在湖北教授理化、博物课程十年,在北京、天津、保定教授理化、地理课程约十年。国学基础深厚,对西学也有较多了解。

▲汪鸾翔为至今还在采用的清华大学校歌的歌词作者(作者供图)

他也是至今还在采用的清华大学校歌的歌词作者。

王元化形容“先生授课,大多全凭记忆。有时身边也放着几本书,但很少查阅。……他对我讲授《离骚》时,全用古音,读来押韵。就我总的印象,汪先生讲授各书时,似不太重视前人的训诂考据。这大概是‘通人恶烦’吧。他的讲解往往有独到之见。比如讲解《文赋》‘虽离方而遁圆,期穷形以尽相’,即与何义门所释‘此言文章须有规矩方圆’不同。照先生的意思,离方者是离开方去说方,遁圆者是离开圆去说圆,否则以方说方,以圆说圆,就变成前人所讥的‘以弹说弹。’如果用这种方式去作文,那就叫作骂题了。这一说使我叹服,长久不能讲通的道理也就豁然贯通了。”

所谓的读古音,也即训诂声韵之学的基础。最重要的则是“先生讲授《文心雕龙》更使我终身受益。这部书虽仅四万余言,却是包括了史论评在内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倘非具有极渊博的知识是很难理解它的。” (同前)王元化在今后的困厄年代能够静下心来研究《文心雕龙》并成为一方的专家,与这个时期打下坚实的研究基础大有关系。

汪鸾翔的学问确实好,不仅是古典文献,即便是当代的西方理论著作,也多有浏览。王元化上课之余,定期去汪鸾翔的家中问学,“看到书架上有不少水沫书店刊印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中译本,那时,汪鸾翔已近八十岁了。……从广雅书院毕业出来后,汪鸾翔教授过自然科学,还作过溥仪的子弟的化学老师。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形成了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

这种浓厚的传统国学学风对王元化一生的治学风格颇有帮助,而汪鸾翔新旧学博通的风格,也启发了王元化在《文心雕龙创作论》写作中打通中西、博通新旧、横贯古今的研究方向。汪鸾翔对自己的学生评价颇高,1949年,汪鸾翔在回王芳荃信的底稿中有“元化文笔,条畅可喜,自可在文学界占一位置。”

▲汪鸾翔与孙辈的合影,后排最右为长孙汪端伟,摄于1945年(汪端伟供图)

王元化晚年说,他一生中的五个老师中,汪公严对他的帮助最大。那时候王元化跟着他是真正读了一点东西的,而且都是精读,可以说得汪公严真传。

不仅是书本的知识,汪鸾翔先生还让他品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北平的春天,文人墨客都有郊游的习惯,其中最常去的是宣武门外崇效寺。崇效寺始建于唐贞观元年(627年),历经五代、宋、元、明几个朝代,到清朝时已经开始衰败,唯有每年春季赏牡丹为一盛事。崇效寺又因藏有著名《青松红杏图》图卷而闻名遐迩。

明末,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与清军战于辽宁杏山及松山两役,终被清军所败,1642年投降于清军。洪承畴手下一将军不愿投降,遁离军队,后隐居河北盘山青沟寺,削发为僧,法号智朴。1644年清军入关,统治了华夏,智朴和尚为表达对那两场战役惨烈死去战友的怀念,绘制了一幅图卷以寄托。

据民国陈宗蕃《燕都丛考》记载,该图“一老僧凭松而立,苍枝蚪亘,红杏夹之,一沙弥手执一芝立其下”。其中青松、红杏隐指松山、杏山,以寓亡国之痛。此图后经辗转落户于京城崇效寺,从此成为崇效寺镇寺之宝。清代文学家王士祯首见图卷,深为震动,题写“青松红杏图”五字于图,由此得名。

王元化随父偕公严先生游崇效寺正是初春时节,藤萝花开满一架,而幽香更将静谧点深化浓……将一杯清茶细细地慢慢地饮,尘嚣皆去。又看了寺中所藏《青松红杏图》,见一松、一杏、一童,卷未附有清一代名家题跋,曾国藩所题七律,反用红杏满枝来颂扬满清,元化愤慨,作七绝讽刺:

“青松红杏两相持,公意渊深耐细思。权贵不解孤臣恨,千秋宝卷染瑕疵。”

(见王元化《人物·书话·纪事》第219页)

王元化很少作诗,见诸记载的共有四首,此是第一首。他虽未明言是受到汪公严先生的影响或指教而成。但是汪公严却是诗词大家,一生作诗词三千余首,经常写诗词送给王芳荃,他在诗词格律方面的造诣非常深。

将近两年的大学教书生涯和向汪公严问学的经历,给予王元化古典文论方面造诣以极大提高。此期间,王元化除了偶尔为上海的左翼刊物报章写写文章之外(包括前述《论香粉铺之类》),真正的时间都花在古代文学、《文心雕龙》和训诂小学的学问中。他按照汪公严要求的读书方法,沉潜往复,为读通《文心雕龙》下功夫。另外一方面又教学相长,大学教授古代文学的课,必须要实实在在接受比较系统的古代汉语的训练,这也提高了他在古代文学领域中的修养,这一切都为十二年之后转向古代文论研究奠下了基础。

1948年9月王元化应地下党之招回上海后,给汪鸾翔写了一信汇报自己的学业情况。汪鸾翔先生的长孙汪端伟提供了这封信的原件,今披露于下:

公严夫子大人 自离平来沪后,已近二载,未能亲聆教诲,思之常觉怆然!近得家父来信,云及夫子居处被籍没,藏书无存处,数十年之心血,恐将散亡于一旦。闻之更增悲思,感伤不已!
受业抵沪后,即入此间诚明文学院执教,后又转入展望杂志社担任编辑工作,社长为黄任之(炎培),时正值平津变色,长江吃紧,上海入于战争状态,汤(恩伯)毛(森)诸匪实行恐怖政策,白昼杀人已成司空见惯,凡我小民,略一不慎,出语疏忽,即有被捕之虞,甚至有谓八路电车误传八路军而遭扣押者,风声鹤唳,一夕数惊,此情此景,令人忘掉人间如遊地狱。
受业因编展望杂志,早受当局之侧目,故虽非狡兔,亦备三窟,做藏身之地。幸时时迁移,逃避有方,始告无虞。上海解放后,受业去时代出版社,担任编辑时代半月刊之职,已历半年。兹因琐事烦集,久疏问候。实感汗颜。然夫子谆谆善诱之形象,无时无刻,不在记忆之中,每一念及,辄欲执笔作书,但事杂心浮,屡屡中辍,此当向夫子大人告罪者!
受业于抗战胜利后,曾以拙作文艺论集付梓问世,唯赶印匆忙,粗陋不堪,现拟另觅书局再版,俟出书后,当奉赠,请夫子斧正。
近日上海久阴初晴,天气骤变,已不若数日前之温暖矣。室外寒风刺骨,入夜冷气逼人。遥望北京,谅更有冬意。不知夫子需要何物,请即示下,当托人带上(最近友人往来于京沪道上者甚夥,带物极为方便),乞万勿客气为荷。匆匆不尽一一 敬请
福安
受业
元化叩
十四日

▲王元化致汪鸾翔信部分影印件(汪端伟供图)

原信用时代出版社信笺书写,直排十五行一纸,共两纸。为王元化档案史料中所见唯一用文白相间书写的信。此信应该写于1949年底到1950年初。王元化于1948年秋从北京调回到上海,先在诚明文学院教书一学期(秋季班),到1949年一月,被派往《展望》杂志任主编。上海解放为1949年5月,王元化在此后“被姜椿芳同志找去编《时代》杂志。”中间经过了唐守愚不让转组织关系到《时代》社而拖延一段时间,到下半年正式进入《时代》。故此信应写于冬季,与他从北京到上海将近两年的时间相符。信末称“受业”,显见汪鸾翔先生在王元化心中崇高的老师地位。

吴琦幸简介:华东师大中文系博士、古籍研究所硕士。1989年4月获中美联合培养资格,赴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中美联合培养,1996年获哲学博士(Ph. D)学位。在美先后担任《国际日报》、《侨报》采访主任。1999年入圣塔莫妮卡学院现代语言文化系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现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研究中心教授。著有《文化语言新论》《王元化谈话录》等。《汉语大词典》主要编纂人。整理点校古籍《清河书画舫》等。在《文学遗产》、《文艺研究》、《学术月刊》、《文艺理论研究》、台湾《汉学研究》、《华东师大学报》等学术刊物发表古典文学、文艺理论等论文五十多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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