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法定婚龄,不是婚龄可选项,也可能是强制项

原标题:降低法定婚龄,不是婚龄可选项,也可能是强制项

似乎每一年都有关于“降低法定结婚年龄”的提案,今年也不例外。6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苏军呼吁降低法定婚龄,将法定结婚年龄调整至男女均为18岁,而在今年8月初,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丽萍在光明日报上也发表了一篇关于我国应当降低法定结婚年龄(认为法定结婚年龄应调整为男20岁,女18岁)的文章,文章观点“继承”了张苏军等委员的观点,并另外增添了逻辑不通的依据来加强支撑。

学者王丽萍这一文章发表,再经媒体分发,立刻成为网络热点,引发舆论,据新浪微博官方发起的投票情况来看,仅仅一天半时间,有超过30多万人参与投票,其中支持、反对、视情况而定三者的比例暂时为1:6:1。但从评论上看,网民基本是一片倒向“反对”的阵列。

为何大多数人都不赞成“降低法定婚龄”?

从网友的评论中得知,反对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关于第1点,不合理。18岁的少女在生理方面或许勉强能算发育成熟,但说到心理上成熟,我还是不敢苟同的,我认为心理上的成熟,很大程度上与社会的阅历相关,而18岁这个年龄的大部分人,还在读高中,而中国的高中教育氛围中,学生大部分焦点都在于学习或考试,说心理上成熟也是不全面的,毕竟社会阅历就那么点,这个阶段的学生,可能会解答数学难题,让他们去面对婚姻,思想层面还是嫩了点。不过,对于那些从小就辍学(或没读书)出来面对社会的孩子,这又不一样。

从另一方面,如果18岁需要结婚,总不能耍流氓,不先谈一场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就结婚吧?也即是说,女方在18岁最好要谈一场恋爱——学校禁止早恋,没戏。所以,这就等同于,如果18岁要结婚,就是要是为了结婚而结婚——冲动结婚。

“在确定婚姻年龄时,应当尊重人的自然成长规律和生理、心理发展规律,考虑男女不同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一般而言,女性在18岁左右、男性在20岁左右,身体发育基本成熟,并能够理解婚姻的社会意义和法律意义。”

比较讽刺的是,这话来源于学者王丽萍关于“降低法定婚龄”的原文,她认为女性在18岁左右和男性在20岁左右,就能够理解婚姻的社会意义和法律意义,而这恰恰是众多网友都不能认同的。

关于第2点,无用论。这看起来像是网友在“抬杠”,说法定婚龄怎么说到去未成年刑责的问题上去了?不止呢,还有说儿童虐待的、家暴的、离婚的、婚姻冷静期等等——这一点看似与法定婚龄无关,但其实最能体现民意。

言外之意是,“还有更重要的社会问题你都没去考虑怎么立法解决,你偏偏要提这种最无关紧要的提案?你什么学者啊!”

一段“不成熟”的婚姻,更容易引发各种家庭问题:未成年犯罪、家暴、儿童虐待、离婚……而这些问题中,每一个都可以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大问题,这些问题就算是现在的法律也无法很好地保障到受害方的权益。关于这点,将会在后面详细讨论。

“降低法定结婚年龄”,学者的依据是什么?

从学者王丽萍的原文中,其论点是“在我国当前发展情形下,男22周岁、女20周岁的法定婚龄已不适应我国国情,应当适当降低”。而依据主要有以下四点(部分摘要):

一、我国法定结婚年龄是各国中中最高的。世界各国基于其自身国情,规定了不同的法定婚龄。如,丹麦、波兰、美国一些州规定为男21岁,女18岁;瑞士、越南规定为男20岁、女18岁;德国、俄罗斯、新加坡规定男女均为18岁;日本、罗马尼亚、巴基斯坦规定为男18岁、女16岁。
二、我国目前人口政策需要降低法定年龄。现行法定结婚年龄及鼓励晚婚晚育的规定,主要服务于之前计划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过快激增,缓解社会压力;但是“十二五”以来我国人口总量增长率放缓,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明显减少,社会老龄化程度加剧,群众生育意愿发生了重大转变。从2016年“全面二孩”的开放,意味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由以控制数量为主转向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在此历史背景下,适当降低法定婚龄成为可供选项。
三、降低法定婚龄,有利于改变目前初婚初育年龄偏高的现象。第三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平均初婚年龄已从1982年的23.70岁提升至2010年的25.97岁。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从1990年至2017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从21.4岁提高到25.7岁,平均初育年龄也从23.4岁提高到了26.8岁。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的逐年提高,与我国婚姻法中的高法定婚龄和“晚婚晚育应予鼓励”的规定有直接关系。因此,改变偏高的法定婚龄,取消法律中关于鼓励晚婚晚育的规定成为当务之急。
四、现实生活中,存在男女双方因未达法定婚龄、不能办理结婚登记而同居生活、生育子女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我国一些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也常常引发纠纷甚至恶性事件。适当降低法定婚龄有利于这部分人缔结受法律保护的婚姻关系,也有利于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

简单总结如下:

明显的,关于第3点,这并不能成为依据,因为实际结婚平均年龄和初育平均年龄是逐年升高的,如果要依这“国情”来,应该是提高法定婚龄而不是降低。另一方面,删除“晚婚晚育”法律条文只是王丽萍认为可以响应降低法定婚龄的手段而已,而并不是依据,逻辑性不对。

当然,我并不认同“晚婚晚育”是实际结婚和初育平均年龄逐年升高的直接原因,家庭经济和教育成本才更为直接。

降低法定婚龄如若单独落实,会有怎样的效果?

有些支持此提案或者觉得无所谓的人会认为,“无法法定结婚年龄调多低都没关系,反正我又不会那么早结婚”,就像学者王丽萍在文末中打的“圆场”一样:“法定婚龄是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结婚的年龄,不是当事人必须结婚的年龄,更不是当事人最适宜结婚的年龄;是否结婚由当事人视具体情况而定。”

然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降低法定婚龄确实能够提升我国的人口出生率。

很多人认为,降低法定年龄不过是马后炮,该未婚先孕的依旧未婚先孕,计划晚婚晚育的依旧会“依计行事”,这不过是扩大了一个结婚范围而已。然而,你有没有想过,这项提案的人群定位,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些“思想成熟”的人群——这群人考虑到了经济条件和教育成本,对于结婚和生儿育女都会有自己的考量和计划,肯定不会因为你这一项提案而赶紧结婚的。

但是,不要紧,那些年纪尚轻、少不更事的才更好“诱惑”,通过变相鼓励这一部分“阅历不多”的人先把婚给结了(免得他们以后考量的东西太多而产生变数),然后顺其自然就能增加生育的几率和频率,可以先借了婚再慢慢完善心理的成熟和“养成”对家庭责任,这只是过程变换了一下位置而已,但出生率却提高了不少。

另一方面,可不要小看了父母的催婚能力,特别是那些重男轻女的、思想不开化的家庭。

将法定结婚年龄提早——是为催婚助攻的,原本20岁就催婚的,现在18岁就可以催了(多出了两年催婚时间),催完婚了顺理成章就是催生,也就是变相让孩子提早出生了,生完一胎后,就算让母亲休养几年也还是30岁未满,可以顺应国家二胎政策,继续再催二胎生育。

如此一来,36岁就做姥姥,不成问题。

再来看看那些选择晚婚晚育的,30岁结婚生小孩,休养几年,要么觉得身体恢复不如从前了,要么从经济考量觉得二胎承担不起,越来越多的人会因此而不选择再生二胎。如此一对比,是否觉得“降低法定婚龄”是一个比较“心机”的提案?

它甚至都无需设置其他配套措施去鼓励你,而是利用伦理亲情去“情感挟持”你去完成早婚早育的任务。有多少女性在面对自己敬爱的母亲对自己叨叨絮絮地催婚时,会选择坚持自己的计划或立场的?能坚持一年、两年、还是四年?经历过父母长年月累催促的人,想必能感受得到那种心理压力。

况且,遇到思想不开化的父母,甚至对于女儿未必就是苦口婆心地“催”,而是“命令”。也许提案单独实施以后,类似于高中就让女儿辍学嫁人生孩子的事件也会变得司空见惯吧——对于那些经济不大好的家庭来说。

降低法定婚龄,会放大哪些社会问题?

不可否认,降低法定结婚年龄从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提升人口出生率,同时,这对于那些差两岁就能够得着结婚的情侣,降低法定结婚年龄后,他们也可以合法结婚,提早受到婚姻法的保护。

然而,我认为目前并不是通过这提案的时机,又或者说,单独降低法定结婚年龄弊大于利,甚至因其引发的问题比其本身带来的表面优点要大和多。就如上文所说的“无用论”,儿童虐待、家暴等家庭内部问题都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就去让更多“未成熟”的家庭提早组建起来,这有些本末倒置。

2017年7月份,在江苏宿迁的一个商场里,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虐待儿童事件,女孩想花10元给弟弟买零食,结果却遭到到来的父亲一顿毒打,从监控的画面看到该父亲将女儿的单腿领起来猛摔在地,随后用拖把一顿狂揍,最后在众人对男子的劝阻下,女孩才得以脱身——一拐一拐地离开,而在一旁目睹父亲整个施暴过程的弟弟,因为害怕,早就把姐姐给买的零食放在地上,吓得不敢拿起来。

该施暴的男子和妻子已离婚,孩子判给了男方抚养,但是男方平时脾气暴躁,经常打孩子。

事件通过网络发酵后,警方依法对男子拘留了数天,没有然后。

面对这样的虐待儿童事件,在还没有很完善能保障好孩子权益的“环境”中,却通过降低法定婚龄让更多“未成熟”的家庭提早组建,这或许就是一个“坑”。

这样子的“降低法定婚龄”就像是建造房子,里面搭好的地基存在很多问题还未找到解决方案,却急着往外面添砖加瓦,虽然房子建造起来后,看起来齐刷刷一片十分和谐美观,但总有一天,这整一片房子都会因为地基的问题而变成危楼,到时候将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去修复,但更多的已经无法修复,然而,人却还是迫于无奈继续住在里面。

也许有人又会回头强调,“降低法定婚龄不过是增加了一个可选项而已,也可以不在18岁、19岁结婚的啊,等到你觉得合适了再结也未迟吧”,但是,正如上文我所描述的观点:这一个提案其定位的群体并不是那些拥有“自由意志”的人,更多的是针对那些“懵懂的”、“身不由己的”或“被迫的”人群,而这部分人群要么教育水平低、要么家庭经济不好、又或者是受到父母传统思想观念所影响。

这里就说一下那些18岁左右未婚先孕的母亲,如果要给孩子上户,可能遇到的难题。

未婚先孕的母亲,要给孩子上户,可以有两个选择:

目前,女方如果是18岁未婚先孕,因为还未及法定婚龄(目前规定是20岁),是领不了结婚证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想孩子将来出生后能够上户口,就只有缴纳社会抚养费一条路可走。但如果降低女方法定婚龄至18岁后,就可以赶在孩子出生之前领取结婚证,等到孩子出生后就可以上户了,而无需缴纳社会抚养费——以前叫“计划生育罚款”,现在名字变好听了,但性质没变。

如此看来,降低女方法定婚龄到18岁是好事了,起码能解决这一个年龄段意外怀孕的女孩将来给孩子上户的问题——这也是部分人支持这一提案的原因。

然而在我看来,“降低法定婚龄”只是试图去解决一个问题,却制造出了更多问题,甚至于,它对于孩子上户的问题的解决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女子被意外怀孕后,如果想孩子以后能上户,就必须要和孩子的父亲结婚,如果孩子的父亲是一个混蛋,女方不想和他结婚,那么就只能缴纳社会抚养费了,如果连社会抚养费都给不起……她还能有什么选择——堕胎或者将就结婚。

从这个情景就可以看出问题,未婚生育第一胎,居然还可能会被罚缴社会抚养费?

从国家目前的人口政策风向来看,是鼓励你生育一二胎的,但同时,这个社会抚养费又提醒你,你这样生孩子在给社会带来压力,需要向你征收社会抚养费用(这笔费用居然没有多少用到儿童相关的地方),这很奇葩。

关于未婚生育第一胎的孩子上户的问题,只需要取消掉这种情况的社会抚养费,就能完全解决问题。然而,在这种情况的社会抚养费依然没被取消的情况下,却妄想以“降低法定婚龄”的办法顺带解决,简直荒唐得令人喷饭。

降低法定婚龄明面上是提供了一个结婚的可选项,但如果与“未婚先孕”和“社会抚养费”搭配在一起,就成为了半强制性选项——如果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那这和强制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我相信法律的定制是不分善恶的,它只想体现公平公正。它最后之所以会导致不好的结果,是因为使用它执法的人错误解读,又或者是与之呼应的环境和配套并不兼容。所以我为何并不认同现在就降低法定婚龄,“房子的地基还未搭好,上层建筑还是先别动吧”,那只会产生更多问题,形成更多压力。

为了孩子,和一个自己不适合组建家庭的人结婚,大概率是伤了自己还伤了孩子,最后还可能不利于社会的其他人。

为何不能够像其他国家一样降低法定婚龄?

学者王丽萍提出的依据之一,认为其他国家法定婚龄都比我国低,我国也应该借鉴,把法定婚龄降下来!然而,照她说的——“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而定的”,而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或环境是否就真的合适呢?

别的国家即便是面对未婚生育的女子,也是通过实际行动鼓励她把孩子生出来的,最直接的就是各种奖励现金或补贴津贴,我国相同的情况不单止没奖励,还可能罚款,就算是面对合法结婚生育的奖励政策,也是相当“隐晦”(类似于报销之类机制)。

如果是二胎,在俄罗斯,会为孕妇提供饮食营养补助金、医疗服务费用和交通费用,延长带薪产假,生二胎一次性奖励9000美元,每个月还要补贴300美元,有的还有终身的奖金。

当然,有些国家对于生育奖励的力度大,相应的对虐待儿童的父母罚得也重,例如美国,虐待儿童最高可以被判终身监禁,就算是父母对儿童较轻的虐待,监护人常常有面临被剥夺监护权的指控。

而在我国,对于虐待儿童并没有设立特定的虐待儿童罪,往往是通过普适性的虐待罪来定性,对于父母虐待孩子的,只要伤情没达一定程度或者致死,并不入刑,父母因此被剥夺抚养权的也往往没有多少实例可见,通常是对施虐的监护人教育批评一番(最多也就拘留个几天),然后又将被虐的孩子送回那人的身边。而通常家暴,只有0次和无数次。

2019年7月12日,江苏一男子手持木棍殴打自己的儿女,其中一段镜头上显示女儿蹲在地上,双手护住头部,男子木棍都打断了,截断的倒刺依然落打在惊恐哭叫的女儿身上。更恶劣的是,拍摄视频的人就是男子的儿子和女儿——打女儿的时候,逼着儿子拍摄,打儿子的时候,逼着女儿拍摄。

男子虐待孩子的动机就是想以此胁迫孩子的母亲回家,而孩子的母亲是因为长期遭受该男子的殴打,而出外躲避。

据男子所在村的村支书说,该男子嗜酒如命,经常在醉酒后发酒疯打人,他的父母和妻儿都曾经被打过。为此,村委会多次介入调解均无果,派出所也带人去谈话,但都没有悔改。

虽然这个事件通过网络的发酵后,最终男子被拘留了数天,然而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相信也不用我多说了。

一看到家暴的事件,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为什么不离婚”,为什么不离婚,为什么不离婚……这种质问的多次出现或许更多成为了一种无奈——有可能是被胁迫而无法离婚,也有可能因为一旦离婚了,争取不到孩子抚养权,怕孩子被虐待,怕孩子独自面对家暴……

经国内外这样一对比,在我国对于家庭相关保护的这种环境下,让更多“不成熟的”家庭提早组建起来,你还会觉得合适吗?

在美国,就算是低年龄结婚的家庭,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家庭问题,这都无可厚非,但如若是监护人虐待儿童,施害方或被剥夺抚养权或判其入狱,剥夺监护人抚养权后,特定的儿童保护组织会通过一系列保护孩子权益的制度,把孩子安排到更好的家庭或成长环境;如果是未婚生育,男方不负责也没关系,女方被鼓励尽管把孩子生下来,国家有政策帮她养育好她的孩子(寻找和评估领养家庭)。

而在我国,无论是监护人虐待儿童的问题,还是女方被家暴,还是孩子领养和生育奖励等方面,都远远不及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一些国家,在这样的配套措施或制度完善性匮乏的前提下,让更多“未成熟”的家庭组建起来,只会堆积起更多无法妥善解决的社会问题。

综上所述,在家庭层面上,对于妇女和儿童的权益还没能有很好的保障,我们并不能像其他国家一样贸然降低法定婚龄。如此一来,学者王丽萍对于“降低法定婚龄”而提出的几点依据,貌似就只剩下“根据人口政策需要”提高我国人口增长率了。

结语

前文已经分析,我认为“降低法定婚龄”的确能从一定程度上提高我国的人口增长,然而,无论是学者王丽萍,还是其他一些赞成此举的委员,其都是为了“响应国家政策”,而实际上,他们这不过是对政策的片面解读,他们有在“出力”,但却没有“用心”——他们并没有用心去思考孩子的生长环境问题,只是注重孩子的数量,丝毫没有想到“质量”。

他们甚至都没有思考到,通过“降低法定婚龄”这样的一刀切的“孤儿条例”会降低人口“质量”,没能想到法律定制所需要的生态坏境和配套该如何建立和完善。

面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该如何鼓励生育?日本的安培晋三如是说:“生不生孩子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我们要做的就是为想生孩子的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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