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译制导演孙渝烽自述:忆双亲

原标题:著名译制导演孙渝烽自述:忆双亲

1944年父母与我及二弟秦烽摄于宝鸡

今年正好是父亲孙芝棠(19091975)诞辰110周年,母亲钟月华(19191995)诞辰100周年。我离耄耋之年也仅一步之遥,可很多往事都历历在目,特别是忘不了父母对我们的养育之恩。在那同甘共苦的艰苦岁月里,双亲给了我们兄弟五人很多做人的教诲,使我们健康成长,能为社会作出一点贡献。不忘历史的记忆,我想对我们的后辈也会有所教益的。

父亲生长在农村、萧山进化乡泥桥头村,这里是有山有水的地方。当年孙氏八房是个书礼之家,父亲从小在私塾识字,并跟随三爷爷学习中医,长大后跟爷爷下田务农、上山砍柴,干各种农活。二十岁时经亲戚介绍到上海三联书店当上排字工。当日本鬼子侵占东三省后,父亲出于爱国之心,参加了黄埔军校在上海的短训培训班。结业后被分配在南京侍卫大队供职管理后勤。抗战全面爆发后随国民政府到大后方重庆。

1939年豆蔻年华的母亲在小外公钟伟生的带领下,唱着抗日歌曲从无锡丹阳来到重庆,也要为抗战出一份力。当时小外公也是校级军官,把母亲安排在部队摄像部工作。父亲母亲在照相中相识相知、结婚。194010月我就出生在重庆山城,取名渝烽,含义是抗日烽火年代生于重庆。不久我小外公、父亲就奉命调往西北军需局工作,辗转大西北筹建军需被服厂。父亲先后担任铜陵、秦岭、西安、宝鸡被服厂厂长之职,为抗日前线将士生产军需用品。母亲是随军家属,在抗日烽火年代养育了我们兄弟四人(老二出生在秦岭,老三出生在抗战胜利那年,老四出生于宝鸡市,分别取名为秦烽、胜烽、宝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又添了小弟弟。母亲这一生都奉献给了家庭,给了我们兄弟五人。

父亲没给我们留下自传、工作简历。我在1980年经张兴国伯伯介绍加入“民革”组织时,从他那里知道父亲当年在西北军需局工作的一些情况。张伯伯说:“你父亲给我们的印象:为人厚道,工作踏实。西北军需局为了抗战的需要让他组建了多次大大小小多个军需被服厂,他完成得很出色。在军费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的被服厂还是努力完成了军需用品的生产,按期送往抗战前线,常获嘉奖,短短几年他从少校升为上校。父亲在西北军需局供职期间为抗战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破裂,他不愿看到纷乱的内战,1948年初毅然脱离了国民党军队,带领全家返回南方老家萧山,后定居杭州和母亲商议在建国西路买了一个小店铺开了一个小杂货店,准备把我们兄弟几个抚养成人,日后自食其力、报效社会。”

父亲1975年春节摄于老家

如今怀念双亲之际,我深感父亲是一个被命运捉弄的人,这和他后来的人生选择有关:1948年底,小外公钟伟生(国民党西北军需局少将督察)特地来杭州劝父母一起去台湾,父母婉言拒绝了:拖家带口不方便,已准备开个小店把孩子抚养成人,我们老了就可回萧山老家养老。并告知小外公,已在泥桥头盖了几间房,买了几亩好地。这也是奶奶、小叔要求的。

小外公离去不久,1949年初,原西北军需局局长王维恒伯伯、张兴国从上海打电报来,邀我父亲速来上海参加上海解放的接收工作。因为老朋友的盛邀,父亲回电答应了。母亲也觉得父亲还是应该参加工作,上海杭州离得也不远。可就在父亲启程前往上海时,交通断了,杭州、上海均被解放军包围了,没能成行。

很快19495月杭州、上海先后解放了。杭州解放后,父亲很快被指定参加当时由省人民政府主席谭震林为校长的“浙江革命干部学校”学习,在杭州灵隐寺培训半年。1950年当父亲培训结业时,母亲生下了小弟弟。为了纪念这段日子,为他取名孙灵烽。

父亲很快被分配在浙江省土产公司任职,被任命为土特产收购大队队长,作为供给干部,带队在浙江金华、义乌一带收购土特产品,为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出力。由于父亲工作努力,年年受表彰。

记得1950年老家泥桥头村土地改革完成时,土改工作队邀请父亲参加庆祝会,父亲带我回泥桥头村参加庆祝活动。记得我带着少先队红领巾在村祠堂的戏台上表演了一段打腰鼓,土改队长告诉父亲:“原来你们家划成地主成分,考虑到你是供给制革命干部,讨论后降一级划成富农成分。”父亲感谢工作队,按党的土改政策确定成分这很正常。

父亲在土产公司工作,母亲守着小杂铺,我们兄弟几个就在就近惠兰小学念书,我已经10岁了,做母亲的帮手,担当照顾弟弟们生活。母亲偶尔也用一点积蓄,让我们改善一下生活,带我们去杭州名店、解放路的“知味馆”吃一顿虾爆鳝丝面,母亲还带我们兄弟五个拍了一张照片,这个记忆至今也没忘怀!

这样的好景不长,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1953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父亲这个供给制干部、收购大队队长,还是由于“政历”问题,在义乌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判劳改三年。母亲担心父亲的身体,曾先后去看过他三次,知道他在农场会计室工作,放心了好多。

我想这也许就是命运对父亲的无情捉弄:如果他当年和小外公去台湾,如今返回大陆,就和村里炳焕叔叔一样成为爱国人士。如果不因交通中断,顺利去上海参加上海解放的接收工作,就和汪伯伯(解放后担任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张伯伯(解放后担任上海市烟酒专卖公司经理)一样成为离休干部。父亲的命运让我们这个家庭陷入极大的困境之中了。

母亲1939年摄于重庆

母亲努力支撑着小杂货铺,可一个风雨之夜小店遭到偷窃,刚进的所有货物被洗刷一空。1955年在杭州实在无法生存,母亲毅然决定带我们兄弟几个回萧山泥桥头村务农。杭州的房子出租,每月有十来元零花钱。多少年来母亲担负的角色一直是一个相夫教子的“官太太”“家庭主妇”,如今她下决心当个自食其力的新中国农妇。母亲在我们兄弟几个眼里是一位值得大写的母亲。在那个年代,一个反革命家属,外加富农成分,居然把我们兄弟五人拉扯大,真的也算是奇迹!

母亲硬是样样从头学起,带领我们上山砍柴、下田种地,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母亲每天起早摸黑,几乎一年四季都挑着柴草走遍邻近十里方圆,以卖柴为生,常常上午挑一担柴换些米回来,下午又挑一担柴去换些杂粮、瓜果回来。她的吃苦耐劳深深感动了众多乡亲,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得到邻近村子的很多乡亲的帮助。母亲告诫我们要记住这些伸出援手的好人。当我们长大生活有所好转后,母亲都会带上我们一一致谢!母亲身材较胖,熟悉的人们都称呼她:月华大块头。

1958年父亲从农场返回泥桥头。劳改三年期满后,由于经管农场会计工作,表现出色又被农场留用了三年。父亲每月有微薄的工资,由于他生活非常节俭,总能不定期地给家里捎上些零用钱,或寄上些农场出产的肥皂手套等生活用品。1958年因患心脏病,病退回家。我们全家一起经历了“三面红旗”吃大锅饭的日子,又经历了自然灾害吃糠咽菜的日子,在最难熬的日子里,坚强的母亲带我们去最远的十字坞山上砍柴。在密林中,她教我们唱当年的抗战歌曲:“游击队员之歌”“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黄水谣”……好多歌都是母亲教会我们唱的。

母亲的毅力让我惊叹:上午她从山上挑一担柴下山去邻村卖掉,赶回家做午饭把午饭给我们送上山,下午又挑一担柴回家,一趟山路要翻两座小山,十几里的山路。好多年她都这样坚持着。农村耘田除草是一项很艰苦的劳动,太阳晒着水田里的水都发烫,母亲怕蚂蟥咬,她穿旧长裤爬在水田地耘田。如今想到这些,都让我心酸!

可当年母亲在我们面前总是很乐观。在田头、在地头、在最艰苦的那些日子里,她哼着京剧“捉放曹”“空城计”“苏三起解”,唱着她喜爱的越剧“梁山伯祝英台”,让我们度过难熬的岁月。母亲常常用这句话鼓励我们:“做人要坚强,不就是吃点苦耐点劳嘛!”“人活一世就要开心,要学会在苦中寻乐。”

父亲回来后身体一直不好,我们不让他下地,就在家料理家务,养点鸡鸭。由于经济有限,他病了从不去医院,凭着少年时学过一点中医知识,自己开草药进行治疗,后来又患上老慢支、肺气肿,都靠自己吃中草药治疗。父亲一直教导我们要“勤俭治家,励志治家,还要教育治家”。

我们家也和全国人民一样经历了“文革”的洗礼。由于“成分”差,我家被三次扫地出门,片纸不留,要找一份父亲自己写的简历也无从找起。在一次次“红色风暴”的席卷中,幸亏母亲很顽强,为父亲顶替了很多无法承受的事情:游街、扫地、挨批斗……父亲备受心身的煎熬,曾有过喝敌敌畏轻生的念头,母亲铿锵有力地说:“好人凭什么要去死!孩子们不会责怪你的,总会有出头的日子。”

“文革”中后期,父亲的外调特别多,有东北、大西北、山东、北京、上海、重庆……外调专案组人员对村里造反派说:“你们不能对老先生动粗,要提供他笔、墨、纸,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完成!”谁也没想到小小泥桥头村,进进出出这么多带有大钢红印介绍信的专案组人员让父亲回忆众多历史事件中的人和事。那个阶段我们感到父亲的心情很舒畅,历史的回顾让他感到欣慰,他为社会作出过自己的努力,人生无愧!他写的内容我们无从知道,父亲是绝不违反专案组规定的。父亲从小练字,他的小楷写得很漂亮,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他送出一份份外调材料。母亲对我们兄弟几个说:“人活着要有志气,在逆境时特别要争口气。”就这样,在父亲母亲带领下,我们走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文革”后期,母亲深知父亲的病情十分严重了,除了心脏、老慢支、肺气肿,后来发展到肝区疼痛。一再催父亲去医院治疗,父亲坚决不住院:“别花冤枉钱了,我不能给家庭增加负担了。我的脏器都已衰竭了,治不好了。我在家里能每天看到你们,心里会更踏实些!”

1975年春暖花开时节,父亲在家里平静地离开了我们。母亲后来告诉我:“父亲走的那天早上,眼里含着泪水,说了一句:‘我对不起全家!’”

我当时已从上影厂调到上译厂工作,正在搞“内参片”。当时我的处境也无法向工军宣队请假奔丧……幸好春节前我们夫妻俩带着我儿子孙耀回泥桥头村看望过父母老人家。父亲见到大孙子,特别高兴,母亲也觉得这是父亲生前最大的安慰。父亲年仅65岁就离开了我们,可他对我们的教诲谨记在心:“做人要以礼待人、以诚待人、以善待人。”“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人以和为贵,人以善为本。”“在社会生活中要多栽花少栽刺。”

母亲是一个能接受新事物的人,我给她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这成了她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东西。她每天都听新闻,有空听听文艺节目,虽然身居泥桥头村,可她知道很多国内外大事,还常常和我们兄弟几个议论一些事情。

1954年母亲和我们兄弟五人摄于杭州

当改革开放的曙光刚刚崭露头角时,她就鼓励我们兄弟几个走出泥桥头村,出去闯一闯。我三弟、四弟首先走出泥桥头,在外干最重的体力活“拷铁”(拆卸旧机器),而且干出成绩,结交了好些朋友,让家里生活有些改善。那时候村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满天飞,母亲顶风而上,“靠自己劳动所得,有什么罪!”还有个别村干部用“出身不好”“阶级异己分子”对我家进行挑衅时,母亲敢于据理力争:“不偷不抢,听党的话发展经济错在哪里?”就这样,母亲支持我们兄弟几个走出泥桥头村,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三弟胜烽成了泰州市著名企业家。我在电影战线上作出自己的贡献!

母亲终于喜悦地看到我们兄弟几个一个个都成家立业、为社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以后的日子里,母亲每年都要走出泥桥头村在泰州、无锡、上海我们兄弟几家住一阵子。每次回老家都会带些日用品、糖果点心分给乡亲们。她感恩于他们在最艰难的岁月对我们家莫大的关怀和支持。母亲常说:“人要懂得感恩!”

庆幸母亲身体还算健康,年年能和儿孙们团聚。儿子们很怀念母亲的心胸豁达、开朗,古稀之年还跟小辈们一起唱歌、唱戏,每天开开心心!她一辈子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性格也让我们钦佩。母亲这辈子为我们兄弟几个的成长付出全部心血,这养育之恩真难以回报。当母亲正该尽情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美好生活,以及儿孙们对她尽孝心之时,母亲也过早的离开了我们,才76岁。

母亲和父亲以互补的性格教育我们如何做人,如何生活,我们也谨记她的教导:“做人不能低三下四被人看不起,穷要穷得有志气。”“做人要坚强,不就是吃点苦,耐点劳吗?”“对恶人就要争,对好人就要帮!”

父亲、母亲,在你们百年诞辰之际,我们格外想念你们!儿孙们没有忘记你们的教诲,一定会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做好人,做善事,多为社会做贡献,让你们含笑九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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