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建议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原标题:谁建议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1945年8月28日,中国共产党谈判代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在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抵达重庆。重庆谈判拉开序幕。那么,是谁向蒋介石献策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呢?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成了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

▲毛泽东等赴重庆谈判起飞前机场合影。自左起:张治中、毛泽东、赫尔利、周恩来、王若飞

1945年8月14日,即在日本公开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天,蒋介石出人意料地向延安方面发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随后,他又在8月20日、23日接二连三地发电相邀,一时显得“情真意切,急不可耐”。

在此关键时刻,是谁向蒋介石献策的呢?

张治中的回忆

一种观点认为是张治中向蒋介石建议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顾清怡在其《张治中与国共谈判》一文中指出:日本宣布投降时,国共“两党摩擦日趋加剧,有增无减,而和谈早已陷于停顿,国内危机四伏,一触即发,张治中盱衡全局,旧事重提。一方面在主和人士中积极活动,另一方面向蒋介石进言,劝他恢复两党和谈,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商谈一切。蒋介石在国内外‘反内战运动’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摆出一副和平姿态,三次电邀毛泽东赴渝面商‘国家大计’”。

顾清怡未在文中注明该观点出自何处,经查阅有关资料,发现属间接引自张治中本人的一段回忆。原文为:不错,抗战算是胜利了,但是国内问题仍然是危机四伏。当时两党商谈早已陷于停顿,为了使国家避免再次陷入内战的漩涡,我正积极活动,企图使和谈恢复。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促进,终于由蒋电请毛泽东先生到重庆会商国是。

但仔细研读这段回忆,并不能得出是由张治中建议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结论。以“和平将军”著称的张治中在当时的确曾努力促使国共两党恢复和谈,但通过蒋介石电请毛泽东赴渝这种方式来恢复和谈则未必出自张治中,否则他不会不在回忆录中明确指出这一点。此外,国民党的档案文献和有关当事人的回忆也未提及此建议是出自张治中。由此可见,这一观点是顾清怡本人对张治中上述有关回忆片面理解所得出的结论,并不符合事实。

赫尔利的建议

另一种观点认为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建议。牛军作为该观点的较早提出者,在其《赫尔利使华与抗战胜利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一文中提到:“8月14日,中苏条约在莫斯科签订。由于中苏条约的签订,使苏联支持国民党政权的保证终于以条约的形式公之于世。在这种情况下,赫尔利立即建议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该观点被许多学者所接受,原因主要是由于其有明确的出处可查,这就是1945年8月16日赫尔利在致美国国务卿的电报中明确表示此建议是自己所提。但蒋介石发电与赫尔利建议之间所存在的时间差,这对澄清历史真相至关重要。现已确认,赫尔利是在8月15日晚,蒋介石向其通报有关中苏条约谈判及签约的消息时,建议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的,而蒋介石早在此前一天即8月14日就已发出了对毛泽东的第一封邀请电。显然,这一时间差表明赫尔利的建议只是“马后炮”,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赫尔利建议说”并不成立。

“吴鼎昌之说”有待证实

当前影响最大的一种观点认为重庆谈判是出自国民党政学系人士吴鼎昌的建议。时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编辑的王抡楦在《重庆谈判期间的〈中央日报〉》一文中援引陶希圣的话指出:“谈判的办法是政学系想出来的。”但王抡楦没有指出具体是何人。而时任《大公报》重庆版负责人的王芸生则指出:“1945年8月13日,日本确定投降,吴鼎昌当时任蒋介石政府的‘文官长’,他向蒋介石献策,电邀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商谈‘国家大计’。蒋介石采纳了吴鼎昌的献策,由吴起草了一个寒(14日)电,拍往延安。”

8月14日,蒋介石发出了致毛泽东的第一封电报。电云: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这一观点一经提出就被许多学者所引用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如汪朝光认为“此举究属何人所建议,现并无确切记载。日本决定投降后,国民党高层连续几天开会,讨论有关重要问题,但并未见提及邀请毛泽东赴渝一事”。

与吴鼎昌同属政学系、同为蒋之高级幕僚且关系十分密切的熊式辉,在其日记中对此事毫无记载(熊的日记为当年所记而非事后回忆,可信度当更高,何况其日记中对国民党高层机密并无避讳处),如果此事确属吴鼎昌言,按常理吴鼎昌更应该告诉熊式辉。

另据王芸生回忆,吴鼎昌向蒋献言后,为了给他曾任社长的《大公报》一条特大新闻,便于15日将蒋的电稿交《大公报》,准备当天发表在晚报上,但在检查时被扣,经请示侍从室,陈布雷称“绝无此事,是《大公报》造谣”。结果,此电只能在16日由中央社发出通稿。

对此,汪朝光认为,“吴将电稿交给《大公报》,只能说明他事先得到此电稿,并不必然证明此电与他的关系”。总之,“现有关于吴鼎昌与蒋电关系的材料均为他人回忆,然后口口相传,吴本人并未有此说法,已公开的蒋的谈话、日记亦未有任何暗示,故尚待更为可靠的材料予以证实”。

极有可能是蒋介石本人

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所面临的政治、军事形势为蒋介石再次萌发邀请毛泽东会谈的念头提供了可能。这正如章百家所分析的:“首先,从军事角度来看,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尚不具备立即发动内战的条件和能力。”“其次,8月14日中苏条约的签订,在蒋介石看来,有可能按照他的条件实现政治解决的机会已经到来了。”这样,“在近期内,以军事方式解决国共矛盾的条件尚不具备,而求得政治解决的可能性又增加了,这是蒋介石把对共产党的策略从首先使用军事方式转为首先采取政治方式的主要原因,这种策略上的转变构成了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邀请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早在抗战期间就已考虑过的与毛泽东直接会面的念头再次萌发,自然就成为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一点儿都不令人感到意外。

原来早在1942年8月14日,周恩来从重庆发到延安一封电报:蒋介石不久将到西安,想约毛泽东谈谈。这意味着如果一切顺利,国共两党的最高领袖或许提前三年实现会晤。但出于多方考虑,最后中共派出林彪与蒋举行了两次会晤。事实上,蒋介石要与中共领导人会谈并无诚意。1943年6月23日,周恩来、林彪等从重庆出发,乘车返回延安,国共之间这次试探性的会谈亦宣告结束。

至于上述吴鼎昌等人的建议,即使是真实可靠的话,其作用最多也只能是在此关键时刻进一步提醒或坚定了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决心。此外,国民党的政治体制也决定了像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这样的重大问题,最终也只能由蒋介石本人作出决定,其他任何人的建议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参考罢了。

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在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这个问题上,蒋介石都是无人能够替代的核心决策者,甚至他本人就是重庆谈判的首倡者,这是极有可能的。(来源|读者报 作者|秦立海 黄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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