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大学姐分享 : “读大学”绝不等于“混日子”

原标题:城大学姐分享 : “读大学”绝不等于“混日子”

曾听很多朋友说,他们的大学生活可以用“混日子”来形容,这并不代表所有的大学生都跟他们一样,但我想以自己的经历告诉那些正准备去香港“混大学”的同学,香港的大学生活紧张而充实,绝对不好混。

■求学城大的“浅规则”

由于香港沿袭了英联邦的教育体制,本科毕业于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的我,决定申请香港城市大学的研究生。因为读研决定下得晚,从查资料,选学校,选专业到找住宿,买机票等等琐碎事我都一手包办了,虽说有些匆忙,但前前后后两个月就收到了城大创意媒体学院媒体文化专业的录取通知书。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寸土寸金,求学城大最麻烦的是解决住宿的问题。学校刚好位于富人区九龙塘,学校的宿舍早就被定光,无奈我只得费尽心思地寻找需要合租公寓的校友。

为了让学校资源有效利用,避免高峰拥挤,学校鼓励学生预约。在我需要打印课件时,就得先在网上填一个简单的电脑预约表,如果不预约就跑去打印,很容易因为没有电脑而白跑一趟。当然,预约不意味着霸占,一般预约使用某项设施的时间为一小时,如果预约的设施持续未使用的时间过长,电脑就会默认使用完毕。学校的综合运动馆中有羽毛球馆、乒乓球馆、壁球馆,图书馆有阅览室和计算机房,但也通通需要预约,在城大学习,我真切地体会到“预约”无处不在。

在城大的网络上,每个人都有一个以学号命名的邮箱,每天查看邮箱也成为我的必备功课。除了学校的所有活动通知,教授有紧急通知和任务也用邮件,这也是我和教授最便捷的沟通方式。城大的信息化网络,使我懂得了信息处理能力对提高学习效率的重要。

■走进城大课堂

城大是全英语授课的大学,这里既有来自美洲和欧洲的教授,也有来自内地和香港的教授。我的英语本来还不错,也具备一定的新闻传媒专业基础,在课堂上就很容易进入角色,但面对许多全新的课题,从不敢奢望能侥幸过关。无论本科还是研究生课程,每学期每一门课在不同的阶段都会有论文、考试和作业,单项成绩加起来的平均成绩才是最后成绩。由于“媒体中的激进主义”是一门很新的学科,相关学术资料很少,我以前也从没接触过类似的课程,再加上老师的论点新颖又深奥,常常听得我一头雾水,于是第一篇论文只勉强得了C,这着实给我了狠狠一击,因为在接下来的几个论文,我必须得到B以上才能拉高总平均成绩,毕竟毕业成绩单上体现的也是它。于是,每当发了论文题目,我可不敢再把它撂在一边,等到快截止前才开始准备,而是早早就往图书馆里钻,遇到问题也向老师刨根问底,本来一心只想着拉高平均成绩,却没想到居然拿下了全班最高分A-。

学校还特别重视培养我们的批判性思维、逻辑思维和创新思维。课上,老师会针对同一个问题引出各种学术的声音,同时抛出各种开放性的问题,但不会告诉我们那些所谓的“正确答案”,让我们以批判性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对于这点,的确启发了我更多的思考,让我的思维更加灵活。老师把大部分的时间留给我们自学,培养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照本宣科不是获得好成绩的途径,课后,我常常泡在图书馆搜索资料,以此拓宽学术理论知识和获得更多的学术支持。虽然每篇论文磕磕碰碰写得相当辛苦,修修改改十几遍是常有的事,遇到思维堵塞时甚至还得连续好几天熬夜赶出来,不过最终的成绩还是比较令人满意,毕竟下过苦功夫是会得到相应回报的。

想要取得好成绩,不是单枪匹马就能成功,几乎所有课程都有小组作业,其中要求最高,也最令我紧张的是演讲。小组演讲追求的是团队合作,即便你的个人能力超乎寻常,但其他同学水平相差很大,那也是徒劳无功。有的小组演讲是两人一组,有的则需要三四人一组。两人一组比较得心应手,和同学商商量量分工行动,再仔细排练,也拿下过几个好成绩,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但是3人以上的演讲,除了要协调每位同学的时间,还要按照他们的意愿分工,人多了,每个人各自准备各自的内容,很少有时间凑在一起分享,有的甚至不闻不问,各自分工后就直接上了演讲台,结果可想而知,这样的准备自然是拉低成绩的罪魁祸首。由于同学们的口语水平参差不齐,在问答环节常常出现词不达意的窘境,这也是令整个演讲大大扣分的环节。所以每当有小组演讲,我都会尽量选择搭档过的同学,这样相互配合起来更有默契一些。

■城大师与生

城大的讲台上有很多优秀的老师,他们的授课方式普遍很活泼。就拿来自美国的教授来说,他上课常常手舞足蹈,风趣幽默,就像脱口秀般的魔力,现场感十足,几乎他的所有课程都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来自内地的女老师则总是微笑以对,丝毫没有教授的架子,课间休息还和同学用粤语、国语聊得热火朝天。

和我同专业的内地同学占了整个专业的2/3,香港本地同学只占了1/3,教室更像是内地学生的主场,最后排或角落反倒成了香港同学的专属,无奈失去了许多接触他们的机会。不过,课堂上最活跃的还是香港同学,不仅因为他们的英文口语优于内地同学,他们更善于向老师提问,出口便是让台下一席人受益匪浅的学术问题,这一点也让我很钦佩。香港大学生的考试成绩虽然不如内地“状元”,但他们的社团活动之活跃,参与学校活动和香港社会之深入,让人望尘莫及,何奈我的研究生课程只有短短一年,加之当时心不在此,错失了很多丰富社会经验和融入香港社会的机会,对此非常遗憾。

比起香港同学,内地同学之间也存在距离感。他们当中不乏来自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的高材生,也有获奖无数、口才出众的才子才女,虽说都来自内地,但大家普遍缺少集体感,平时各听各的课,下课各奔东西,交流甚少,一学年下来有的甚至连名字都叫不出,但这当中也有一些人无形中组成了自己的小团体。如今大家各奔东西,有的在香港的新闻社任职记者,每天奔波在路上;有的重操本科专业,从事起金融行业;有的去凤凰卫视做了编导,过着昼夜颠倒的日子;有的在香港政府附属机构,时刻处于紧绷状态……虽说大家在微博上互相关注,实际却形同陌路,连逢场作戏的嘘寒问暖都少之又少。

毕业后,同学规劝我留在香港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我坚持选择回内地在杂志社工作,除了因为这里有至亲至爱的家人和朋友,也希望回归原点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而如今的媒体文化专业依旧热门,看着前赴后继赴港求学的师弟妹们,就如同看到当年自己“港漂”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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