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视野下的晚明历史长卷 | 樊树志新书活动预告

原标题:全球史视野下的晚明历史长卷 | 樊树志新书活动预告

无可奈何花落去,

几十年间大明王朝被吞没于历史的烟尘,

是内忧,是外患,

是君臣有隙,还是人心尽失?

樊树志先生细讲晚明史新作,

“重写晚明史”系列之一;

以全球史的视野聚焦晚明王朝,

由朝廷间的日常细节建构晚明大历史。

《重写晚明史:内忧与外患》

《重写晚明史:王朝的末路》读者见面会

时间8月19日11:30—12:30

地点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一楼

嘉宾樊树志、徐俊

《重写晚明史:王朝的末路》

樊树志 著

9787101139174

48.00元

目 录

第一章 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

一 无解的难题:如何兼顾“安内”与“攘外”

1. “剿兵难撤,敌国生心”

2. 与清的议和尝试

3. “以中枢之龃龉,厄而置于死地”——卢象昇殉国

4. 洪承畴、孙传庭奉旨转向“攘外”

二 “盐梅今暂作干城”

1. 张献忠与李自成的谷城之会

2. 张献忠重新起兵

3. 杨嗣昌奉旨督师

4. 左良玉玛瑙山大捷

三 “功虽未成,尽瘁堪悯”

1. “平贼大将军”的纠葛

2. “有斩督师献者,赉白金三钱”

3. 李自成驰骋河南

4. 杨嗣昌:“呕血伤心,束身俟死”

四 “灭寇雪耻”成泡影

1. 朝廷上下的反省

2. 辽东:速战速决铸大错

3. 松山、锦州兵败如山倒

五 “款建虏以剿寇”

1. “可款则款,不妨便宜行事”

2. 秘密媾和

3. “堂堂天朝何至讲款”

第二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明朝的覆亡

一 无力回天的君臣

1. 从张至发到薛国观——没有温体仁的温体仁路线

2. “还是他做”:周延儒复出

3. 稍纵即逝的新政

4. 匿名揭帖“二十四气”

5. 姜埰、熊开元之狱

6. “延儒功多过寡,令免议”

7. “勒令周延儒自裁”

二 “兵火纵横,中原涂炭”

1.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

2. “闯曹雄视河洛”

3. “决河灌城,士民溺死数十万”

4. “开了城门迎闯王”

5. “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

三 挽救命运的失败尝试:出征、南迁、勤王

1. “嗟尔明朝,大数已终”

2. 形式主义的“代帝出征”

3. 举棋不定的“南迁之议”

4. 鞭长莫及的“勤王之师”

四 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1. 倪元璐的“三做”,朱由检的“罪己”

2. 土崩瓦解,京师孤注

3. “朕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

4. 青史凭谁定是非

5. 从容赴死的忠臣们

第三章 改朝换代,谁主沉浮

一 从大明到大顺到大清的政权更迭

1.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闯王进京面面观

2. 朱由检的殡殓与李自成的劝进

3. “冲冠一怒为红颜”

4. 打着“报尔君父之仇”的幌子——清军进取中原

二 南京弘光小朝廷

1. 南京政府的动向

2. “两家一家,同心杀灭逆贼,共享太平”——南明与清朝和谈

3. “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下”——南京弘光政权一瞥

4. 崇祯皇太子之谜

三 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

1. 左良玉发兵东下“清君侧

2. 扬州十日:焚尸八十万

3. 南京陷落:弘光小朝廷分崩离析

4. “头可断,发不可剃”:江阴守城八十日

5. 不屈的遗民们

《重写晚明史》后记

试 读

朝廷上下的反省

安内与攘外两线作战,增兵增饷,搞得民穷财尽,等来的结果,无论安内还是攘外,都是惨败,了无起色。当初杨嗣昌为了围剿流寇,在赋税正额之外加派剿饷,皇帝批准实施,信誓旦旦地对百姓表示,累吾民一年,待到消灭流寇除掉心腹大患,就可以取消加派。殊不知,流寇愈剿愈多,杨嗣昌又提出练兵的主张,要各个边镇抽练精兵七十三万。由练兵而来的,自然是增加军饷,于是乎在剿饷三百万两之外,每年又加派练饷七百三十多万两。落实到地方政府,练兵不过是一个幌子,兵没有练成多少,却借机搜刮民脂民膏。崇祯十三年,刑科给事中孙承泽上疏剖析加派剿饷、练饷的流弊,令人震惊: 

迩因寇祸益深,皇上特遣阁臣杨嗣昌秉钺躬剿,凡征兵、索饷之事内呼如雨,司农(户部)臣初应之以新饷,继应之以剿饷,再应之以练饷。惟恐须臾稍缓,无以慰任事之心,且有以开卸事之口,盖已竭闾阎之膏血,惟命是听矣。

然孰知军前之需,取之部额者有限,而私派之地方者,正无纪极也。忆臣待罪县令时,倏奉一文: 取豆米几千石、草几千束,运至某营交纳矣;倏奉一文: 买健骡若干头、布袋若干条,送至某营交纳矣;倏奉一文: 制铜锅若干口、买战马若干匹,送至某营交纳矣。并不言动支何项钱粮,后日作何销算?惟曰: 迟误则以军法从事耳。州县之吏凛凛恐后,间有借支正饷,以救目前之急者。然派之里下者,则比比矣。

是以私派多于正赋,民不堪命,怨声四起。而行间之臣止计目前,不计远大,于是绵延数省,无一宁宇。使从贼者无复还乡之望,为民者徒为沟壑之填。岁即丰稔万亦难当,况今值此百年未有之荒灾也……此果剿饷乎?练饷乎?是驱民而为贼也!

剿饷、练饷本为剿灭流寇,结果适得其反,闾阎之膏血耗竭,天下没有一处可以安居乐业之地,等于是在驱民为盗,结果自然是愈剿愈多,愈剿愈烈。

崇祯十四年四月,皇帝命五府九卿科道等官会勘杨嗣昌的罪责,各官一致议定五条罪责,其中四条有关安内与攘外战争的过错,如:“抗修义州明旨,弃而不守”;“屡抗战守明旨”;“隐匿失事不报,即福襄二藩被害已久,尚掩匿说谎,转换支吾”;“虚饰捷级”等。最为严重的是第三条:“首倡聚敛,一议加剿饷三百万两,再议加练饷七百三十万两,合旧派,每年加二千三百万,致天下民劳财尽,群起为盗。”国家每年的正赋不过四五百万两,而加派竟然达到二千三百万两,是正赋的四五倍,地方政府与军队乘机敲诈勒索,又不在这个数目之内,使得千千万万百姓无以为生,只能“群起为盗”,其危害性远远在“失陷封疆”之上。

礼部侍郎蒋德璟用“不能农”、“不敢农”、“不肯农”,来刻画三饷加派的危害性——瓦解了农业社会的基础:

惟是频年旱蝗,内外交讧,加以三饷(辽饷、剿饷、练饷)重叠,民不聊生。诚恐劝农之心虽勤,而民尚有不能农、不敢农、不肯农者。流亡满眼,父子相食,死且不顾,何从得牛寻种?是不能农也。三饷逼迫,才一举犁,催征已至,胥隶牌票狼虎噬人,谁不望而却走?是不敢农也。富者以逐末为利,黠者以充衙役,纵游惰为利,甚且以充兵为利,投贼为利,而最穷苦莫如农,是不肯农也。无农则无粟,无粟则无民,亦且无兵,此非急核蠹饷,严除加派,则农夫终无乐生之日也。

皇帝朱由检为了挽回民心,宣布大赦,就是因为看到了“闾阎凋敝无告,灾黎穷困已极”,“兵民戕杀,几无宁日”。他在谕旨中说:

时事多艰,闾阎凋敝,灾黎穷困已极。目前更望饱得甘霖,百姓苏生,倒悬可解。况今畿内、山东、河南等处,流(贼)土(贼)猖獗,兵民戕杀,几无宁日。甚至人人相食,朝不保暮。如此情形深堪悯恻。又边氛未息,议调多兵,势必措饷。然催征原非得已,惟恨贪官奸吏借此作弊,额外朘削有限民力,其苦何堪!至于倚上凌下,民受冤抑,无所控诉。

他列举制度性腐败的种种表现:

一是官吏行酷,暗害民生;

二是谳狱不平,奸良颠倒;

三是绅衿土豪,骄横侵霸;

四是藩王宗室,暴虐恣睢;

五是勋戚及内外官员肆行扰害;

六是犯法罪人情轻法重,因官吏勒索不遂,故意延捱不结,竟至瘐毙;

七是情面嘱托,一味行私,多方出脱,而大奸漏网;

八是文武各官不实修职业,惟营一己之私;

九是蒙蔽隐徇,朋比作奸,罔念军国之重。

问题表现在下面,根子却在上面,他颇有风度地承担责任:“总缘朕凉德寡闻,明不足以辨奸,德不足以格物,诚不足以动天,信不足以孚人。是以百司失职,灾异叠兴,民遭涂炭,安枕无期。”为此宣布中外大赦,暂免行刑,在押人犯酌行宽释。

于是乎便有赦免傅宗龙、孙传庭的举措。崇祯十四年五月,兵部尚书陈新甲上疏,请求开释并起用这两位政绩卓著的干才。他说,傅宗龙任巴县知县,堪称民之父母;出任贵州巡按,立解安酋之危;出任密云总督,留心边计;调任四川巡抚,练兵清屯尽有方略。杨嗣昌推荐他担任兵部尚书,傅宗龙径情直遂,因督师辅臣杨嗣昌军前所请军饷超额,予以裁减,遭到杨嗣昌的弹劾。皇帝正倚重杨嗣昌,下旨切责傅宗龙。傅宗龙声辩:杨嗣昌徒耗兵马钱粮,不能报效,徒以气凌廷臣,中原之事将不可知。皇帝大怒,指责他“欺藐”,因而被罢官下狱。陈新甲指出,一时舆论咸推为可用之才,皇帝也以为“朴忠”,“用之以尽死力”,任命他代替丁启睿为陕西三边总督。至于原任保定总督孙传庭,陈新甲认为他是有血性的人,见兵将肯做事,即欢然喜;见兵将不肯做事,即怫然怒。朝廷任命他为保定总督,他自认偶聋为长聋,辜负皇上委任。然而其才情气魄犹堪一割,皇帝决定启用孙传庭为兵部右侍郎,前往中原战场。

这种做法未免带有临时抱佛脚的功利色彩。同样获罪的黄道周,也得到推荐,命运截然不同,就印证了这一点。

黄道周由于纠弹杨嗣昌,而遭到惩处。崇祯十三年八月,江西巡抚解学龙(字石帆,扬州兴化人)晋升兵部侍郎,照例可以推荐属员,他推荐布政司都事黄道周,“学问直贯天人,品行无忝孔孟”,其中还有“纲常”等语。皇帝大怒,以为“群臣结党标榜,欺侮君父,屡旨训诫,毫不省改”。命锦衣卫缇骑前往逮捕解学龙、黄道周,关入诏狱审讯。户部主事叶廷秀(字谦斋,河南濮州人)与黄道周素不相识,仗义执言,上疏论救。皇帝怒上加怒,下旨:叶廷秀廷杖一百,黄道周、解学龙各廷杖八十。这种处置方式过于意气用事,与大赦天下的谕旨格格不入,令人难以理解。

[明]黄道周《宓衍堂铭》(局部)

国子监监生涂仲吉不顾个人安危,批评皇帝此举有负于海内想望:

臣草茅书生,何敢妄言,况当天威震怒,谁甘以身试法?第读书师古,有志效忠,每观古忠臣义士,捐一身以成君父之德……皆志本于诚,死生所不顾。臣览古论世,未尝不痛哭而起。今适当其事,正臣效忠之日,故匍匐万里,请死明志,幸皇上察而诛焉。

日者黄道周因荐被逮,廷杖之日,臣工饮痛,童妪堕泪,以圣怒方殷,无敢鸣其无辜。幸一不怕死之叶廷秀昌言申救,蒙杖一百。天下闻之,益为惊心。此真皇上从来未有之极怒,诸臣从来未有之极痛。自此,人人自危,竟无复有敢言者矣……皇上好问好察,过于古先哲王,又锐意太平,励精图治。思得一真正人才而用之,乃有一黄道周而搏执戮辱,置之必死之条,甚非海内之所想望也。

臣观道周,通籍二十载,半居坟庐。自躬耕樵采而外,稽古著书,晨夜不辍。宗党怜其贫,乡里推其孝,孤踪独立,门无杂宾。其一生抒所学,虽其言尝过戆,而其志实纯忠。当酷暑万里,锒铛就逮时,囚服草履,饮水啜蔬,士绅挽絷,几不得行,道路见者莫不悲叹。今闻喘息仅存,犹且读书不倦,未尝不以囹圄圜扉为皇上教育之恩,霜露雷霆皆天地裁成之德……惟是天威方严,阳和未布,大臣缄默以需时,小臣蓄缩以全躯。使皇上所以教育裁成之意不能大白于天下,此臣不为道周惜,而为皇上天下万世惜者也!

天下所以不治,皆由臣子不清不勤,隳其职业;不忠不孝,堕其家修。皇上方严典刑,绳天下之不清不勤不忠不孝者,若道周,至清至勤真忠真孝,而一旦颠踬,受祸至此,岂不伤天下读书之心,灰海内为善之志乎?今天下之人谓杀道周以激奋枢辅(杨嗣昌),而枢辅未必可奋;杀道周以缄闭谏臣,而举朝久已卷舌。皇上必欲诛独立孤介之臣,则道周是矣。皇上必欲诛结党匪类之臣,则道周非其人。

没有一官半职的国子监生,如此有见识有魄力,敢言他人所不敢言,且痛快淋漓,畅所欲言,实在难能可贵。但是负责传递公文的通政使故意扣押不送,涂仲吉弹劾通政使施邦曜“遏抑言路”。皇帝大怒,下旨逮捕涂仲吉,廷杖一百,施邦曜革职,命锦衣卫镇抚司拷问黄道周,逼供“同党”,致使通政马思理、编修黄文焕、吏部主事陈天定、工部司务董养河、中书舍人文震亨等,被牵连下狱。刑部司官吴文灿出于正义,故意压下此案不审,廷杖六十,革职为民;刑部尚书李觉斯因此革职为民。黄道周淹滞狱中一年,一番招上,一番严驳。新任刑部尚书刘泽深审理此案,拟黄道周遣戍烟瘴地方,皇帝不允;改拟永久遣戍,又不允,左右为难,愤然上疏讲明道理:

看得道周罪状,臣前两疏已痛切严责之矣(拟烟戍或永戍),到此止有一死。死生之际,臣不敢不慎也。缘我皇上自御极以来,所论死诸臣,非封疆大事,则贪酷大罪,从未有以谏言诛大小一官者。而今以此加道周,是道周无封疆贪酷之失,而有谏言蒙戮之名,于道周得矣,非我皇上覆载之量也。且皇上所疑者党耳,党者,见诸行事,相聚讼言,乃为植党。道周自上一疏,空言无党,睿照一临,肝胆寒裂……乌有丝毫党气,而烦圣明之震怒,动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时,忽奉旨停免,今皇上岂有积恨于道周,万一转圜动念,而臣已论定,噬脐无及,敢仍以原拟请旨依议。

刘泽深讲得有道理,皇帝确实“有积恨于道周”,所以不肯从轻发落;一旦积恨消除,黄道周还有转圜的可能,因此刘泽深仍以原拟永戍广西请旨。果然,一年以后,皇帝接受周延儒、蒋德璟的建议,召回黄道周,官复原职。

围绕黄道周的案件以喜剧收场,朝廷想挽狂澜于既倒,最要紧的是笼络人心,于是乎有一系列举措,例如清理刑狱、赈济百姓、请用废臣,等等。然而,无论安内还是攘外,都要依仗军队,这些年来安内战争与攘外战争,都以败绩告终,反映了军队的腐败,一时很难改观,因为它是制度性腐败,且由来已久。不妨看看号称御林军的京营,便可明白一二。

京营有十二万人的编制,由六名副将以及多名参将、游击,分别率领。照理应该是一支精锐武装力量,其实大谬而不然。据主管京营的兵部左侍郎吴甡说,京营竟然是一支乌合之众:“旧习相沿,皆京城菜佣市侩买粮代替者,难骤革也。内有边勇营,始议募边丁,优其粮犒,可以御侮。久之将领以家丁充数,及近畿人用贿入,旌旗器甲非不灿然可观,然承平日久,从未见敌,不足恃也。勇营在京营北,内员统兵近二万,器甲旌旗焕然,饰观而已。”你看,这支御林军居然是菜贩市侩冒名顶替,领取一份军饷而已。徒有其名的边勇营也是如此,由将领的家丁充数,或者京郊百姓用贿赂手段混入编制。一旦朝廷要视察,旌旗器甲焕然一新,都是用来装点门面的。据京营提督太监王德化说:“京营马匹不满万,又多瘦弱,不便发剿。”

崇祯十五年四月,皇帝召对大臣,要求从京营兵内选拔五万堪战之兵,问主管此事的吴甡:如何选练军士使之精锐,使淘汰者不哗变?

吴甡的回答是实事求是的:京营原募边勇一万二千,专练骑射,月支米一石,盐菜银一两。又有壮丁营,专练火器者二万,月支米一石,(盐菜)银六钱。其余皆月支米一石,无盐菜(银)也。实际上所谓边勇、壮丁与散兵无异,兵部精熟骑射、火器。臣曾责备各将领: 既然粮饷有厚薄之分,而兵不强壮,何以服军士之心?今后实行分练法,各将领挑选精熟骑射火器,又能力举三百斤以上者,另立一个名籍;如果骑射勇力达标,即使散兵也可以选拔为边勇,反之,边勇也可以降为散兵,壮丁亦然。老弱不堪,自当革退,另选精勇者补充。按照此法实行数月,选练者十之二三,淘汰者亦十之二三。

皇帝侧耳倾听至此,笑着说:说得极是,极是。随即问道:是否可以另立战营,得到堪战精兵五万?

吴甡坦陈,情况并不乐观,他说:京营设兵,原期人人堪战,因积弊相沿,又承平日久,几百年不见战阵。前此调拨京营参战,都是沿路无籍游棍代顶,本军正身并未出京一步。将领与游棍默契配合,将领可以由此克扣粮饷,游棍则利用军籍沿途扰抢,又可以饰败为功,冒功滥赏。班师回朝后,本军依旧充伍,代顶者则沿路散亡,积弊已久。针对皇帝的问题,他说,重要的是选将,只要有战将,自有战兵,五万也不难。话说得十分勉强,事实上,五万京营精兵始终没有练成。京营的腐败,折射出军队的普遍问题,安内攘外皆惨败,或许可以由此悟出一些缘由来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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