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守愚:“湖南人”为什么这样厉害?

原标题:黄守愚:“湖南人”为什么这样厉害?

有五句话,让湖南人引以为荣。一是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二是岳麓书院门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三是王船山说:“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四是“吾道南来,原系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五是杨度说:“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这五句话预言了湖湘文化的辉煌成就,也道出了湖南人的“舍我其谁”的自信、担当精神和对天下的责任意识,昭示着湖南人是中国的第一责任人。

事实果真如此!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主要由湖南人写成!也让湖湘文化如日中天,举世瞩目,成为一枝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地域文化。

翻开中国历史教科书,鸦片战争之前,没几个湖南人;之后,湖南人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地涌现,魏源、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谭嗣同、秋瑾、熊希龄、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谭延闿、沈从文、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胡耀邦,等等。当然,在中国这个特殊国情的语境下,显赫一时的、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军政人材。有人以《辞海》为根据进行统计,近现代中国军政人物湖南籍人士109位,比第二名广东多了27位,居全国之首。

1840年以来,湖南人材井喷,湖南人总是走在历史的最前面,譬如平定内乱,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联省自治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等,无不是湖南人在起领导作用,这确实是一个奇迹!因此,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湘菜,本来没有名气,因为湖南军政名人喜欢吃本地特色菜,也被公认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而湖南军政名人喜欢吃的几道菜肴,也成为湘菜名肴,传播到全世界,如东安鸡、左宗棠土鸡、祖庵鱼翅、红烧肉等。

“湖南人”为何这样牛?追问原因,前人、今人总结了许多。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认为,一是湖南的“地气”(王船山的术语)催生了人材,“盖地理使之然也”;二是湖南的屈原、周敦颐、王船山三位先贤对后人的砥砺作用,尤其是王船山对近现代湖南人乃至中国人产生了雷震电击般的震撼激励效果。谭嗣同称颂王船山是雷神,说:“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对于近现代中国而言,王船山是一阵又一阵的振聋发聩的春雷,不负于“雷神”之威名!

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认为,蛮族血统加入了湖南汉人血统,有了活力,使得湖湘文化崛起。这里的“蛮族”,是指尚未汉化的少数族群。

从1840年以来的宏大叙事来说,推翻满清、抵御外辱、独立建国是三大主题,而王船山的思想十分契合这三大主题。甚至于说,明末清初的几大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傅山、李颙无不如此。但是,王船山反清最“顽固”,而清末民初是湖南人主导的世界,王船山自然成为历史舞台中心的精神领袖,具有主要领导地位。也因此,王船山由近现代湖南人的精神领袖,上升为近现代中国人的精神领袖。章太炎说:“当今之世,卓然而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人而已。”章士钊说:“船山之史说宏论精义,可以振起吾国之国魂者极多。”章太炎、章士钊的话,并非假话,而是当时的历史事实。

东方、西方,凡是人,古往今来都在追求一个“依据”(理由)。越是伟大的人,越需要有一个崇高的信仰作为动力、指南针,并且以此自我肯定、赋予意义。即使作为一般人的小老百姓,也要有一个信仰,譬如传宗接代的传统一般思想信仰。在鸦片战争以来,王船山被选择为“湖南人”奋发有为的合法合理性依据,其思想成为精英人物的崇高信仰。

王船山,可谓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姑且谓之“文化血统”。美国人类学者奥天柏(Ottem-berg)从文化血型上将世界人类分为六大型:一是欧洲型,二是中间型,三是湖南型,四是印度满洲型,五是非洲南亚型,六是太平洋美洲型。奥天柏界定的“湖南型”,包括日本人、华南人、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系犹太人。在1921年前后,日本人类学者不愿将日本人归属于“湖南型”,请求奥天柏将“湖南型”这一名称改为日本型,但是遭到了奥天柏的拒绝。由此可知,“湖南型”作为一种类型,在世界上具有独立主体性和鲜明特质的代表性,能代表日本人、华南人、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系犹太人这一群体。

华南人,包括广东、广西、福建、台湾、香港、澳门等地的群体,归入“湖南人”范畴之内。可知,“湖南人”不是地理上的湖南人,是文化血统上的湖南人。

文化血统,是一个内在价值概念。“湖南人”,指向良心,意味着“天道正义”的担当者。在当时,屈原、周敦颐、王船山是建构“湖南人”的主要文化质料,相当于现代建筑的钢筋。当然,还有混凝土,如肉体、自然环境、风俗习惯等质料。

民间讲“湖南人”有几个特点: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舍得死(不怕死)。这几句话,可以有很多解释。蛮子,一股蛮劲,霸得蛮,这股精神,有一种自信,逞强好胜,有胆识,冒险、勇猛、自信,自作主宰,有自己的独立主体性,不承认他者主体(正统),具有颠覆性。承认正统,意味着已被对方征服了,心理上输了。自认蛮子,不承认对方,压倒对方,首先在精神上赢了。心理上胜过对方,是第一前提。干成一项事业,确实要有一股霸得蛮的精神。

心理上胜过对方,战略上藐视对方,有胆量、自信心去干事,这是大脑皮层进化失败的必需品。接受规训,可能没这个气魄。蛮子,可能有这个气魄,曰蛮气。蛮气,胆气粗,不服输,逞强好胜,一定要赢!

在书画创作、科技创新方面,没有蛮气,不足以成功。书法临摹,入帖难,出帖更难。一旦接受了字帖的规训,养成了习惯,大脑被驯化,没蛮气是无法出帖的。尤其是科学,具有颠覆性,要摧毁旧知识,建构新知识。如果没有蛮气,就难以产生怀疑精神;没有怀疑精神,何以有科学创见?古人云:“乱棍打死老师傅。”老师傅熟悉了一招一式,机械程序化了,没创造力,稍有变化,就无法应对,所以被乱棍打死。

这个问题,唯识宗的“种子”(阿赖耶识)说有经验上的支持。“种子”具有集藏、能藏、所能的功能。譬如说,眼睛一旦见到一种东西,就会储存于大脑,相当于安装一个程序,对人产生巨大影响,并且很难删除这个时刻运行的程序。蛮气是删除或者减弱这个程序的唯一可能。我们看习惯了大红大紫,会对墨黑色有冷感,久而久之,心生高雅感,但是一般人心智不高,也无法承受。我们看习惯了井井有序,对杂乱无章有厌恶感,但是高人有所超越,偏好乱七八糟,认为这是高雅。据说,在概率上,办公室、家里杂乱无章的人创造力要高一些。一般人,或者说常人,蛮气不足,遵循肉体自然性,受程序控制。有创造性的人,蛮气、正气十足,洗涤污染,删除程序。

古代湖南在等级秩序之中处于边缘,遭遇不平等,是一种弱势,因而势差激发逆反的蛮气,反抗中心的压制,藐视规训,摧毁秩序,由来已久。譬如在先秦,人人争作“华夏”,而楚王自称“蛮夷”,并以此为荣。自商周以来,苗蛮、武陵蛮、梅山蛮、飞山蛮等以不服中原而闻名。谭其骧说,“湖南人”有蛮族血统,的确是事实。

自古以来,湖南蛮子,胆气粗,不服输,蔑视规训,破坏秩序。相传吕洞宾有《绝句》云:“朝游岳鄂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古代湖南的地方志,也多记载民风剽悍,刁蛮不化。赛龙舟是湖南的地方风俗,但往往引发斗殴,屡遭官府禁止,古代湖南人也常被来自北方的文人骚客贬斥为“蛮夷”。

蛮子,胆气粗,不服输,披荆斩棘,一定要赢,曰霸得蛮。其实,这些蛮的质料,属于社会学、正义论研究的范畴。在不平等的状态之中,势差会引发蛮气。遭遇不正义,接受规训,虽有文质彬彬的形象,但是会吃亏;反抗,化为一身胆气粗的蛮子,会被指责为野蛮粗鄙。不正义的道德,只是强势者的道德,宁愿当蛮子,不遵守也罢。

看看近现代崛起的湖南人,大都是从非主流的底层涌现出来的。罗泽南、左宗棠、曾国荃、刘蓉、魏光焘、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宋教仁、蔡锷等,都是没中进士的,属于社会的淘汰者。这些人因为势差心生蛮气,不服输,要干一番事业,不是被既成秩序接纳,就是要摧毁既成秩序。文化血型归属于“湖南型”的广东人孙中山是一个同类。实际上,自唐朝以来,敢于摧毁秩序的人,都是有蛮气的社会淘汰者。当然,在西方也一样,流氓无产者最有革命性,是摧毁秩序的急先锋。

一阴一阳之谓道,野蛮与文明兼备,方有正道。光有蛮气,是不行的,还要正气,保证正确。黄巢、洪秀全的失败,就是缺乏正气。“湖南人”的正气,来自屈原、周敦颐、王船山等人,也来自于《岳阳楼记》《桃花源记》等。尤其是王船山,集蛮气、正气于一身。楚人一方面自称蛮夷,一方面“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基作祖,有正气。王船山反清复明,“顽固不化”,誓不降清剃发,平日出门,穿木屐,打雨伞,头不顶清朝的天,脚不踏清朝的地,这是蛮气使然。王船山主张天下为公,虚君共和,建构黄中华夏,这是正气。王船山的父亲王朝聘当过学生领袖,而王船山认为,“大化使我生,嘉命遂已承”(《拟阮步兵抒怀》),“父母生我此发肤,丈夫昂藏自有真”,他天生是当领袖、圣人、开山祖师的。所以王船山说:“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此联的意思是:儒家的六经责令我创新,为世界未来文化开天辟地;“吾生有事”,我七尺男儿从天上来到人间是负有使命的,乾健坤顺以洽合天道,作圣人,当开山祖师、领袖。舍我其谁?只有我搞得!王船山真可谓蛮气、正气集于一身!

没有正气的蛮气,是蛮干冒险,肯定会惨败。当然,我所讲的“正气”,是理性、德性,也即王船山所谓圣人精神。

毕竟社会需要秩序,摧毁不正义的秩序,目的是建构“正义”的秩序。没有“正气”,何以建构正义秩序?观照古今中外,没有“正气”,只能是摧毁一个不正义的秩序,重建一个不正义的秩序。

王船山的哲学思想超前,具有现代性,生机勃勃。1906年,《东方杂志》认为王船山是中国最大经济学家,可与西方经济学开山始祖亚当·斯密媲美。张謇21岁时读《船山遗书》时已参悟其道,并说“识得禹功兼贾策,船山不是一经儒”,即认为王船山精通治国平天下之道和儒家为商之道,并非只是一个传经之儒。1936年秋,张岱年发表《中国哲学之活的与死的》,认为王船山、颜元、戴震等人的“事学”是最接近现代思想;其宇宙论与人生论,比较上最为正确;足为将来新哲学之先驱。张岱年后来说,王船山的哲学思想确已达到了宏广博大、精深详密的高度,在理论思维的水平上不亚于西方十七世纪的思想家。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侯外庐认为王船山是启蒙思想家,开启了中国近代的思维活动,可与德国近世的理性派思想比美。熊十力认为,王船山是一个立法者,崇尚宪法民主,可与孟德斯鸠媲美。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说,王船山的哲学思想超前200年。正是如此,王船山作为“湖南人”的精神领袖,思想先进,有“正气”,为“湖南人”的成功崛起提供了担保。否则,会失败。

说一句题外话,未来的“湖南人”又会怎么样呢?王船山生前预测,200年“吾书始显”,500年后“吾道大昌”。第一个预测是准确的,但王船山才400岁,还有将近200年才能实现其理想之道。“天地有正气”,王船山是一部百科全书,他为宇宙万类立法,其著作启发无穷,是现代性的道德正义、宪法正义、经济正义、政治正义、环境正义、生态正义、世代正义、世界正义、天道正义、全球伦理的先驱,可以为现代人、未来人建构此类理论提供思想源泉。可以预见,王船山作为一个世界立法者、天下主义者,将会在未来产生深远的世界性影响,而船山学在未来将更是一门世界性显学。这需要更多的新“湖南人”一起努力奋斗!

特别指出,“湖南人”不是地理上的湖南人,是文化血型上的湖南人,是集蛮气、正气于一身的人,在中国包括华南人。因此,一个广西人,一个广东人,是“湖南人”。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湖南人”似鲁似道。一个四川人,一个东北人,一个山西人,一个陕西人,一个山东人,都可变成“湖南人”。

其实,考虑到当今的世界多元文明,我更倾向于用“圣贤”来代替“湖南人”。

黄守愚于湘水之畔阙一庐

夏历七月十一日

西历2019年8月11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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