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评价方式:请回归单纯! | 社会科学报

原标题:学术评价方式:请回归单纯! | 社会科学报

时至今日,量化管理模式依旧岿然不动,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个中原因究竟何在?

原文 :《回归单纯——学术评价方式变革的基本路径》

作者 |苏州大学 尤小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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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性量化管理模式为何难以取消

学术生产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生产,它本身不应该允许无谓的重复,不应该有蓄意的造假,因为它只认同一个标准或者说只有一个价值取向:创新。可是,在当下“创新”一词日益泛滥,学术生产却在众生狂欢中迷失了方向。比如,最近,媒体披露的两条与学术生产有关的新闻中,江西井冈山大学教师伪造数据,炮制70多篇论文,以及2009年国内论文产业的总产值已高达10个亿。众所周知,目前科研管理的行政性量化管理模式既是造成学术生产日益功利化的动因,又是推波助澜的主要力量。取消量化的呼吁在差不多十年前便出现了,可是,时至今日,量化管理模式依旧岿然不动,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个中原因究竟何在呢?

其实,量化管理是行政体制催生的产物。行政管理方式对大学及学术机构的渗透的一个标志便是量化。因此,除非变革大学及研究机构现有的行政化的管理体制,量化管理是很难取消的。当然,行政化的体制也有着整合的优势。它可以通过整合的力量,强化某些表面上与学术有关,实质上是非学术因素的迅速改变。中国论文数量在近几年的节节攀升就是一个显例。根据最新的统计,2008年中国在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的中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仅次于美国,已经位列世界第二。这样的成就,既满足了“与国际接轨”的要求,又唤起了国家复兴的民族主义意识和迅速现代化的渴望,在意识上、情感上以及理念上强化了量化管理模式的合法性。由于有“成功”的效果,即便是有眼光和有远见的管理者,在作出哪怕是明智的改变时也容易犹豫不决。因为一旦实行纯粹的学术性的管理模式,必然带来“量”上的减少,可“量”上的减少是否真的能换取“质”上的提高,也是有待证明的课题。这种“成功”所带来的两难选择成为行政性的量化管理合法性的又一个依据。

“军令状”式的科研管理方式成为通向“成功”的捷径,学术GDP的追求热情至今不减,它们所带来的排名的上升,既可能体现自身的管理水平,又可能给学校争取更多来自上级和地方政府的资源。所以,虽然面临着舆论的压力和学者的不满,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所大学和研究机构愿意公开放弃量化的科研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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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性量化管理模式的负面效应

然而,行政性量化管理模式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也相当严重。最近,英国权威的《自然》杂志刊登的文章透露,中国科技部就科研造假行为对中国6家顶级研究机构的6000多名科研人员的调查结果表明,大约三分之一的学者承认有过剽窃、造假行为。这一惊人的现象的产生明显与片面追求数量所导致的急功近利有关。

行政介入学术所带来的数量增长的同时,也让量化成为学者的生存方式。处于非典型的量化生存状态的学者往往会为各种项目、各级别的课题申请而忙碌,为填写各种表格而焦虑,并且在有组织的申请中成为利益均沾的享受者和迷途中的羔羊。而最有意思的是,成功的申报似乎比研究本身更值得庆贺。可是,对于人文学科来说,类似大会战式的学术生产所引发的问题已经显现。没有个人的学术,就意味着学者主体性的缺失。其实这已经从根本上违背了学术发展的规律。在这样的情形下,学者只是把完成项目或课题当成一项任务。此时,只有科研工作,而没有科研生活。学者们不过是为生计考虑,不可能把研究当成一种生活方式。学者的科研兴趣、科研能力与研究本身似乎永远无法协调,他们与项目或课题之间永远处在先结婚、后恋爱的“被计划”的状态中。这就使学者个人在从事科研活动之前所憧憬的学术境界彻底地破灭了。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希尔斯说:“在学术进步的思想中有一个内在的理想。这是一种由理解所阐明的生命理想”。这种所有人文学科的研究者所应具备的理想却由于个人主体性的缺失而成为空白。

由于行政性权力的无限扩张,相应地便是学术权力的无限缩减。而目前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混同不分,也使得学者们一直期待的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步履维艰。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的存在就很难形成约定俗成的学术规则;没有学术规则,不仅学术的进步很难判断,而且也为学术造假提供了方便之门。像井冈山大学这位教师伪造数据发表论文的事情只是一个被媒体披露的典型案例。其实,在学术界和大学里面类似的行为并不算稀奇,只是程度轻重不同而已。

03

学术评价的单纯化原则

学术评价应该由学术共同体作出,这已是学术界的共识。学术共同体与其说是一个具体的组织,不如说是一个“学术场”更合适。学者们在这个“场”中从事学术生产,遵守共同体的规范和规则,接受它的学术评判,一旦违背规范或违反规则,将受到这个“学术场”的排斥,以致被逐出“场”域之外。

在现有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管理体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学术共同体要保持独立性和纯洁性并不容易。要加强学术共同体的影响力,就必须将学术的话语权转化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评价标准。这时候,学界领袖和学术权威针对学术现状发言就十分必要。他的公开呼吁或公开批评则可能对学术共同体的正常成长产生良好的,甚至可能是意想不到的推动效应。

学术本身是单纯的,学术评价自然也应该是单纯的。学术的单纯化原则就是要将学术评价严格限定在同行专家对学者的代表性学术成果的评议之中。现在的学术评价方式之所以显得复杂,之所以远离学术本身,主要是行政干预过多所引起的。行政性的量化管理模式对于学术的评价总是在简化学术成果学术性一面的同时强化非学术性的一面。比如它重视数量,将质量差异极大的成果简化成一样的阿拉伯数字,同时又非常重视成果是否有课题经费支持,经费的多寡,课题的级别,发表的刊物的级别和获奖等第之类。这就将原本单纯的学术复杂化了。事实上,无论是课题项目,还是获奖,最终依据都是成果本身。在课题和奖项评定不能保证其公正性的情况下,将课题、获奖看得比成果本身还重要,只能将学者从相对淡泊名利的状态中抽离出来,启发其趋利性,使学术评价继续诱发名利角逐的悲喜剧。

学术成果看似单一实则丰富,学者的思想境界、学术眼光、学术功底和学术道德都蕴藏于其中。在学术评价时为避免学术以外的因素被层层放大,就需要把之前的项目课题之中的刊物级别以及之后获奖都统统搁置,即便是作为参考也要尽可能地减少其权重,以树立成果本身的绝对优先地位。而代表作制度,也可以避免无谓的数量追求。总之,只有本着回归学术的单纯,学术评价才不会偏离学术原则,才可以减少类似井冈山大学出现的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学术研究也才能形成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局面。

文章原载于思想的力量——《社会科学报》十年精粹学术卷,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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