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土地人物图—— 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式写真

原标题:西域土地人物图—— 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式写真

陆上丝路的“孤本”

2018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一幅名为《丝路山水地图》的长卷惊艳亮相。它以中国青绿山水的形式,描绘了明代中叶陆上丝绸之路的辽阔地域,被媒体和观众形容为“旷世奇珍”。

这幅地图的原名叫做《蒙古山水地图》,大约在上个世纪30年代流出国外,此后一直收藏在日本著名收藏机构藤井有邻馆中,秘不示人。直到2000年,才由中国收藏家斥巨资购回国内。此后,几经周转,又于2017年被捐赠给故宫博物院。

《蒙古山水地图》的回归,填补了中国古地图的一个巨大空白。

举世公认,中国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对经由这条路线形成的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做出了巨大贡献,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在清末之前,却几乎没有表现陆上丝绸之路的古地图。

唯一的例外,就是明中叶绘制的《西域土地人物图》系列。仅目前了解,这个系列至少存在三个绘本和两个刻本,《蒙古山水地图》正是其中之一。不同版本让人眼花缭乱,名称、绘制方法和细节上均有种种差异,但绘制范围和主题内容则相当近似。不过大名鼎鼎的《蒙古山水地图》,在名称、绘制年代等方面尚存诸多争议,而且绘制内容也仅从嘉峪关到“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其他几幅地图,则向西延伸至鲁迷城(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几乎涵盖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全部范围。其中,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彩绘本《西域土地人物图》,无论是从内容还是制作的精良程度上,都尤为珍贵。以下所讨论的《西域土地人物图》,皆指此图。

三个绘本

1、原藏于日本藤井友邻馆,近年购回中国的《蒙古山水地图》

2、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彩绘本《甘肃镇战守图略》所附的《西域土地人物图》

3、意大利地理学家会藏《甘肃全镇图册》中的《西域诸国图》

两个刻本

1、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马理主编的《陕西通志》中的《西域土地人物图》

2、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成书的《陕西四镇图说》中的《西域图略》

(图1)

(图2)

异域殊俗与汉人移民

《西域土地人物图与《蒙古山水地图》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前者多了大量人物风俗的描绘。比如图中,能够看到缠头的回回、辇帐中接受跪拜的贵族,方形、椭圆形等形态各异的城镇,等等,展现了以穆斯林为主的西域族群格局。不过,丝路上也不乏“汉元素”,比如一些以中文命名的城镇,如沙家城等,(图2)中的“天方”,是对伊斯兰教发源地麦加的中文称呼。图1中则有两个“俱汉儿人”的城市,提示这里乃西迁汉人后代的聚居区,展现出丝路上东西方的双向交流和互动。

陆上的“汉儿人”

若比较《蒙古山水地图》和《西域土地人物图》,会发现前者非常中国风,用得是青绿山水的表现形式,而后者则颇有些异域气息。这或许归功于上面大量点缀的人物和动物。画中人物衣冠服饰和形象多种多样,或骑马疾驶,或手牵骆驼,或在耕种田地,或席地而坐,甚至有的牵着一头狮子……总体来讲,是以穆斯林为主的中亚、西亚族群。不过若仔细观察,图中若干城市的名字旁,却多了一行字,提示那里住着特殊的居民—一汉人。

怯迷城(今伊朗克尔曼)“外有四族蕃汉”,文谷鲁城(今约旦安曼西南)、撒黑四寨(今叙利亚阿勒颇东北的撒黑)、菲即城(今土耳其小亚一带)、鲁迷城(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俱汉儿人”。

当然,我们很难相信,堂堂奥斯曼土耳其的首都鲁迷城都是“汉儿人”。不过若结合附在此图后面、类似于图说的《西域土地人物略》,则会得到更精准的说法:“有缠头回回及汉儿人,有通事。”可见,图中标注或许是笔误。文谷鲁城在《人物略》中则是“俱汉儿人,蓬头带(戴)帽儿,种旱田”,补充了关于土地风俗的信息。

所以,综合《西域土地人物图》及其图说《西域土地人物略》,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个有趣的画面:在鲁迷等外国城市中,居住着大量的汉人,他们有的是单一民族聚居,也有的与当地穆斯林杂居。不过,这些汉入从何而来,又因何而来,图文中均找不到更多的线索。对此,学者席会东曾结合其他文献,作出过推测。

首先是在明万历的《肃镇华夷志》等文献中,曾提到一件边境汉人西逃的往事。事件发生地在威远城(今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航天镇)。明洪武年间,朝廷曾在河西走廊一带设威远卫等卫所,用来防御北方鞑靼人,屯田战守,兼理地方。威远城正是威远卫的治所。

不过到了永乐年间,这里的汉人却因误了农时税期,担心政府追究,而选择远遁西域。尽管明廷曾设旗招抚,但效果甚微。威远卫终因人口流失而遭到裁撤,并入镇夷千户所。

离乡去国的汉人究竟到了哪里?《肃镇华夷志》又道:“威远汉人,今在鲁迷地方。穿衣戴帽与夷不同,衣制同中国。穿则襟治于背后,网巾同汉人;戴则悬圈于额前。养食猪犬。与回夷处,多不同俗。”

无论是“鲁迷”,还是“衣制同中国”,都与《西域土地人物图》及图说中的信息吻合。所以那些居住在“鲁迷”等地的“汉儿人”,很可能就是从中国河西走廊带的威远城迁移过去的汉人后代。他们依旧穿着故国的服饰,戴着故国的帽子,畜养并食用猪肉,与当地穆斯林风俗迥异。这或许就是丝绸之路上一部分“汉儿人”的来源。

除了汉人聚落和穆汉杂居地外,点缀于丝路上的城市名字,也不乏“汉元素”。这些名字大多是当地民族语言的中文音译,但也有部分名字,是用汉字表意的,比如石城儿、天方国、巡检司、沙家城等,彰显着明朝中原地区与西域的密切交流。

于是,在这幅以穆斯林为主、多元族群杂居的丝路画卷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异域殊俗,也是有趣的互动交流,是一种东西方间的双向交流。

(图3)

(图4)

(图5)

虚实结合的丝路建筑

《西域土地人物图》中的建筑表现形式,虚实结合。比如(图3)中的明朝嘉峪关,描绘为中国经典的关楼样式,与现实情况相距不远。而(图4)中的望日楼和(图5)中的马儿黑纳,这两个中亚建筑,却被画成中式。望日楼是帖木儿帝国撒马儿罕城东北郊的兀鲁伯天文台,据文献记载,乃是—座三层圆形建筑物,是当时伊斯兰地区最好的天文台之一,与图中的汉式建筑完全不同。

兀鲁伯天文台是汉式建筑?

除了点缀其中风情各异的人物外,《西域土地人物图》上的城市聚落也十分丰富,其地域范围涵盖了中国、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埃及、土耳其等亚、非、欧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其表现区域和表现内容均超出了绝大部分存世明代文本文献的记载。

图中丝绸之路沿线聚落的相对位置,与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在古代中国的域外地图中十分难得。不过若仔细观察图中的建筑形式,却有些令人疑惑。比如图中有大量类似于庑殿顶式的建筑符号,这显然是汉地的建筑。《蒙古山水地图》上更为突出,其对城池、关隘的表现,完全是中国式的。

最典型的是撒马尔罕北侧的“望日楼”。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彩绘本的《西域土地人物图》中,它被表现为红色的有着中国式屋顶的高台建筑,而在《蒙古山水地图》中,则彻底变成中国式的楼阁建筑。

但所谓的“望日楼”,实际上是被称为“兀鲁伯天文台”的天文观测建筑。它的建造者,是帖木尔帝国创建人帖木尔大帝的孙子,著名天文学家、撒马尔罕的统治者兀鲁伯,建造时间大约在1428年至1429年。

这是当时中亚最大的天文台。据记载,它是一座三层圆形建筑物,建有长达40米的

大理石六分仪和水平度盘,用于天文测量。借由这套当时伊斯兰世界先进的天文设备,兀鲁伯重新确定了古希腊学者托勒密记录的大多数星辰的位置,由此形成的数据,在此后大约两个世纪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此,图中这个有着中国式屋顶的高台建筑,其形象与真实的兀鲁伯天文台相去甚远,应是根据想象绘制而成的。

这正是中国古代地图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在对地理要素的相对位置进行写实性的描绘之外,在地理要素的呈现形式上,则会根据需要进行“想象”,可谓虚实结合。

这样“虚实结合”的地图,在今人看来或许不够科学。不过它以传统特有的表现形式,彰显着明代中后期中国人对于域外浓厚的兴趣及丰富的知识。而当那位无名画师绘下这幅长卷之际,西方的地理大发现早已在轰轰烈烈的展开之中,世界正快马加鞭地进入海洋时代。于是这幅地图,也成为那条辉煌了两千年的陆上丝绸之路的最后写照。

来源:中华遗产 2019年06期 总第16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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