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精选|中国抗疟方案在非洲落地

原标题:特稿精选|中国抗疟方案在非洲落地

导读

以公共卫生专家为主体,与受援国人员共同设计疾病防控措施、在现场共同工作的中国“公共卫生援非”新模式,极大降低了试点地区的疟疾感染率。它能推广开来吗?

7月24日,坦桑尼亚Rufiji县Ikwiriri镇,在乡镇医疗中心病房内,护士与疟疾患者交流。图/盖茨基金会提供

文|特派记者 田佳玮(发自坦桑尼亚)

太阳从山顶缓缓下沉,头顶大箩小筐的妇女从田间出来,慢慢挪动身体往家走去;十几个赤着脚的孩子在街上嬉闹着打成一片;一群赶不走的苍蝇围着一个街边老人碗中的扁豆和大米转圈;一团嗡嗡叫的蚊子搅乱了路灯散出的弱光。

这是东非国家坦桑尼亚南部鲁菲季(Rufiji)地区的一个小镇。眼前的一切,都让周正斌恍惚回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乡间。来这里之前,他家住在上海黄浦江畔。白天,他需头顶南纬八度上空的阳光,穿上厚厚的长裤长褂,穿梭在丛林、沼泽和草原间。对沼泽地里偶尔趴到腿上吸血的蚂蝗、草原上偷袭后背的采采蝇,他早已司空见惯。

将他和坦桑尼亚相连的,是中国继在东非岛国科摩罗推广抗疟计划后,在非洲大陆试行的第一个公共卫生项目——中英坦疟疾控制试点项目。

2015年到2018年间,在英国国际发展合作署和中国政府合力支持下,包括周正斌在内的32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下称寄生虫病所)的工作人员被轮派到坦桑尼亚,和当地研究所一起开展疟疾防治工作。

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援外医疗项目,这个项目不是为受援国建医院、盖好硬件后就移交给对方管理的“交钥匙”工程;也不是派出医师、护士为主,在一定年限内于受援国驻点,直接救治病人的援外医疗队模式,而是首度组成以公共卫生专家为主体,与受援国人员共同设计疾病防控措施、在现场共同工作的“公卫援外”模式。与此同时,中方此举还获得了第三国政府的部分资金支持,并在项目中,把过去在国际医疗支援公共采购体系中相对被边缘化的中国药品,带进以往由欧美和印度药厂主宰的非洲抗疟药市场。

2018年6月,该项目第一期结束。虽然最终评估仍在进行中,但初步结果已显示,这套由中方主持设计、通过快速筛查和治疗的干预措施,降低了试点地区80%的疟疾感染率,当地长效药物蚊帐的覆盖率也从50%上升到85%。

一期结束后,这种“公共卫生援非”的新模式,究竟会持续推进,甚至转化为坦桑尼亚政府的政策在更大范围乃至全国推广,还是就此鸣金收兵?项目的前景仍未确定。

世界卫生组织(下称世卫组织)、坦桑尼亚政府、中方甚至英方的支持意愿,都会对项目的存续带来影响。或许更重要的问题是,即使有一天中方人员撤离了,这一套借鉴中国抗疟经验、切合本地条件而设计的防治模式,还能够在当地运作下去吗?

“死不了,活不好”

“一下子高烧到将近40度,浑身上下不停打哆嗦,肌肉和关节酸、疼,见不得一点儿风。”30岁出头的建筑公司员工章俊在2017年年底到坦桑尼亚前就听人说过,在这里疟疾像感冒一样平常。但回想起自己2018年4月第一次得疟疾的情景,他仍心有余悸,连说了几个“难受”。“症状倒是和感冒一样,但远比感冒严重得多。

章俊在当地居住的房间里,配有空调、蚊帐和纱窗,但偶尔出去散散步还是被蚊子得了空。“是那种黑色、大个儿的,看起来就比较厉害,咬上一口后皮肤还会留下暗黑的小疤点。”和他同在坦桑尼亚工作的100个同事大多都得过疟疾,有的在第一次“见识”非洲蚊子的厉害后,就回国了;体质好的一年得一次,体质差的两三个月得一次。

但在鲁菲季地区的Shela村,54岁的当地人Juma Ally Kaboda提起疟疾却不以为意。谈起几年前因疟疾死去的一个妻子和一个孩子,他的语调并没有太大的起伏波动。“没太在意,也没有钱。病来得快,治得晚。”他说,自己已经卖掉一头牛,打算给又染上疟疾的两个孩子治病。

中国方案落地

这并不是中国人第一次在非洲帮助消除疟疾。从2007年起,中国曾在东非印度洋上的岛国科摩罗实行过抗疟项目。通过输入中国传统的群防群治、全民服药等措施,科摩罗在七年之内实现了疟疾零死亡。这一项目虽然取得了科摩罗政府的肯定,也遭到欧美药厂的批评——“全民服药”防治法不符人权;项目使用的抗疟药未经世卫组织的药品预认证(pre-qualification,下称PQ认证)等。

因此,当中国第一次向非洲大陆国家坦桑尼亚对接抗疟防治经验时,面对人口更多、居住更分散的艰难条件,中国抗疟模式能否再下一城,能否为中国抗疟药品的非洲市场打下根据地,备受各方关注。

2015年4月,正值坦桑尼亚的长雨季。每到这个季节,蚊子就会倾巢而出。但这一次,它们遇上了一群中国人。

中企能否成“非洲药神”

传统的中国医疗援非,主要立基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帮扶精神,以及高度依赖政策性指令的资源、人力调拨,市场机制因素少。

过去,不少中方援非的医院在建成后,由于当地医院运营团队缺乏足够的医疗人手、财务管理能力,或者当地政府财源无法购买足够的医疗耗材、药品,医院后续或陷入运营困境,或者转型成仅为当地权贵服务的高价私立医院,与普惠性的援非初衷不尽相符。如同中国援建苏丹的阿布欧舍医院,在硬件建成后中方人员继续参加董事会,介入运营财务管理,协助进口医疗耗材和所需设备的持续性案例比较罕见。

而在非援建型态的中英坦三方抗疟防控项目上,除了由传统医疗队逐个看诊的 “个体医治”走向以公卫模式的“群防群治”;另一层突破意义,便是将中国药企所产的抗疟药物应用于试点地区。通过试点项目,深化中国药企与当地政府、国际医药援助采购渠道的合作基础,为日后国际救助项目更多采购中国药品,和中国医药企业提高打入非洲市场的积极性营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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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穷人病”研发药物的另类机构[2019-08-10]

几千公里外的东南亚,上千万疟疾患者正面临疟原虫对青蒿素等一线药物产生出的惊人耐药性。而近在北京北五环外的中关村东升国际科学园内,一款针对疟原虫耐药性研发的新药物有望年内推向临床试验。主导此项目的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下称“GHDDI”),是一所气质特殊的新药早期研发机构。

与传统科研机构,如政府投资设立的中国科学院、或是华为等企业投资设立的研发部门不同,GHDDI从诞生之初便带有机制突破的另类色彩。

这个由北京市政府、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和清华大学三方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迄今仍是国内仅有的外资参与设立的民办非企业性质科研机构。

上海获评成为全国首个消除疟疾省份[2019-04-25]

境外归来,出现发热、发冷、头痛等症状,需要警惕是否患上疟疾。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局长毛群安在国家卫建委4月例行发布会上介绍,2017年,中国首次实现全年无疟疾本地病例报告,所有病例全部为境外输入,上海成为首个通过省级消除疟疾评估市。

4月25日是世界疟疾日。疟疾,是一种通过受感染的的雌蚊按蚊叮咬或输血传播的寄生虫病,可防可治,若不及时治疗也可威胁生命。

疟疾是一种没有国界的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官网,2016年的全球疟疾死亡总数达到44.5万例, 91个国家和地区有疟疾流行,共2.16亿疟疾病例,其中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分别占疟疾病例总数的90%和死亡总数的91%。据了解,中国每年的境外输入病人主要来自非洲和东南亚国家,如安哥拉、尼日利亚等。

中国计划两年后消灭疟疾 七国已获WHO消除认证[2019-04-01]

中国若能维持三年无本地获得疟疾病例,将实现消灭疟疾的目标。从建国初期至今,中国疟疾病例已显著减少。建国初每年曾达3000万病例,而去年全国境内只报告2600多输入病例。

“这是疟疾在中国完成国内零传播的第一年”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疟疾室副主任夏志贵在亚洲媒介生物控制国家会议上介绍了2017年中国消除疟疾工作成果。

疟疾,在中国又被称做“打摆子”,是一种通过受感染的雌蚊叮咬传至人类的寄生虫病,症状表现为发烧、头痛和呕吐,可防可治,若不及时治疗也会威胁生命。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提到,近些年疟疾发病率迅速下降,中国本土传播的疟疾病例数接近零,现在中国的疟疾病例基本上都是从国外输入进来的,没有造成本地的持续传播和流行,成绩是非常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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