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东北人,和无法出走的上一代|三明治

原标题:出走的东北人,和无法出走的上一代|三明治

我出生在辽南沿海的小城,但我从未见过大海。直到五年前,小城被行政划分为某滨海大城市的新区,埋葬着小城世代先人遗骨的“坟山”被铲平。泥土混着骨灰,用来填海造陆,修建滨海公路。我第一次在家乡看见海。原来我离海这么近。

回顾离开家乡的最初几年,我的自卑,我的欲望,就像是这座海边的“坟山”,庞大、沉重。它的存在,使我年复一年,局促在惶恐里。我写下了这篇故事。

写完最后一段,我抬头看见窗外的梧桐树,在上海八月的风雨里摇曳。这个画面如此熟悉,和我年少时,在脑海里反复描绘的画面重叠。我并没有感受到梦想实现的振奋。却想起了压抑在心底,那座海边的“坟山”。这些年,它还在吗?它被我彻底铲除了吗?当我想到它,竟然有几分想念。

(一)奔离北方

“我是上大学,难道是罪人,要蹲监狱吗!”我攥着录取通知书,向面有尴尬的母亲悲愤着喊出这句话。

十年前,我高考失利。一向成绩优异的“好学生”,一本A段志愿全部未录取,落入B段第一志愿。高中校长是父亲的朋友,回校那天,冷着脸把拆封过的挂号信塞给我。在他看来,高昂的学费和毫无就业前景的专业,是浪费父母的半生积蓄。

校长的话并没有错。录取我的是一所中外合作大学,在中国的建校史不足四年。我按照喜好选择的专业: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政治和历史相关,在唯商唯上的大环境里,毫无“钱”途。但是父母毅然决定支持我的选择。用母亲的话说,“砸锅卖铁,只要你好好读,读到哪儿算哪儿。”

然而,钱,在那些年,是父母眉间始终不散的阴霾。六万一年的学费,不包含住宿费和生活费。父亲是基层公务员,月工资不足五千。母亲因为一直照顾卧病在床的奶奶,已经十年没有工作。

钱,即使在我毕业后的很多年里,也是一个无法结痂的伤口。我的自卑之源,离乡之始。

除此以外,还有“渴望”。

和很多家庭一样,除了日常琐碎,我不会和父母聊更深层次的情感需求。可是,我猜想,之所以父母会“砸锅卖铁”地支持我,是因为他们比我想的还要了解我。在那个局促的辽南小城,他们默默地看着表面顺从、安静的女儿日复一日地成长,洞悉她的孤独、她的压抑、她自以为隐秘的渴望。在一生中寥寥无几,却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上,咬紧牙关,推了她一把。

我渴望离开北方。

高中时候,地理老师喜欢拿着《国家地理杂志》讲解。我始终记得那个下午,空气里漂浮着暮春的花粉和微尘。昏昏欲睡的温度,让同学们前所未有的安静。老师举起杂志,翻开一页,瞬时,铺天盖地的明黄涌入眼睛,我为海拔4000米高原上的蓝天、雪山、漫天漫地的油菜花深深震撼。那本杂志里,藏着我梦想中的远方。江南。光是江南两个字,就包含着多少绮情迷梦;塞北,黄沙漫漫,冷月如钩;西南,还有……美景只在远方,在我贫瘠的故乡,只有日复一日的庸常。

我阴差阳错地,因为高考失利,得偿所愿,去往我的江南。

(二)少年从未出走

我常想,为什么父亲一直坚守在故乡。

父亲的KTV必点歌,是《明天会更好》。他的嗓音单薄,音域窄,气不足,唱不出这首歌的辽阔激荡。在中老年人齐聚的KTV包房,他的声音带着少年般单薄的逞强,脆弱的天真。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青春不解红尘,胭脂沾染了灰。”

父亲自小爱读书。也许因为“有文化”是北方小城稀缺且值得尊敬的个人特质,整个家族都引以为豪。哪怕在三十多年后的家族聚会上,大嗓门的二姑夫总要在二两白酒后骄傲地提起,九十年代初,他刚和我二姑谈恋爱,费了好大的劲,在北京买到新出的《莎士比亚全集》十二本。拥挤的绿皮火车里,小学学历的小城青年,沉甸甸地搂着看不懂的礼物,带回来讨好未来的小舅子。我家的影集里,有一张总是会被拿出来,供外人一笑的照片:戴着厚厚的茶色近视镜的父亲,瘦得双颊凹陷,套着肥大的灰色毛衣,过长的头发浓密且蓬乱。他单手抱着我,另一只手指着镜头,示意我看镜头。但胖婴儿并不聪明。她瞪着懵懂的眼睛,望着她的父亲。在他们背后,是一面摆放得密密匝匝的书柜。

这个书柜,在电脑、互联网还没有普及的九十年代,是我和父亲共同的娱乐。在我记忆里最爱的时刻,就是和父亲一起去新华书店买书。故作清高的我,对童书区域的画册不屑一顾,偏要挤在大人们站着的区域,仰头看父亲取了什么书。我确信,是书让我对“远方”始终充满迷恋。那时,我坐在书桌前,闭上眼睛,总在脑海里描绘一张画面:我坐在一家店的二楼位置,也许是肯德基,也许麦当劳,总之是家乡没有的店。其他客人并不多,我一个人坐着。右侧的窗外,梧桐随风摇曳。

小学、初中、高中……成长,是多么漫长又焦灼的等待。我戴着逐渐增加厚度的近视镜,背着沉重的书包,驼着背,心里默默计算着,还有几年能够高中毕业。

可是,书柜的主人,我的父亲,为什么没有“出走”呢?很多年后,当我只身在江南求学、工作,在“父亲”这两个字对我失去了榜样光环的成人时刻,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他是不愿,不敢,还是不能?

父亲胆小吗?确实。过年杀活鲤鱼的时候,他会一边念叨着“造孽啊”,一边颤抖着手下刀。年轻时候,他有一种书生气的不合时宜。母亲有一个百说不厌的故事,时常翻出来说给别人听,用来嘲笑父亲愚蠢的天真:婚后前几年,家族人齐聚在乡下的姥姥家。众人都忙碌着切菜、洗菜、做饭,只有父亲,一动不动地蹲在鸡窝边上许久。姥姥好奇:姑爷在干什么?父亲说:我在看母鸡是怎么下蛋的。

他也大胆过。一九六三年出生的他,在二十六岁的时候,曾经因言辞激烈地阐述自己的政见而付出了代价。“消失”了一年后,父亲见到了刚满月的我。

后来,从国有机床厂,到街道办事处。三十余年,他从未走出过体制。是安于舒适吗?他并不舒适。酒过三杯,他的话密了起来,自嘲现在的自己不过是“体制内的鼓吹手”。可是即使是体制内的文章,他也写得认真且出色。在我小学的时候,某个重大国家纪念日里,学校组织我们在广场集会,听爱国内容的演讲。其中有一个演讲的行文、用词好到让我和同学浑身起鸡皮疙瘩。回家感慨,竟发现作者是父亲。

大四那年,我拿到了一个上海外企的Offer,决定毕业后去上海工作。他有些感伤,有些担心,也许,还有些羡慕。他调侃,“姑娘,从此要独闯上海滩了。”

这几年,母亲说,父亲沉迷“自虐式”跑步。晚饭后,一个人绕着小区急速地奔跑数圈。开始的时候母亲会跟着他,后来实在跟不上,就随他去。他跑得太急,不得要领,磨破了好几双运动鞋。后来半月板受损,被医生严令禁止跑步。他转为快走,大概还是过急过快,又加重了膝盖的损伤。现在,变成每天马拉松一样的长途散步。从太阳刚落山,走到完全天黑。

我问父亲,一个人散步的时候,都在想什么。他说,国事家事天下事。

我在上海的日落时分,常想,一千八百三十七公里外的北方小城,父亲走到哪里了。

黄海与渤海的交界处的海岸线,风里吹来黏湿的腥。周边的化工厂下班了,空气里开始混杂着工厂排污的味道。2008年后,这个北方小城才渐渐地建起高层住宅楼。2014年,小城开了两家大型商场,有了肯德基。两年后,因为没有什么客流,其中一个商场歇业倒闭。

他走过女儿当年的小学和初中。在那里教书的老师,面孔熟悉,是他女儿当年的同学。他穿过废弃的铁路下的桥洞。想起当年和初恋沉默着走了一路,在桥洞下,他开口提了分手。姑娘哭着离开,他在一个不高的山头上,坐了一夜。

他走过破旧的老殡仪馆。想起母亲的遗体火化后,殡仪馆工作人员指着黑色的髌骨,说老太太生前右腿不好啊。他嘴里浮起一股难忘的甜腻。那是在物资匮乏的七十年代,他的母亲工作的酒厂,进了一批伊拉克椰枣。一向善良正直的母亲,唯一一次动了贼心。下班关灯后,她偷偷抓了一小把,想带回家给四个孩子尝尝。黑暗中,心虚且慌乱的母亲跌倒在锅炉边,膝盖重伤,自此留下一生的病根。

他在这个城市里行走大半生。染得过分浓黑的头发,实质早已双鬓雪白。

天黑了,他想,该回家了。

(三)不可抗力,不可抗

大学毕业后第三年,我先后经历了决定结婚但最终分手;换工作;交往新男友又分手;轻信他人,裸辞后发现处在尴尬的转型期,找不到工作:往上资历不够,往下不愿屈就。

没有工作,也没有积蓄。为了省钱,我尽可能地节制物欲:不参加朋友聚会,不买衣服、书。没有面试的日子,拉上窗帘,从白天躺到傍晚,用昏睡逃避现实。在身体不得不向食欲妥协的时刻,每天用app叫一次外卖。专挑新店促销打折的,15块钱,能吃两顿。就这样瞒着家人大半年。半年后,察觉到自己想轻生的念头越来越频繁,终于摒不住,和母亲打电话讲了实话。

母亲痛骂我天真愚蠢,不识人心,说回来吧,咱不呆上海了。

“可你不是一直很骄傲地跟别人说,‘我闺女在上海!’”我鼻腔酸涩,憋了半年的眼泪流了下来。电话那头沉默许久,传过来的声音里也带了哭腔,“你是为我活的吗!”

我是为母亲活的么?不,我是为面子活的。为了从大学起,就不断加速生长的,脆弱不堪的自尊。也许是因为上天的配比太过公平。追求真爱的人,就配给他求而不得;渴望精神独立的人,就配给他相应的自信碾压。从离家的那一刻起,我就不断被这种不可抗力折磨。我的同学,大多来自富庶的江浙地区。鹅蛋脸的姑娘们,时髦的衣裙包裹细白的皮肤。柔声静气地聊着大洋彼岸的求学计划,忧愁着本不需要忧愁的爱情与未来。她们大多来自知识分子或商人家庭。学费,对她们的家庭而言只算一笔教育投资。在家庭总资产里,占比很小。

学费,却掏空了我的家庭几十年来的全部积蓄。大学时候,我很少主动给家里打电话,也特别害怕接到母亲的电话。每一次,母亲都是以“省点花,好好学”的嘱咐做结尾。有时,琐碎的聊天内容里,母亲还会轻松地带过一句“今晚我和你爸全做的素的”。寒暑假回家,机舱门打开,乡音充斥耳朵的一刻,我会莫名恐惧。心想,哦,原来这就叫“近乡情怯”。我害怕看到父母的衰老。更害怕看到父母为了我,一点一滴,心甘情愿的节俭。

我的羞怯,杂糅着愧疚,变成了化不开的自卑底色。因为自卑,我变得过分看重金钱,过分追求所谓“性价比”。无论恋爱,还是工作选择,我只想要“有钱的”。理想?真爱?不,他们往往需要等待,我等不及。我想,只有自己快速有钱,才能弥补父母的金钱损失,才能弥合我的愧疚。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一种傲慢和自私。直到我伤害了他人。大三,我第一次谈恋爱。对方是家境优渥、已经拿到很不错的工作Offer的学长。我很清楚地知道,我没那么喜欢他。但是,说不定他能帮我找到同样有“钱途”的工作呢?我们交往四年,异地三年,第四年定下婚期。我落荒而逃。

我羡慕我身边的同龄人,甚至嫉妒。可是我也知道,这个嫉妒是无妄的。我该怨谁吗?怨我的父母?怨他们一辈子困在贫瘠的小城,怨他们不够努力,没有挣脱命运,没有让家族扎根在更有机会创造财富的都市,没有让子女更自信无碍地追求梦想?

可是我的父亲,拉着我逛书店。告诉我托尔斯泰、里尔克、尼采……在我心里种下一片星空。我的母亲,初中学历的母亲,知道我不愿意复读,又不敢说自己喜欢那所大学,毫不犹豫地取出存折。我相信,哪怕我会遇到需要用父母性命相抵的事,他们绝不会有半分迟疑:给你,拿去。

我只能怨自己。

(四)密室里的母亲

母亲是一个很要“好”的人。

大学时候我曾做过一个噩梦:母亲死了,家里地板积了厚厚一层灰。醒来后哭着给母亲发短信。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个梦,因为地板积灰的画面对我冲击特别大。只要母亲在,我家随时都干净整洁得超出一般标准。亲戚朋友来做客,一开门,都要夸一句:“锃亮啊!”

她节俭,吃穿用度,每天记账。也爱漂亮,哪怕吃的朴素,也要买一些质量好的、价格稍微高一点的漂亮衣服。即使穿着旧衣服,也是平整如新,不见毛球、褶皱。五十岁后她爱上每天泡健身房上瑜伽课,原本微驼的肩膀渐渐地打开,身型竟然比我挺拔纤细。去年年初,她的小学同学组织同学聚会。她把合照一张一张滑给我们看。照片里,男性大多肥胖、眼角下垂;女性要么不打扮,要么打扮过度。照片里的母亲笑得矜持,眼睛明亮。“这里面就属你最好看啦。”看过照片的人,或真心或敷衍,都哄她一句。她快乐地收回手机,回一句,“哪有啦!”

和在小城出生的父亲不同,母亲来自农村。姥姥生了三个孩子,母亲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母亲十八岁初中毕业后,没有继续读书。十九岁离家,去我二姨姥爷开的电热毯厂打工,做财务,兼保姆。二姨姥爷当年常有桃色恋情,二姨姥经常和他争吵。二姨姥爷对母亲的照顾,触动了二姨姥的敏感神经。母亲经常无故被二姨姥姥责难。冬天睡冷炕头,夏天顶着烈日挑水。母亲从我记事起就经常小病不断,这疼那疼。大概是从那时起落下的病根。

二十岁那年,母亲离开电热毯厂,来到父亲所在的小城,成为钢厂女工。因为前两年的辛劳,和二姨姥爷的帮助,母亲在八十年代中期,拥有近万元的积蓄和城市户口。即使出身农村,母亲在小城的相亲市场,也有不可撼动的优势。

二十二岁,母亲和父亲相亲、结婚。婚礼当天,父亲的前女友把信寄到我奶奶的家中,被母亲看到。婚后,父亲和朋友组建地下文艺小团体“爱菊社”,讨论诗歌、小说、政治。母亲跟着父亲参加过几次,她跟我说,她根本听不懂。二十三岁,父亲写了一封信给北京,不久入狱。母亲发现自己怀孕了。二姨姥来看母亲,劝说母亲把孩子打掉,马上离婚。母亲没有同意。怀胎十个月,孩子始终不肯出生。母亲不得已去医院打催产针。婴儿被脐带绕颈三圈,皮肤灰红,再晚一天就是死胎。母亲抱着我,回姥姥家坐月子。她身体太差,没有奶水。姥姥问来许多偏方,混着泥土的水、活的蛤蟆,都给母亲吃下。

三十六岁,母亲在超市工作的时候第三次晕倒。我的奶奶被查出糖尿病,逐渐丧失自理能力。母亲辞了工作,专职照顾奶奶。四十二岁,一向学习不用她操心的我,要上一所昂贵的大学。用尽她全部积蓄,可能还不够。四十六岁,卧床十年的奶奶去世。同年,爷爷突发脑溢血住院。四十九岁,我说要结婚,又说不想结了。我打电话和她哭,说半年没有工作了。

今年,母亲五十三岁。卧床多年的爷爷在夏天去世。我仍然在她无法触及的,她口中的“大上海”工作、生活。

这两年,我回家的时候总是发现,母亲的神情里有一股化不开的忧愁。哪怕她每天兴致勃勃地练瑜伽,哪怕她的生活重心终于是自己,而不是为了照顾老人。我知道,这股忧愁的源头,就是大龄单身的我。我越来越不敢和她对视。母亲看向我的眼神里有一种悲悯,悲哀我的孤独,怜悯我遥遥千里,无人照顾。她无法理解我告诉她的,我此刻的快乐和平静。

我是能够理解她的忧愁的。虽然她也从家庭中出走,扎根在更大的城市。她的观念,始终是她的父母,潜移默化给她的:无论地理位置在哪,家庭就是一个女人远方,她的宿命,她的全部世界。母亲尽自己毕生所能,把她的“世界”打扫得一尘不染。却发现,她可以让它干净,但无法让它“完满”。只有我能够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才会弥补这份缺失。如果这份缺失,是像学费这种,钱可以解决的事,她还不至于这么愁。偏偏,感情这种虚无缥缈的事情,是她无可奈何,无法左右的。她也在承受着她的不可抗力。

小时候我和母亲并不亲近。因为我嫌弃她没有文化又过分洁癖,我只喜欢和父亲聊文学。越长大反倒能够理解母亲。理解她为整个家族的牺牲和容忍。我们每天都会发微信,我给她买漂亮的首饰、衣服,买江南的糕点。她像小女孩一样,直白又娇憨地表达,真是太幸福了,有女儿真好。

然而我也清晰地看到我们之间的差异。我不想成为她。我只觉得家庭这个密室,囚禁了我的母亲太久。在她的全部语汇里,只有公婆、父母、姑嫂、丈夫、子女。每一段关系,都在日常琐碎里埋伏着惊雷。小心翼翼地趟过雷,发现已经耗尽了半生。我害怕,当我也走进我的密室的时候,会不得不背负起角色赋予的责任,而把“自我”折叠得小小的,藏起来,再也不能舒展开。

我也不敢想象,有一天我会生下自己的孩子。可以想见,如果我的孩子出生在上海。在他童年的时候,就会过早地体验到我大学后的自卑和无奈。如果给这个未出世的孩子写一封信,我想告诉他:妈妈真的很努力了,妈妈的妈妈和爸爸也很努力了。但是,我们可能真的无法给到你最好的条件,甚至和你身边的同学相当的条件,也很难。可是千万不要怀疑妈妈的爱,妈妈和姥姥一样,只想把最好的都给你。

(五)谁的南方,谁的北方

前年冬天,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去了西藏。父母从老家出发,我从上海出发,三个人在西宁碰头后,再一起坐动车去拉萨。

母亲高反严重,下了动车就去医院打点滴。原本我们住在一个民宿里,考虑到母亲的身体情况,我们搬去了有暖空调的度假酒店。我们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呆了七天。期间,都由我在手机上订酒店、打车、安排游览路线。我突然意识到,在这个家庭里,我好像正在成为“父亲”这个角色。照顾家庭成员,决定下一步的集体行动。而父母正在后退,被照顾,被引领。

这种感觉很让人振奋,也很令我感伤。我们终究敌不过时间。

一个午后,母亲躺在酒店里休息。我和父亲穿好羽绒服,带上相机,爬上露台晒太阳。拉萨冬日的阳光明亮刺眼。我们并肩站着,布达拉宫正在远处,并没有电视上看到的那么宏伟。在蓝天的幕布下,古老的宫殿,小小的,孤零零的。

这座城市也没有想象中那样美。城市四周,正在大兴土木。高原的气候过于干燥,扬起的尘土在半空中久久不会散去,如同凝固。

父亲的手机响了。铃声是当时流行的民谣《南山南》。母亲喜欢在家里拖地的时候哼唱,她喜欢那一句,“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母亲对这句话有最直观的理解,她的女儿正在南方,冬天没有暖气,没有老家暖和。

回程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呆了半天。我请他们吃了一家北京菜,是我出差来北京的时候常吃的。我们在北京分别。我坐南下的高铁回上海,他们坐北上的火车回家。

高铁上,我打开音乐播放器,找到早已在收藏夹的《南山南》,听了一路。我想起上大学报到的那天,父母把我送到宿舍,替我整理被褥、蚊帐。离开的时候,父母在即将下行的电梯里看着我,我站在外面。电梯门还没有完全合上,我的泪水突然涌出,赶紧转身躲回宿舍。

年复一年,我们几乎总在固定的时间点相聚。分别时却带着不同的叹息。

(六)山水终相聚

我想,能够成全“出走”的从来不是个人,不是家庭,而是时代。而故事,往往在出走后才开始。

去年冬天,我在纽约出差。周末,和朋友、朋友的女朋友去周边滑雪。朋友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东北人。女朋友在纽约读研,毕业后一直在纽约工作,有望一年后拿到绿卡。半年前,朋友辞去了北京的工作,来美国读研。为了毕业后和女朋友一起拿到绿卡,在美国定居。

我们在新泽西的一家华人烧烤店吃烤串。据说,这家店是他们心心念念大半年了。朋友的女友是做建筑设计的,问我,是不是她这样的工作,在上海很难找?我坦诚,隔行如隔山,自己并不清楚。问她,不是快拿到绿卡了吗,还想着回去?她说,她也很纠结。在这里发展真的好吗?为了每天加班到下半夜的时候,能安全回家,她从治安混乱的布鲁克林搬到公司所在的帝国大厦附近。光是房租,就用掉每个月大半的薪水。以后呢?买房、生孩子的时候呢?国内的亲戚朋友羡慕在国外的他们,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不是不想回家,是回不去。

饭后,一盘东北凉拌拉皮还剩些许。朋友问女友,要不要打包。女友说,当然要啊。老板娘拿来一个小小的圆纸盒。女友仔细地把胡萝卜丝、黄瓜丝夹进去,盘子里,一滴麻酱汁都没有剩。

在纽约没有座位的星巴克,我还见到了我的大学室友。一直以来,她是我最羡慕的那类姑娘:杭州人,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白净、善良、努力。她从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在纽约大学读第二个研究生,创伤心理学。我问她,以后有什么打算,她说,想要去NGO,去中东,或者非洲,做战后心里重建。我向她表达了我的羡慕,告诉她现在正在做的,是我想要做却无法去做的事。请带着我的份一起努力。她笑,说好的。

12月的纽约,刚下过一场雪。天空阴沉沉的,风很大。暖气充足的星巴克,有黑头发的亚洲人,有戴着耳机的非裔小哥,有绑着脏辫的拉美姑娘。

我的室友,漂亮的,总是笑着的南方姑娘。和我讲述她为了省钱,每天吃唐人街五美元的烧鸭饭,昨天却和老板吵了一架。因为老板嫌弃她挑三拣四,拿了有鸭腿的那盒。

“为什么要这么省啊?”我问她。

“没办法。美国读书,很贵的啊。我花太多爸妈的钱了。”

在纽约的时候,我特别思乡。突然听懂了《我和我的祖国》。回程的时候正赶上美国学校放假,我和许多学生模样的乘客一起在广州落地转机。他们带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箱,有些疲惫,有些放松。走在机场里,熟悉的声音和色彩袭来,我竟湿了眼眶。

我想,这短短的一生,我们和父母总是相聚寥寥。像是散落在不同山水间的微尘。大江大海,如此不同,如此遥远。但总是有一天,也许是某一个星夜,走在北方小区里的他突然抬头,和身处南方,刚下班的她,看到了同一轮月亮。穿越时空的罅隙,我们的双手触碰在风里,山水终相聚。

本文由短故事学院辅导完成。写作是一个仪式,让自己轻装上路。8月19日短故事即将开课,联系三明治小治报名参加(little3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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