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摇到外婆桥》(3)

原标题:美文:《摇到外婆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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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到外婆桥》一文是我市知名作家蔡恭老师刚刚完成的新作,讲述了作者印象中年代久远的清湖。

今天,我们推出完结篇。

10.大舅与二舅

大舅万金川,不住清湖住淤头。外公在淤头街中心地带有三间店面,店后有一片住宅,大舅就在那里居住、经商。大舅高高的个子,是个很厚道的人,可惜走得太早了。

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一个汛期,大舅因急事赶夜路经过一条小溪。洪水将临,溪上那种随时可拆可搭的木板便桥已经拆除。大舅抱着侥幸心理踄水过河,在河心被突发的山洪冲走,留下两个儿子。

大儿子万存厚,1959年曾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宁夏”,可惜宁夏实在太艰苦了,多年后又回到江山,在生产队劳动。

二儿子万存祿,当过兵,是空军地勤部队,退伍后在煤矿上班。我一直保存着他穿军装的照片,那年轻、英俊的军人形象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两位表哥都在不应该走的年龄走了。大表嫂跟着儿子去了外地,二表嫂随儿子住在城里。不知淤头那片房屋现在怎么样。

图片来源网络

二舅万金魁,不住在外婆一起,他在社屋底有一座有着园园月亮形大门、带花格门窗的住宅。可惜在1960年建煤矿铁路大桥时被拆除了。

二舅个子略高于常人,稍胖,有几分大款模样。而且很有经营头脑,是个利害的角色。外公去世之后万益顺就由二舅经营。

据说,强盗曾将他幼年儿子绑了票,扬言要一大笔赎金。他知道,强盗是要钱,不是要命。他也明白,自己在清湖码头大小也是个人物,强盗也不敢把他怎么样。就放空气说,这孩子我不要了,谁喜欢就给谁,大不了明年再生一个。拖了几天,强盗也无法可想,就将小孩换上了全新的衣裤鞋帽,披红带彩的送了回来,还摆下酒席与二舅和谈,讨几个工夫钱。

50年代初,有段时间我家实在太困难了,母亲就把我带到清湖,放在外婆家里。我天天与外婆睡,外婆像母亲一样的照顾着我。外婆一家人都待我很好,惟有二舅有时会给我点脸色看。后来,我知道,那段时间外婆家也正在走下坡路,二舅肩上的担子很重。

后来,二舅衣食不保的时候,常常来找我母亲。母亲总留他吃一餐饭,塞给他一点钱。有一次母亲还给他买了一头小猪,让他回去自力更生。可惜二舅绝对不是种田养猪的材料,拖到“文化大革命”后期,贫病交加,实在拖不下去了,也就撒手而去。

(图片来源网络

二舅那个曾经被绑票的儿子万存福,后来在国营大企业南昌洪都机械厂上班,媳妇是纺织女工、江西省劳动模范。人很好,对人很热情,我曾在他们家吃过饭,可惜也在不该走的年龄走了。这位表兄的晚年,过得有些凄凉。

11、三舅万登岳

三舅万登岳,一直与外婆住在一起,外婆住在下堂,三舅住在上堂。三舅身高与二舅相仿,略显清瘦,总是一张亲切的笑脸。三舅母也这样,总是一张亲切的笑脸,还不多说话。前面说的,家中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就是三舅母的功劳。

三舅最早在县工商联工作,后来去了县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简称“打办”),最后去了乡镇供销社。在供销社不站柜台,是领导干部。最后在供销社退休,退休后又让儿子”顶职“。当年买斤盐,买包香烟,甚至一合火柴、几两白糖也要凭票,供销社可是个美差。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还有弟弟在台湾,一生能夠如此,还真不容易。

图片来源网络

提笔写三舅的时候,我就想,他们兄弟名字中都有个“金”字,三舅也应该有一个带“金”字的名字,可惜已经没有人记得了。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名字也是有阶级性的,这个“金”字是何等刺眼,甚至犯了大忌。如果三舅也像他的兄弟们有个金魁、金榜之类的名字,很可能会改变他的前途与命运,影响一生。而“登岳”正符合“最高指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精神。这或许不是危言耸听。

三舅的女儿叫万黛玉,年龄与我相仿;儿子叫万青云,小我几岁。我们都是一起长大的,他俩都是本份人。

可惜万青云在顶职不久就得了绝症去世了。后来,青云的儿子在宁波当廚师,据说混得不错,名气很大,还有人找他合作开饭店。

12.小舅万金榜

四舅万金榜,是他们兄弟中年龄最小的,习惯上称小舅。小舅的房间就在外婆房间的对面,但他一直在外面读书,要学校放假才回来。回来后,有时也住在城里陪我玩。我们的感情最深,我对他的印象也最深。当年,他是那么朝气蓬勃、血气方刚。记得,有一次他带我去看打篮球,一个球正砸我脸上,很重也很痛,他就上去与一群人理论,步步相逼,毫不退让,几乎动手打架。

记得在他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有一支文明棍,就是电影里国民党将军们经常拿在手上的一根黑色拐杖。其实那是一种自卫武器,又称“双人夺”。当有人来抢夺这支拐杖,抓紧杖身、使劲拉的时候,等于拉开了剑鞘、拔出了利剑。这玩意我就玩过一次,就再也找不到了。

《清湖镇志》记载,万金榜“1949年毕业于成都大学去台湾”。“1949年去台湾”是对的,“毕业于成都大学”就错了。因为1949年成都没有成都大学,只有四川大学。

记得小舅穿过军便服,他的学校应该与军事有关。当时四川大学己经接收了兵工署50兵工厂,还拥有20多架战斗机。

有一位非常熟悉他的老人曾经对我说,小舅是毕业于上海某大学。我觉得也有一定道理,因为小舅是从上海动身去台湾的,动身前,还托人将不带去的物品捎回江山。

改革开放以后,陆续有台湾同胞回江山探亲。我就千方百计打听小舅的消息,多年来一无所获。母亲经常唠叨说,这个人大概不在了。

80年代末,突然收到他从香港寄来的一封信与一笔钱。信中有通讯地址,联系电话及这笔钱的分配意见等等。

图片来源网络

小舅那笔钱是寄给他兄弟姐妹的,不是人人有份、平均分配,而是有人有,有人没有,有人多有人少,全是凭着当年在大陆时的关系亲疏、感情深浅来分配的。其中,我母亲金额是最高的。

他们那一代,兄弟姐妹近十人,有些已经去世多年,我与他们的子女已失去联系,只能辗转通知。于是陆陆续续有人来了,或兄弟姐妹结帮,或拖家带口成群。

凡有来者,无论有钱没钱、钱多钱少,我都让他们看小舅亲笔信与分配意见。当时大陆的人们确实很需要钱,有的人甚至想钱想疯了。而且台湾在人们心目中,已经从“水深火热”变成了个个富得流油。于是小舅经常接到来自大陆的、各种各样的来信、电话。.这些来信、来电,让一位古稀老人应接不暇,忧心忡忡,寝食难安。后来我知道,小舅受过打击,有过创伤,经济并不富裕。

1992年2月,小舅寄来了最后一封信。信中说,他已经潜心拜佛念经,不与外界打交道了。信中还寄来两张照片,一张是他自己的,送给我母亲。背面写道:“给姐姐留念,弟万金榜(印)赠”。另一张是外婆的照片,背面写道“您妈妈妈妈我妈妈照片。以作留念,舅万金榜(印)1992.2.4.”。我至今也想不明白,他为什么写得像绕口令,或许我在他心目中,还是当年那个跟在他后面屁颠屁颠的小毛孩。

后来,我给他打过电话,接电话的舅母是台湾人,他们全家都讲一种很难懂的台湾话。讲了半天,她终于明白我是谁,跑到楼上请下了正在潜心拜佛念经的小舅。寒喧了几句,话题难以深入,小舅又上楼拜佛念经去了。

过了好长一段时问,我又打电话过去。又讲了半天,舅母才知道我是谁。舅母问,有事吗?我说,没事。舅母说,他在楼上拜佛念经,已经不与外界打交道了。我说,好的!谢谢!再见!轻轻的放下了话筒。

一晃近30年过去了,小舅已经进入百岁高龄,不知他如今是否健在、活得可好?

愿菩萨保佑!

尾声

我曾经多次往返在仙霞古道上,每当经过清湖,我都会在码头上徘徊良久,都会去原万益顺布店门前转转,还会轻轻叩响周家巷2号那扇小门,奢望里面会有人应答。因为这里曾经住着我慈祥的外婆与舅舅、舅母那一家人。因为这里有着我母亲的童年,也有着我的童年。如今这里早已人去楼空。面对着那扇紧闭的小门,那锈迹斑斑的铁锁,我百感交集。

2019.8.9

(完)

作者:蔡恭

编辑:赵晖 毛雪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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