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时代名号双语现象

原标题:殷商时代名号双语现象

最近整理发现殷商遗留下来的人名等信息有互转的现象,这种文化可能影响了后世的名称、表字文化,还没研究出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但这种现象不似偶然,反倒可窥见其是一种普遍现象。

仅作两种可能之推论:

一种是殷商时代多语族杀伐、交汇、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这种双语现象,即多元同化。强势语族人群,融入了以妇女(儿童,或许首子都可能被烹食为主的弱势语族人群(成年男性可能被杀伐、牺牲、殉葬),两种语族自然渐次融合成了新的语言方式,这种可能性很大。

另一种可能就是后世的多语族是从一个同语时代开始分化,之后因为所处的环境因素不同而成为不同的语族,即同源异化,如同方言,但渐行渐远。如箕子朝鲜的语言、夏后氏匈奴的语言......这种可能性几率虽不大,但也未必不可能。

从孔子家族看,到了孔子之后就没有了这种双语现象,但表字现象依然存在,也就是变成了汉语转汉语。

如孔丘字仲尼,丘就是尼(丘山),尼(丘山)就是丘,因为是叔梁纥的第二个儿子所以为“仲”。满语有“jai即第二意,其音转近似“仲”。

再如“孔子生鲤,字伯鱼”,鲤即鱼,鱼即是鲤,因为生子得鲤鱼而名。可见其有非常明显的以字解名的表字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可能源自一个多语族融合的双语时代。如前所述强势语族(父系为主)与弱势语族(母系为主)结合生了孩子,起名的时候便出现了双语、双名的现实。语族的强势与弱势不是绝对的,最后取决于使用其语的人口基数。

举例箕子,假设父亲谓其子曰“箕”(子,盖其姓。如孟姜女,齐姜姓长女之意。再如孟嬴,嬴姓长女。可见古人有姓氏后置之习。),母亲谓其子曰“胥余(fiyo)”,他们用不同的语言描述了儿子的属性,也即这个孩子和“簸箕”这个事物有关的。那么就必然产生了一个人有两种代号,这就会慢慢形成传统,从最初的双语现象,转变成表字文化现象。

如果我们把这种文化传统追溯到殷契,就会发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契,母吞鳦子而生”,契其实和玄鸟关联非常紧密。而满语显示“qibin”即是“燕子(玄鸟)”之意,而音转即是“契”,这绝不是偶然现象。

再回述孔子之长子“伯鱼”之“伯”,即第一个儿子之意,满语中有“bonggo”,即第一个、头一个,为首之意,音转即可为“伯”。可初步窥见,伯、仲实际是双语基因之字。

即便因为满语中还有“uju”代表第一个(由头引申而来),我们可以说“bonggo”是受到汉语“伯”的影响形成的新词。但即使是这样,恰恰提供了一个双语互转时代的范例。

bonggo 伯 冠

jai 仲 亚

然而,这两个词透露着一种绝非偶然的历史信息,即前音重读则为伯(孟)、仲,后音重读则为冠、亚。说明满语的这两个词可能是汉语伯仲冠亚的语音源头。说明肃慎裔语与殷商裔语有同源之可能。

不难想象,不仅是清代的满汉之间、元代的蒙汉之间存在着语言层面的互转与融合,就是在遥远的夏商之间、商周之间,亦必然存在着不同语言之间的互转与融合。野蛮时代,不同的语言随着人的杀伐、杂交、融合,而逐渐呈现了新的语言(音、义)样式。国家意识的出现使之得到了更迭、沉淀与传播。

有文认为就如同梵语六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咪吽”,实际有九个音节,但转化成汉字则为六个字,这说明汉字有从简的文化传统。

如果回溯到殷商时代甲骨祭祀之时,试想文字逐渐被激发,语言向文字时代转化,音义兼具的需要与书写工具的简陋,必然迫使音节的简化,用更少的字符传递更多的内容。例如殷契可能在语音上依然是“qibin”,但在文字上则为“契”,完成了简化,但都是指其与玄鸟(燕子)有关,意义未变。

当文字雏形渐具,造字法则建立起来之后,文字则反噬了语言,使之走向了向单音节发展的简化之路,这反而使得多语族融合成一种文字、文化、文明成了可能。

乃至当辞书等专门规范文字、语言的训诂书籍的出现一些无法接触和掌握新法则的部分同源语族人群也已渐行渐远,以至成为迥异的两个语族。

融合他们和切割他们的都是时间,或暴力或柔软

bonggo 伯孟冠 为首的 第一个

jai 仲 亚 第二的 中间的

deo 弟 叔 年龄小的

ajigan 季 最小的 幼小的

语言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见证者,肃慎与殷商曾经或许同源共语。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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