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英国只有两大岛,为何叫“英伦三岛”

原标题:维舟:英国只有两大岛,为何叫“英伦三岛”

汉语中习惯将英国称为“英伦三岛”,在文学作品中所见尤多,虽然使用广泛,却不免让较真的人感到困惑:“要说是三岛,那么是哪三岛?”——众所周知英国只有两大岛。对此有种种解释,如认为“三岛”还可加上马恩岛,又或是由英王的三个领地(根西岛、泽西岛、马恩岛)泛指英国,其中最流行的一种观点则认为:“英伦三岛”并非指三个岛,而是指不列颠岛的三个部分。百度百科的“英伦三岛”词条就断然认为:“‘三岛’无疑是指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的结合。就连英国国旗,也采用三地的旗帜交叠而成。看来过去是由于不懂欧洲地理,想当然误为‘三岛’,到后来习非成是,甚至东、西洋‘三岛’相提并论。这里的所谓岛,已经不再是岛屿的意思了。”

这个说法的麻烦之处在于:它完全不符合汉语的习惯,没有证据表明“三岛”可以理解为同一个岛的三个部分。其余几种解释也都不免失之穿凿,与此同时,它们却又都断然宣称这个“错误”是因古人对海外地理的无知造成的。其实这些说法本身才是有问题的,是现代人在强解古人。维基百科的“英伦三岛”词条认为,“它很可能是早年清代对于英国仍欠缺正确了解时,所形成之词汇,并沿用至今。在英文中,事实上并没有与‘英伦三岛’相对应之概念或语词。”这至少点明了一个事实:所谓“英伦三岛”完全是一个中国式的说法,也只能从中国文化入手才能理解它的生成。

为什么是“三岛”?

中国人对英国的了解,始于明末西方传教士东来。1623年,耶稣会士艾儒略在杭州刊印了《职方外纪》,描绘世界五大洲地理,其中就明确记载欧洲西北海有“谙厄利亚”(英格兰)和“意而兰大”(爱尔兰)两大岛和许多小岛。把英国称为“三岛”的说法,最早见于雍正八年(1730)陈伦炯著《海国闻见录》,其中称“英机黎一国,悬三岛于吝因、黄祁、荷兰、佛兰西四国之西北海”。值得注意的是,该书附图中对英国却只画了两岛。1820年,曾在海外漂泊十四年之久的广东梅州人谢清高整理出版《海录》一书,成为中国人讲述西方世界的第一部著作,其中谈到英国时也引用《职方外纪》称之为“乃海中二方屿也”。

《海录》影印版

为什么明知是两岛却说是“三岛”?简单地说,“三”在此是虚指而非实指,不必限于三。此类事例极多,汪中《释三九》一文旁征博引,将“三”的实指和泛称用法分为实数与虚数,实数指称具体的数量,虚数则代表“多”或“极多”。岑仲勉也举出“三月不知肉味”等语,表明古汉语中“各种事物,往往说作‘三’数,实际上都不一定真是‘三’数”。佛经每举五百之数,泛言其多,也出于同理。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数字对古人而言,并不仅仅是计算符号,还常蕴含着深刻的隐喻意义,具有神秘的原型意义。这是人类社会的通则,不独以中国文化为然,只不过不同文化中的“圣数”不同。例如两河、希腊、西方文化则特别推崇“七”和“十二”,《旧约圣经》的字里行间满是圣数“七”:上帝创世用了七天、挪亚方舟上的动物均要带七公七母,或“若杀该隐,遭报七倍;若杀拉麦,遭报七十七倍”,其例不胜枚举。十世纪的阿拉伯学者马苏第在《黄金草原》中举出希波克拉底的话宣称:“本世界的所有事物都必定要以7这个数字为基础。有7颗行星、7个气候带、一周7日。人生被分为7个阶段。”他被公认为当时最杰出的地理学家,对欧洲各国都有详细、准确的记述,是第一个确认巴黎为“法兰克人”首都的穆斯林作者,且清晰地列举出了法国国王的系谱,但他却又说“大不列颠”(Britanya)是由十二个岛屿构成的。这个乍看不可思议的“低级错误”,是因为“十二”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很长时间里,中东和欧洲都盛行十二进位(英语中至今保留这一痕迹),“十二”被视为一个循环的极数,是宇宙规律的象征数,因为一年的时间循环正是十二个月。

德国学者恩斯特·卡西尔在《神话思维》中阐释了这种世界观:“在神话思维中同在其他领域中一样,数充当一种首要的、根本的形式。”这意味着,宇宙中的一切形式都是以这些数字为基础的,古希腊、古印度之所以有“四大元素”说,就是因为“凡是把北、南、东、西看作世界基本方位的地区,这种特定的划分通常也充当世界及世界过程全部构造的模式和原型。于是四成了无与伦比的圣数,因为四准确地表达了每一特定实在与宇宙根本形式之间的这种关系”。

《神话思维》

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一系列神秘数字规范着人们的思维与想象,但将哪些数字视为圣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甚大——“四大元素”在中国则是“五行”,因为在中国文化中,“五”被视为“阴阳交午”之数。作为气化宇宙的范型,“五湖四海”、“三山五岳”是至今仍在流布的习语,“三”与“五”之数及其周期被视为宇宙不变的构成元素与规律,代表着一种理想化的模式,所谓“天有三辰,地有五行”(《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汉书·律历志上》说得更明白:“太极运三辰五星于上,而元气转三统五行于下。其于人,皇极统三德五事。”其中“三”又是道教中特别重视的神秘数字。在这样一个构造中,海外的“三神山”是一个固定的原型。至迟在西汉初年,这一海外仙山传说就已深入人心,《史记》载汉武帝为求仙而造建章宫,宫中有太液池,“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以象海中神山”。这一神话发展到东汉魏晋时期,已成为固定的洲、岛空间模式,具备乐园仙境性质,并增衍出更丰富的意涵,成为中国文化中的经典符号。所谓“海上有蓬莱三岛,则帝王所都,仙圣所宅”(宋徽宗《艮岳记》),乃是人所共知的说法。

深受这种文化熏陶的古人,很自然地会设想海外有“三岛”的存在,因为这就是他看待世界的基本模式。《西游记》的第一回开篇就说:“海外有一国土,名曰傲来国。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唤为花果山。此山乃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自开清浊而立,鸿蒙判后而成。”这里所谓“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都是蓬莱神话中的习语,后文又有“远观一似三岛天堂,近看有如蓬莱胜境”(第二十八回),也是同理。《警世通言》中则以道教的口吻,明白无误地说到“超凡入圣,谢绝尘世,以归三岛,故曰神仙”。连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禅宗,都有“西天三岛”的说法。

在这里,“三岛”是一个固定搭配,身在这一传统中的人都理解其隐喻意味。宋杨万里《芗林五十咏·百花洲》有“更兼芗林中,三洲是三岛”;元人许桢《渔家傲》词则有“水中三屿如三岛”一句,如果不了解三神山的典故,仅从字面含义看,这就成了令人费解的同义反复,犹言“三岛是三岛”了。也是在这样的文化心理下,但凡谈及“海外仙山”,中国人的自然反应都是“三岛”。

从很早的时代起,中国人就开始将这“三岛”的想象投射到海外地理上,而最经常成为投射对象的,则是东邻日本。李白在《哭晁衡卿》中,就已将日本隐喻为蓬莱仙岛:“日本晁衡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自此,这一直是惯用的想象,故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校补记第七条里说:“昔友人言,日本有杨贵妃墓,曾见其照片。日本受中国文化甚深,白乐天诗尤具重大影响。《长恨歌》既有:‘忽闻海上有仙山’之句,日本以蓬莱三岛之仙山自命,此与彼国熊野有徐福墓者,正复相似,自可不必深究也。”

称日本为“三岛”,自此便成为一种固定的隐喻,虽然晚清时已明知日本全国由四大岛构成,但在文学性的语言中,“三岛”仍是对日本的雅称。如秋瑾《日人石井君索和》诗:“诗思一帆海空阔,梦魂三岛月玲珑。”1908年段献增著《三岛雪鸿》,记述的也是其日本游历。1909年汤寿潜上奏《存亡大计标本治法》,倡议联美排日:“日本蕞尔三岛,无日不谋展足大陆,常欲结我以自固。日本不甚富强,常汲汲于依靠中国以自存。”梁启超《爱国歌四章》也有“英日区区三岛尚崛起,况乃堂矞吾中华”一句。从汤寿潜、梁启超行文语气也可看出,“三岛”在此甚至已不算是美称,只不过是普通代称,甚至成了蔑称。

另一种常见于明清文献的说法,则是将琉球群岛称作“三十六岛”,如清初徐葆光《奉使琉球诗》卷二《舶中集·琉球三十六岛图歌》:“琉球弹丸缀闽海,得此可补东南荒。”相传琉球还有三十六姓原是福建移民。晚明著名海盗王直,寓居平户,号称“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筹海图编》)。琉球群岛现有60多个有人居住的岛屿及400多个无名小岛,平户一带的岛屿也不止三十六个,为何刚好要说成是三十六之数?原因很简单:这在中国文化中也是一个常用的神秘数字。宋代以后的道教经典(如张君房的《云笈七签》卷二十七)有所谓“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的说法;《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则由“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组成;在明清小说中,所谓“三十六家花酒店,七十二座管弦楼”也是形容街市繁华的常用语。《西游记》第七十五回,孙悟空在狮驼山被吸入一个二尺四寸的缾内,须三十六个小妖来抬,“怎么用得三十六个人抬?那缾乃阴阳二气之宝,内有七宝八卦、二十四气,要三十六人,按天罡之数,才抬得动。”

值得注意的是,汉语文献中最早将英国称为“三岛”的《海国闻见录》一书中,前文还有这样一句:“自对马岛而南,寅甲卯东方一带七十二岛,皆日本倭奴之地。”不难理解,对作者陈伦炯来说,“七十二岛”除了文化象征意义之外,仅是泛称其多,犹如现在说“千岛湖”,不必然刚刚好是一千个小岛。当然,如果是现实中的岛屿,中国诗文中也会用实数,如康熙帝题写郑成功的著名对联:“四镇多贰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此处“两岛”乃实指郑成功当时驻军的厦门、金门二岛,但每当人们要表达“海外仙岛”这一隐喻义时,则通常都只说“三岛”而不可能说“两岛”。

对这样浸淫在传统文化中的人来说,其内在意味原本人所共知。直至晚清,林则徐在《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诗种提到“风涛回首空三岛,尘壤从头数九垓”,其中的“三岛”仍是“海外仙山”这一本意,颇堪玩味的是,现在这却常被误以为是指“英伦三岛”。对时代更早的陈伦炯来说,“三神山”是再自然不过的文化符号,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何他明明在地图上将英国画成两个主岛,却要称它是“三岛”——因为在中国文化中,海外仙山通常都是“三山”,偶尔是五个,但绝不能是两岛或四岛。

神话思维的逻辑

在解释“英伦三岛”一词的由来时,常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前人对英国地理知识的欠缺造成的。这乍看不无道理,其实却大谬不然。因为我们认为英国只有两大岛是一个经验性的事实,但对深受神话思维影响的人们来说,“三岛”却是先验性的存在——也就是说,不是先看到三个岛,再照此统称,而是反过来,先归纳出一个宇宙的基本范型和元素,现实中的岛屿必须符合这个理想模式。到了后世较为理性化的时代,于是就会出现困惑,或竭力去解释是哪三个岛,为此聚讼纷纭。

这样的思维模式,在不同文化中均可见到,而在中国,一个关键的时期是从战国中晚期到西汉初年的转折。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美国汉学家艾兰认为,中国轴心时代哲学冲动的一个重大特征,就是将相关体系的结构化(systematization of correlative system),例如归纳出阴阳二元系统、五行。杨照认为,这是一种通过罗列整理的方式来掌握复杂现实的倾向,以此统摄纷繁的现象,建构为系统——“五行”由此出现,这“是一个庞大且可以无限扩张的系统,实质上就是将世界上的万物万象,都用‘五’来分项统纳”。

由于数字被视为宇宙的基本规律,因而不是数字对应现实,而是反过来,现实要来适应数字。《圣经》中耶稣有十二门徒,因为“十二”是圣数,所以不会是十一或十三,即便在犹大叛变后,也还是要补选马提亚,凑足十二之数。在缅甸,由于人们笃信占星卜卦和圣数八,但每周只有七天,于是人们硬生生将星期三分为两个半天,以便一一对应八大行星。在中国,为了满足“五行”之数,甚至可以凭空多出一个“长夏”来凑齐“五季”。王莽摄政时发现天下已有东海、南海、北海郡,却没有西海郡,为了凑齐“四海”之数,他在青海湖周围增设西海郡,“徙天下犯禁者处之”,为增加人口,竟人为扩大犯禁的范围,以便流放更多人。在代汉之后,为应符命,王莽更重“五”数,分全国为一百二十五郡,置州牧、部监二十五人,各辖五郡。

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北方建立政权的非汉族各族被统称为“五胡”,但正如英国汉学家魏根深所言,当时建立王朝的至少有九个民族,而非五个,那么为何要称“五胡”?正如陈寅恪引苻坚所言“五胡次序,无汝羌名”,这原指当时流传的谶纬,是一种神秘性的预言,原本就并不涵括当时所有胡族。王树民认为“五胡”原只是“五部胡”之意,因为当时活跃的异族只有匈奴、鲜卑、氐、羌四种,只是后人为了对应“五胡”之数,从匈奴中又分出“羯族”来凑足“五胡”之数。对此有人质疑,既然如此,那“后人选择这些族群的总称,何以不是名实相符的‘四胡’,而是令人费解的‘五胡’呢?”进而主张“五胡”只是指五个胡人。吴洪琳正确地指出,“五胡”其实只是一种泛称,不必拘泥于“五”之数,只是“在当时社会上流传的‘胡人的五德历运次序’或‘五德历运中的胡人次序’”,这与所谓匈奴“五部胡”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可能是五族或五人的确指。

《真腊风土记》

这样的神秘思维注重的不是实际计数,而是象征意义。元代周达观著《真腊风土记》被誉为对古代吴哥文明最珍贵、准确的记述,然而他却两次将当地七头的那伽神(Naga)记为“九头”:“桥之阑,皆石为之,凿为蛇形,蛇皆九头;五十四神皆以手拔蛇,有不容其走逸之势。……土人皆谓塔之中有九头蛇精,乃一国之土地主也,系女身。”这恐怕是因为,在中国古代的文化观念中,数字“九”充满神秘性,《楚辞章句·九辩章句》:“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故天有九星,以正机衡;地有九州,以成万邦;人有九窍,以通精明。”我们习惯说的“七窍”,这里也说成是“九窍”。

正因为在这种思维之下,注重的是一个不可变更的理想化原型而非具体细节,因而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在解释时彼此歧异是常有的事。例如中国自古说“三皇五帝”,但到底是哪“三皇”、哪“五帝”,早在先秦就有不同说法;甚至就连“春秋五霸”这类历史人物,具体对应哪五人,也是众说纷纭。作为农业民族,中国人对粮食本该再熟悉不过,但“五谷”究竟是哪五种谷物,也有几种不同说法,篠田统在《中国食物史研究》中正确地指出:“五谷的提法是由于附会阴阳五行思想而来的。开始并不明确五谷都是指的哪些谷物,根据人、时间、地点其品种也有所不同。”中国自来就有“九州”之称,但这是指哪九州,据杨宽《战国史》的归纳也至少有三种不同说法,刨除重叠,实际上共有十一州,但却都塞入“九州”的模型之中:

日本的九州岛,最初于701年划分为筑前、筑后、丰前、丰后、肥前、肥后、日向七国,但受中国传入的“九州”观念影响,后增设萨摩国,713年再分出大隅,遂称九州。中国虽从海外三神山的观念出发,称日本为“三岛”,但在日本文化中的圣数却是八,因而在日本神话中说天照大神让皇孙推开八重云,降临到“大八洲”,降临处高千穗峰以高御座再现,其八角形即隐喻大八洲。“八”既为圣数,也可虚指“大”或“多”,故作为日本别称“大八洲”(おおやしま)或“八岛”(やしま)也可解释为“多岛之国”(多くの島からなる国),本非实指;但到了《古事记》中,已经将之解释为本州、九州、四国、淡路、伊岐(壹岐岛)、对马、隐岐、佐渡等八岛,而《日本书纪》卷一则认为是秋津洲(本州)、伊予二名洲(四国)、筑紫洲(九州)、隐岐洲、佐度洲(佐渡岛)、越洲(北陆道)、大洲(山口县屋代岛)、吉备子洲(冈山县儿岛半岛)。《古事记》成书于712年,《日本书纪》仅晚八年,但所载八岛却有三岛都不一样,其中越洲、吉备子洲甚至不能算是岛,如果说这是由于地理知识缺乏引起的,那就很难解释为何日本人连本国的八岛都搞不清楚,这似乎说不过去。

北宋雍熙元年(984),日本僧人奝然入宋,称日本全国分为五畿、七道、三岛,以后直至晚清,中国典籍中凡记述日本地理情况,一律照抄不误,明代几乎所有研究日本的书刊均承袭此说。所谓“三岛”很可能是奝然受中国文化影响或迎合中国人之说,但因为和“五畿七道”并列,遂又被认为是在此之外另辖的行政单位,嘉靖年间出版的《筹海图编》乃认为“三岛”是指壹岐、对马、多褹(今种子岛),各辖二郡。此说亦为《明史》所本,载入正史。

像“琉球三十六岛”这样的说法,人们还能分辨此是虚指,但“三岛”却很容易被视为实指,到了近代,更被后人嗤为古人地理无知所致。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古代史卷中方报告中,毫不客气地指出:“清代前期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几乎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以至直到鸦片战争后,徐继畲、魏源的世界地理名著《瀛寰志略》与《海国图志》在谈及日本地理时,竟然都会犯日本是由长崎、萨摩、对马三岛组成这样的错误。”国人对日本长期了解不足固是事实,但这里所说的“错误”却恰恰是已有一定了解之后,试图用理性解释“三岛是哪三岛”所造成的。

到1877年,何如璋出任首任驻日大使,此前明治政府已于1869年将北海道正式纳入管辖,何氏遂将以前中国文献上的“日本三岛”修正为“四岛”。这被沈国威赞许为“一个进步”,似乎标志着中国对日本地理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但这倒不如说是对传统的决裂:从以往神话思维中的海外三神山,转向了现代理性思维下的地理数字编码。当然,作为日本别称的“三岛”在文学性语言中并未就此消失,但随着对传统的疏离,后人正对此感到越来越困惑不解。在百度上就有这样的问答——有人问:“谁知道张自忠将军为什么称日本为‘三岛倭奴’,日本不是四个岛吗?这种基本常识不应该会漏掉的。”答者倒也知道“日本三岛是清末民初时常用的对日本的别称”,但却又解释说:“后来随着北海道的开发,日本就不再是三岛而是四岛了。张自忠将军说这话的时候,北海道还是荒地呢。”

顺着这样的逻辑下来,也就不难理解围绕着“英伦三岛”的疑团了:这原本是中国人对海外仙岛的模式化想象,与其真实的数量无关,衍为一种文学性的美称,但到后来,却渐渐地会有人试图去理性化地解释“是哪三岛”。到了此时,由于现实中的英国只有两大主岛,这就让人普遍感到费解,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于是各种说法纷起,试图弥合这两种不同思维之间的矛盾。

从现存的文献看,在鸦片战争后不久,中国人对英国的信息刚开始大增之际,这样的困惑就已经出现了。1844年,梁廷枏所著《海国四说》出版,其中所收录的《兰仑偶说》专论英国,但看来他已经不理解前人为何将英国称为“英伦三岛”了,《兰仑偶说》卷二提到“国曰英吉利……亦曰英伦……三岛并悬……凡五十三部皆英伦旧地也……此外复有续据两地,其与兰仑同岛而界以港者曰斯葛兰,别出一岛者曰爱伦,皆近国旧壤,分部置官一如本国……按新嘉坡人撰《英国论略》云伦墩、苏各兰两岛共名英吉利,延长二十六万一千方里,耳兰岛九万六千方里”。在《兰仑偶说·卷四》中再次解释:“英吉利国在欧罗巴洲,三岛孤悬大西洋中,迤东两岛相连,南为英伦,北曰斯葛兰……西别一岛为以耳兰。”这里所说的“五十三部”是指英格兰39郡、威尔士13郡及马恩岛,但他连这样具体的行政区划都知道,却又将苏格兰和英格兰强分为两岛,以凑足“三岛”之数——这与古人硬分出一个“长夏”补齐“五季”之数以应五行,正是出自同样的文化心理。

在传统时代,这原是事理之常,因而这个说法一出,即为人所承袭。1848年,徐继畲在《瀛寰志略》中称“英吉利,欧罗巴强大之国也,地本三岛孤悬大西洋海中,迤东两岛相连,南曰英伦,北曰苏格兰,两岛南北约二千余里……西别一岛曰阿尔兰”。甚至第一位出使欧洲的外交官斌椿,1866年已经踏足英国,但回国后所著《乘槎笔记》中却仍然称“英地本三岛,孤悬大西洋海中,迤东两岛相连,长约二千余里,广约五百里。南曰英伦,北曰苏格兰。迤西别一岛,名爱尔兰,长七八百里,广半之”。到1890年,薛福成出使欧洲四国,在《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和《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续》中,多次提到“英国三岛”和“英伦三岛”等词,并明确三岛是指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

“英伦三岛”之说,在晚清民初广为人知,而最为人所接受的说法,是将之分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三部分。晚至1924年,孙中山所著《民族主义·第四讲》中,仍持此说:“现在世界上的民族,占地球上领土最多的,是撒克逊民族。这个民族最初发源的地方是欧洲,但是在欧洲所占的领土,不过是大不列颠三岛,像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但到后来,渐渐有人觉察到这其中有点不对劲:苏格兰不能算是一“岛”,因而又出现了一个修正版的“合理解释”,主张“英伦三岛”之说源于不列颠岛上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三部分,相当于中国古代“三道”,后世以讹传讹,遂以道为岛。

凡此等等,乍看言之成理,但其实多是揣测之辞,倒是活生生印证了陈寅恪的名言:“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吊诡的是:这种种歧说,正是由于后人试图对前人之说予以合理化解释引起的。神话学上有所谓“语言的疾病”之说,即当一个词的起源不为人知之后,人们为了试图解释它而兴起一种通俗词源法(Folk Etymology),试图以此解释某些现象、事件或名称的缘起,由此产生了一种推源论的神话——例如将古越语地名“无锡”强解为“没有锡”。“英伦三岛”一词的种种解释,也可作此观:很多人自信古人是无知才犯下常识性错误,殊不知自己言之凿凿的合理化推断,也仅相当于那种民间的解释性传说。不过,“英伦三岛”这个充满中国式神话思维的雅称居然能经历现代理性的洗礼,一直留存至今,也堪称奇迹,也再一次证明,传统尽管有时被人遗忘,但却自有其顽强的生存能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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