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家长疏忽而致儿童车内闷死,关于家长该不该担刑罚的思考

原标题:因家长疏忽而致儿童车内闷死,关于家长该不该担刑罚的思考

导读:素质和自觉从来不都是人性,自私和懒惰才是。如果仅仅依靠父母的自觉就能保护好年幼的孩子,还要未成年人保护法来干什么?正如规则的制定和严格执行能改变孩子的坏习惯一样,法律也能引导人的行为养成,最后使之成为素质或自觉。日本街道之所以能保持干净和整洁,单是靠日本人的素质和自觉吗?在日本,扔垃圾是违法的,可判5年监禁并罚款。

近日,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惊险的监控画面,一个小女孩在道路中间玩一个纸箱,并钻了进去,忽然一辆白色轿车行驶过来,并从纸箱上辗轧了过去。所幸最后女孩并无生命危险,不过,事件造成了她的胸部骨折。

事件最终判决是,因驾驶员疏于观察道路情况,被判负全责。然而,这个“全责”引起了激烈的讨论,焦点在于:难道女孩的监护人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显然,放任一个年幼的孩子独自一人在道路中间玩,监护人也算是失职。驾驶员的责任自然是无法逃脱,但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因为“疏忽”而担一点责也是应当的吧。

为此,我特意搜查过往的报道——因家长的疏忽而致孩子伤亡的事件,想了解在事件最终的判决中,家长为自己的“疏忽”都担了什么“责”,担责有多少。

  • 2015年6月27日,在湖南湘潭一小区,一男孩跟着父母外出,回来时在车上睡着,等家人发现异常时,孩子已经在车内死亡。
  • 2016年11月30日,义乌的一对夫妇一觉醒来,发现一个月大孩子没了呼吸。因孩子晚上睡觉时,头部、面部捂得太严实,“蒙被综合征”导致呼吸心跳停止。
  • 2017年2月27日,在天津市南开区大悦城商场内,一名父亲抱着两个孩子,其中一名孩子不慎坠落,父亲意图拉拽,又致另一名孩子也跟着坠落,最终两名儿童都从4楼坠落,不幸身亡。
  • 2018年8月5日,广西南宁一位母亲陪4岁的儿子在路上玩滑板车,还不时追到路中间给儿子喂食。男孩滑进路边停放的汽车中间,而母亲背过身往马路对面走。此时,男孩玩滑板车冲上马路被经过的一辆白车碾压。最终男孩不幸身亡。
  • 2018年8月5日,北京8岁双胞胎姐妹在青岛沙滩游玩不幸溺亡,当时妈妈在看手机和发朋友圈。

……

“因父母疏忽而致儿童死亡”,有入刑案例

在我查询了数十件因父母疏忽而致孩子死亡的事件中,极少能看到父母为此而承担刑事责任的,而当中的这个“极少”,就我查到的,仅有以下一件。

2015年7月19日,北京一位父亲杨某因为抱孩子太累,将女儿放在窗台上,父亲一只手扶着女儿的腋下,另一只手拿着一袋酸奶,吐了一口痰,没想到女儿从十几层的楼上摔下,当场死亡。事件经法院审理认为,这位父亲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应尽的监护责任,将年幼的女儿放置于很明显的危险环境之中,造成其年仅1岁多的女儿从几十米高空坠落致死,父女关系不能作为减轻杨某罪责的法定理由。认定其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

以上的“疏忽”事件大多发生在比较开放的环境下,而我在搜索的过程中发觉,在“车内”这种封闭的环境下,“儿童闷死”的事件也被报道过很多。

过去9年间,国内发生的这类因监护人疏忽而导致孩子在车内闷死的事件居然至少有30多起——是致孩子死亡的数量,而不是被锁车内的。而监护人大多都是父母,其次是教师或学校司机。

当中,因父母的“疏忽”而导致孩子被闷死车内的,我看到的最“严厉”的惩罚是“全责”。

2019年4月8日,4岁琪琪的妈妈来幼儿园接琪琪回家,结果发现琪琪当天根本没有上幼儿园。最后在自家小车后排座椅下面,发现已经全身发紫、没有了生命体征的琪琪。此时距离早上送孩子上学的时间,已经将近9小时。

琪琪爸爸称,4月8日早上8点多,他驾车载着孩子从家里出发。早上8时46分时,他接了个电话,还玩了会手机,然后就忘记了孩子还在车上。后来爸爸直接开车到了工作的地方,下车后就直接锁上了车门。

事情发生后,琪琪父母指责是幼儿园的过错,并要求赔偿。父亲认为如果园方当时在发现孩子没有到达幼儿园后,通知他们,他们就一定能够发现孩子,就能避免孩子的死亡……

警方最后判定父亲负事件的全责,而幼儿园出于人道主义给了琪琪父母3.2万元。

这里的“全责”指的是负民事责任的全责,意思就是,琪琪的父亲“赔偿自家”,这也就等于是一个不了了之的“责任”——当然,如果琪琪的父母因此离婚,母亲控诉她丈夫,这个“全责”才能起到实际的赔偿效果。

也就是说,对于因父母“疏忽”而致孩子闷死在车内的事件,父母为此承担刑事责任的,目前似乎并没有任何先例,有的只是不痛不痒的民事责任,而民事责任针对于这类事件本身,就是父母能够从相关责任方那里得到多少赔偿的问题,这完全起不到震慑、防止和减少此类——因父母“疏忽”而致死孩子的事件再次发生的作用。

何况,相当一部分此类事件,父母还连民事责任都无需承担。

同样是因疏忽而让孩子闷死在车内的情况,如果过错方是幼儿园一方呢,最后的判罚又是怎样的情况?

从这些数据来看,过错方如果是教师或者司机(非家庭成员),基本无一例外都会被判负刑事责任。同样是致人死亡,为何对家庭成员与非家庭成员惩罚会有如此差距?这是表明了相关法律的不公正还是人情味?儿童到底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格存在还是属于家长的“财产”?

国外如何处理类似事件

  • 2007年,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亲——巴尔弗将9个月大的儿子留在酷热的车厢中,致其中暑死亡。巴尔弗最初面对二级谋杀罪名的指控。但是后来陪审团宣判她无罪,此后她就一直致力于教育其他家长避免此类致命失误。
  • 2016年9月,在美国密西西比州,29岁女警巴克(Cassie Barker)将年仅3岁的女儿反锁在巡逻车内长达4小时,导致女儿遭活活热死,而她当时竟然正在和主管享受鱼水之欢。最终,巴克遭判处20年有期徒刑。

  • 加拿大两岁男童休斯肯(Maximus Huyskens)因为被外祖母独立留在汽车车厢内,导致中暑死亡。警方对休斯肯的外祖母——51岁的麦克当娜(Leslie MacDonald)控以刑事疏忽导致他人死亡,以及未有对生命提供基本保护两项罪名。
  • 2018年6月,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一位父亲因为忘记将6个月大的女儿送去托儿所,不知其女儿仍在汽车后座上,而导致女儿在车内中暑死亡,这位父亲最初被指控误杀罪名。

在国外,因“疏忽”而将孩子放置在车内,哪怕最终孩子没事,父母也可能会面临刑罚或者被剥夺对孩子的监护权。

美国自1998年以来,对遗忘孩子在车内致死的当事人提起公诉的,虽然只占约一半,但在已判决的案子中,81%的案例认定责任人有罪,一半案件的当事人被判监禁,监禁时间平均是2年。如果是保姆(教师)的责任,84%被起诉,其中96%被判有罪。

如此看来,国外的法律也和中国的一样,会有一定的“人情”在,但此类事件中关于家族成员与非家族成员的判决数据对比,并不没有我国有如此大的差距——在因家长疏忽而致孩子闷死在车内的事件中,我国对家长判处刑罚的案件似乎为零。

此外,相比于美国的“一半的公诉”率,我国对于此类情况从情理的角度出发,却似乎更偏向于不提出公诉。作者个人认为,提出公诉然后深入调查,最后向公众公布调查结果(不论父母有没有被刑罚),这样更有利于事件发生后给其他家庭一个警惕或震慑,以此防止更多的“疏忽”对孩子造成伤害。

然而,国内外这类数据的“反差”却是与其各自的法律定制有关。

国外的虐待儿童保护法

美国:疏于照顾孩子会丧失监护权

美国各州法律不同,但都要求父母不得让特定年龄以下的孩子独处。纽约州规定,如果12岁以下的孩子独自留在家里或其他地方无人看管,那么一旦被报警,孩子就会被相关社会福利机构带走,父母还会被起诉“危害孩子安全罪”。

美国法律规定的保护儿童不受虐待和忽略,具体来说,就是要确保父母或法律监护人照顾孩子的过程中,不给儿童造成身体或精神上的伤害。学校老师、社会工作者或医生如果发现儿童受到虐待的可疑情况,必须向有关机构报告,否则也有可能受到轻罪指控。

美国法律上明确儿童虐待行为包括四个方面:精神、情绪上的虐待,肉体上的虐待(打孩子是最明显的例子),对儿童照料上的忽视和性骚扰、性侵害。

加拿大:疏于照顾儿童都属于虐待儿童

加拿大不仅有联邦法律,管辖并保护着各省和各地区的儿童,还有在各省有不同的儿童保护法。如果儿童受到故意伤害,或是家长或看护人未能保护儿童,即称为虐待儿童。在加拿大,虐待儿童是触犯法律的行为,身体、心理上的虐待,性虐待,甚至是疏于照顾儿童都属于虐待儿童的行为。

日本:定义明确和内容细化

在日本,“儿童虐待”这个词定义非常明确。按日本的厚生劳动省规定,儿童虐待主要包括4类:身体虐待(剧烈摇晃婴儿、殴打孩子等)、性虐待(性侵、威胁、让孩子亲眼目睹性行为等)、放置不管(不给孩子食物、把孩子单独锁在车里等)、心理虐待(无视、威胁、对其它子女过度偏心、让孩子看到家暴等)。

日本的儿童虐待防止法第6条规定,当人们发现有人虐待儿童时,有义务报告给当地政府、儿童咨询所。从2015年起,儿童咨询所的拨打电话统一为“189”。

以上总结为以下三点:

在我国,“疏忽”并不被当作虐待儿童

我国《宪法》、《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等均有禁止虐待儿童的规定。但目前尚没有独立的虐待儿童罪的罪名(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常务理事姚建龙说)。

虽然没有独立的虐待儿童罪,但有刑法中有虐待罪。

刑法第二百六十条关于虐待罪的规定是: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修正案(九)第十九条规定:“在刑法第二百六十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六十条之一:‘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有第一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在此修订之前(2015年之前),幼儿园的虐待儿童事件中,当时竟找不到刑事罪名入罪虐待儿童的幼师,可见这项修订的重要性。

我个人理解的是,这里的虐待罪是具有“普适性”的条文,也就是说,只要是中国公民,就适用,其并不是特定针对保护儿童而设定的。如果是为“虐待儿童”专设的独立法案,其中细节和定义必定会更加具体和有针对性。

这就好比是私家车的普通座位和儿童座椅的区别,普通座位的安全带可以给儿童提供一定的保护功能,但儿童座椅却能更有针对性地给儿童提供最合适的保护。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国,疏忽照顾儿童的行为不被视为虐待儿童,因为从一开始虐待罪就不是针对儿童而独立制定的——总不能说疏忽照顾一个正常健康的成年人,会被认为是虐待他吧?

当下的中国法律,在面对因家长疏忽照顾而致孩子伤亡的案件时,也只能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过失致人死亡、虐待罪、遗弃罪等其他相关罪名。 而对于因家长疏忽而致儿童闷死在车内的事件,或许只有“过失致人死亡”这一罪名可以对其入刑了。

然而,似乎并没有家长因为疏忽将孩子闷死在车内而被判处“过失致人死亡”的罪名,为何?

过失致人死亡罪——应当预见的危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过失致人死亡的,应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过失致人死亡罪必须是过失,即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他人死亡的危害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他人死亡的危害结果。

这罪名的前提是“应当预见”,然而就是前面所说的,过失致人死亡罪也是“普适性”的,人们大概率不会预见一个人留在车里就会被闷死的这个结果,特别是当时那人还在同时兼顾另外一件事的时候,就更会遗忘,而这种遗忘,就好比回了家之后,才发现出门忘带钥匙了,而当初出门的时候,根本就不会预见现在的自己会被挡在门外。

新疆曾有一个案子,孩子因母亲的疏忽而被闷死在车中,最后母亲被判无罪。法院的理由是:“王女士是孩子的母亲,将孩子独自放在车内而发生孩子窒息死亡的情况应属意外事件,王女士本身没有主观恶意,她不掌握汽车停驶后继续使用空调会让汽车发动机怠速空转,造成燃油燃烧不充分,导致车内一氧化碳浓度提高而致人死亡的专业知识,对造成孩子死亡的严重后果无法预见,不存在过失。”

但是,如果这个案例中母亲曾经看过类似孩子被闷死在车内的案例呢?那么就算她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她或许也可以应当预见那样的结果。

我认为儿童和封闭的车内这样的特定情景,“过失致人死亡罪”要被应用起来,确实有些“蹩脚”——总的来说就是针对这种特定情景,其定义显得不够明确,“应当预见”具有不确定性,这是我的个人观点之一。

法律的定制和执行需要形成“生态”

到这里,也许有人说,“这不简单吗,把针对儿童相关的这类型条文补充上去不就行了”,但我认为关于“疏忽而致孩子闷死在车内”的这条就算被补充上去,其可操作性也应该不会很强,反而可能引发更多难搞的新问题。

法律应该要形成自己的生态,才能发挥好作用。

这就好比,华为想要做自己的手机系统是一件很简单事情,但就是难在围绕这个系统建立一个生态,没有这个生态,这个手机系统做出来也没有多少意义——当时微软的windows手机系统也是因为缺乏生态的搭建而不了了之。

“虐待儿童保护法”就相当于一个“系统”,而类似于日本的儿童相谈所、福利事务所、儿童咨询所、“防止虐待儿童月”或者美国的儿童保护中心CPS、儿童福利局等各种职责明确的机构和辅助、宣传等形式就是其“生态”的节点,这些节点功能的发挥又依靠系统的细致条文指令(甚至倒逼系统去完善更多细节)。

所以系统里的内容必须要具体和明确,否则这个生态会变得混乱,无法带来实际的效益,甚至反而可能引发更多问题。

广东省妇联权益部维权律师王飙尘说,父母亲的监护权被剥夺后,一系列问题因此而来:孩子应该跟谁生活?如果由其他亲属接手,如何保证能妥善养育至18岁?父母亲又是否要付赡养费?将来的亲子关系如何界定?这些空白都需要法律的配套跟进。如果将孩子推给社会抚养,现实的问题是,政府福利机构因资源所限,现仅接受孤儿,而民间公益机构一无法律授权,二不受法律保护,其经济与教养资源的持续能力也没有保障。

这就是我理解的,“为什么当下分散在各项法规里和虐待儿童有关的条文,其无法很好地保障到——因家长‘疏忽’而伤害到的孩子”的原因,因为当中相关的定义不清晰或不能很好“兼容”于儿童,并且也没有搭建出一个好的“生态”,以致于虽然有法可依,但最终可操作性却不强。

房子的结构固然重要,但能让房子的居住质量最大化的,是房子周边的配套。法律的有效实施也是需要配套来跟进的。

被虐儿童该如何自诉

美国的儿童保护法之所以能有“底气”去收回虐待儿童父母的监护权,是因为它有可以对家庭评估风险的儿童福利局、完善的寄养机制和儿童保护服务等强力“配套”所支撑。

我国也有相关保护儿童的组织,但是大多好像都不是针对儿童而设的,又或者对儿童的保护职责不明。

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1条的规定,被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遗弃、虐待的未成年人,有权向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共青团、妇联、未成年人保护组织或者学校、居委会、村委会请求保护。被请求的上述部门和组织都应当接受,根据情况需要采取救助措施的,应当先采取救助措施。

先不说儿童有没有意识去以上的组织请求保护了,就算是邻居去请求,恐怕也会被人认为多管闲事(法律上并没有赋予邻居举报虐待儿童的强制性义务)。况且,如果是监护人虐待儿童,如果没有别的监护人了,并且也没有对儿童身体上造成太严重的伤害(精神伤害呢),多半是把监护人批评教育改造一顿,又把孩子送还到这些监护人身边。

另外,虐待罪属于自诉案件——不说不受理,如果是监护人虐待儿童,儿童又没有能力或意识自诉,其受伤程度又不严重到可以被公诉的地步,并且邻居又没有被赋予举报虐待儿童的强制性义务……这真是一个死循环。

于法,针对监护人虐待儿童的保护条文并不完善,使得监护人虐待儿童的违法成本更低,有恃无恐;于情,自私和懒惰的人性难以维持自觉,使得监护人照顾儿童总抱有侥幸心理,疏忽大意。

据几年前的相关统计,中国每年近1000万个孩子受到意外伤害,其中重伤及残疾者超过100万,死亡儿童达10万,平均每天死亡270余名。在这些伤害事件中,大多数与监护人的疏忽失职有关。

由此看来,我国真的需要制定独立的虐待儿童保护法,并且还需完善好相关配套,以此形成保护儿童的生态。

孩子被闷死车内,疏忽的家长该不该入刑

在“因家长疏忽而致孩子死亡”的这类事件中,对于家中到底要不要承担刑责,一开始我或许更偏向于感性——和多数人的想法差不多:“家长又不是故意的,家长也很难过内疚”、“你们就不要再说他们了,他们已经很难过了,不要再对他们造成二次伤害”、“他们不应该被判刑吧,又不是故意的”……

然而,当这类事件一次又一次地呈现时,我不得不思考:

  • 依靠家长所谓的自觉是否真能更好保护到孩子;
  • 为何也有同样多的人希望那样的父母被判刑;
  • 如何才能更好地防止或减少这类事件的发生。

正因为有以上几点的疑问,才有了这篇文章。

总的来说,“因家长疏忽而致孩子死亡”事件之所以频发,是因为事件每次发生后,相关的法律对此类事件所表达出来的态度,并没能给到公众一个透明的交代,同时也没有任何震慑效果。

当然,震慑的效果不在于是否一定要判刑,而是让人知道有一定的获刑概率,但从“家长疏忽致孩子闷死”的案件中,让人看不到家长获刑的概率——似乎连被公诉的概率都难以看到。

这是否也能从侧面证实了当下的“过失致人死亡”罪——对于“家长疏忽致孩子闷死”这类案件其实并不怎么适用呢?

所以很多人对“相关法律”产生疑惑,将自身的这种疑惑夹带一些情绪,对当事人或网络发泄出来:明明是因他的过失而害了自己孩子,为什么他不被判刑?——这原本就是法律应该给出的答案,但是实际似乎并未做好,以致于引发公众到处寻找答案。

疏忽致儿童闷死在车内的监护人是否应该被判刑?我不知道,这个是法律应该做的事,包括“加害者”是故意还是疏忽,这也是应该交给法律去判断。而法律也应该利用已经发生的过错去预防或减少更多类似的过错发生,这是其被制定的社会意义之一。

“恐惧”的自觉

其实,我在鼓励完善制定相关法律的同时,我也在恐惧。恐惧有一天,要是因为我的疏忽而伤害到了孩子,完善以后的法律如果不偏重“情面”,让我承担刑罚,那该如何是好?明明孩子的事已经足够让自己很痛苦了。

然而,这种“恐惧”的存在,不正是提醒着我在照顾孩子的时候,应该更加谨慎和细心吗?一想到孩子有可能因为我的疏忽而被闷死,然后我也有概率被刑罚,想必当时的我也会不由自主地警觉起来。

当所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低,甚至是零责任时,那么在家长照顾孩子时,其侥幸的心理就会占上风,而侥幸就是对孩子安全的疏忽。只有用压力和敬畏之心去取代侥幸的心理,才能给到孩子更周全的安全保障。

当然,空有详细条文,而缺乏相应完善的配套来配合发展形成一个生态,就算让监护人照顾孩子的行为达到了“恐惧”的自觉,那最终也只能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也许这就是“因父母疏忽而致孩子闷死车里”的这类事件总没有父母因此而被判刑的原因吧。虐待儿童保护法的完善,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任重而道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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