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大副校长吴晓求:中国未来要构建全球性的金融中心|“致知100人”17期

原标题:对话人大副校长吴晓求:中国未来要构建全球性的金融中心|“致知100人”17期

搜狐财经联合《经济》杂志“致敬建国70年”系列访谈——“致知100人”第17期(点击进入专题)

本期嘉宾:吴晓求,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

对于吴晓求那一代人来说,高考是改变命运的重要尝试。当1977年吴晓求得知恢复高考消息时,已经错过了当年的考试时间。

但他没有放弃,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复习,1979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西财经学院(现为江西财经大学)。

在选择专业时,喜欢哲学的吴晓求原本填写了江西大学哲学系,但在教育系统任职的父亲认为,经济建设将成为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

在征求吴晓求的意见后,吴父将他的志愿改为江西财经学院计划统计系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因此改变了吴晓求的人生轨迹。

本科毕业后,吴晓求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相继完成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习,并留校任教。

由于学术水平出众,两次破格晋升之后,1993年6月,吴晓求成为当时我国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之一。因工作需要,吴晓求1994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原财政金融系(后更名为财政金融学院),研究方向也由之前的宏观经济转向金融和资本市场。

中国人民大学是我国最早培养证券专门化本科生的高校,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对资本市场还缺乏系统研究,构建合理的教学体系成了首要解决的难题。

吴晓求临危受命,在参考国外有关资料和我国证券法规的基础上,从改制、发行、上市、交易、信息披露、并购重组、退市等最基础的概念入手,编写完成了一套七卷本的证券系列教材,后又浓缩成现在众所周知的《证券投资学》(已出四版),他也因此成为我国证券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的重要开拓者。

“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断学习,当时对来自国外的先进理论、经验、方法、思想如饥似渴,吸取养料”。吴晓求说。

在吴晓求看来,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理应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一员,中国金融市场也应该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他建议,我国建立一套能吸收风险、分散风险、处置风险、有弹性的现代金融体系。

吴晓求与搜狐财经对话

发展资本市场是我国的金融战略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当前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逐步过渡,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资本市场应如何调整?

吴晓求:中国经济已经告别了高速增长,不太可能也不需要再进入两位数的增长阶段。对中国来说,6%到6.5%是一个很好的增速,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5.5%、5%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这一大背景下,很多人认为,在中国发展资本市场非常困难,甚至是悲观的。与欧美国家相比,在中国发展资本市场的确要难得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不理解为什么要在中国发展资本市场,仅仅是从融资渠道来理解。

实际上,资本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产业转型、金融改革非常重要,没有资本市场的现代化,就没有金融的现代化。

从这个角度来说,发展资本市场是中国的一种金融战略,而非实用主义。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中国发展资本市场遇到了什么障碍?

吴晓求:中国发展资本市场遇到了很多障碍。一是观念障碍。资本市场是干什么的?它是现代金融的枢纽和基石,只有理解了资本市场,才会认真发展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的特征是成长性,过去我们一味强调重要性,强调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的重要性,但是投资者投的是成长性,而非重要性,他要获得与其风险相匹配的收益。

投什么样企业能够得到这种收益?一定是成长型企业,而不是成熟型、重要型企业,当然重要型企业同时又具备成长性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仅仅只是重要型而缺乏成长性是不符资本市场的特性的,只有理解了资本市场的这一特性和战略定位,才能适时调整上市标准。

我之所以对注册制和科创板期望很高,是因为其符合资本市场的本来含义。

科创板注重企业的成长性和未来,一家企业过去的成绩其实已经在定价中体现出来了,过去的成绩好并不意味着未来也辉煌,上市后可能会出现衰退。

除非像华为一样,具备极强的创新再生能力,但是目前很多企业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阿里巴巴和腾讯在当年也不是很重要的企业,但是具有成长性,上市后市值增长很快,因此我们应该调整上市公司标准。

二是法律约束。在中国大陆几乎找不到投资者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欺诈索赔的案例,但在英美法系国家就非常普遍。要解决在法律层面的约束需要有很长的过程。

三是社会的透明度文化。资本市场的生命力来自于透明度,没有透明度就没有资本市场,说白了就是要讲真话,必须如实、全面、完整、及时地披露信息,以保证市场的公平。

基于以上三方面的障碍,与一般国家相比,中国发展资本市场要困难得多。不过现在情况正在逐步好转,相关部门也理解了资本市场的战略价值,正在做一些深度改革,包括加强信息披露、调整上市标准、严厉的处罚机制等。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作一些法律上的改变,特别是集团诉讼制度,如何在法律层面保障投资者的权益,以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市场预期,这是未来我们需要做的。

现阶段来说还是要稳预期,资本市场最忌讳的就是政策多变。政策一旦多变,投资者就无法形成预期,市场秩序就会混乱。

我国很好地处理了金融和实体的关系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资产急剧上升,达到360万亿,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远远比经济增长速度快,经济的金融化率由1978年的0.318也上升到现在的2.1。有哪些成功的经验?

吴晓求:中国40年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奇迹。中国GDP规模从1978年的3650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超过90万亿元,除去物价上涨因素,这种增长仍然是一个奇迹。

这种实质性的快速增长使得处于饥饿状态的国家走向富裕、走向现代化的国家。

我们之所以取得如此重要的成就,原因之一就是金融的贡献。

在处理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时,我们没有完全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而是有很多创造性,比如现在M2的规模已经超过180万亿元,1978年时大概只有700亿元左右,也就是说我们货币供应、货币存量的增长速度比经济增长的速度快得多。

但是,40年来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也没有出现全局意义上的金融危机。这关键就在于我们很好地处理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对一个国家而言,宏观经济政策一般是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成并综合发挥作用。

纵观中国40年的经济发展,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主动调节作用比较微小,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货币政策和央行,以致于形成一种“独轮车”效应,央行的逆周期调节效果明显。

此外,央行也创新了很多货币工具,在控制金融体系稳定的同时,又恰当地运用了金融杠杆推动经济增长,这是我国货币规模大但却没有出现大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有观点认为,在未来2-3年里,全球市场再次发生危机的概率很高。是否存在这种风险?

吴晓求: 金融危机主要由四种情况引发:一是货币危机,即一个国家的货币出现大幅度贬值,货币信用基础遭到严重破坏。例如,历史上俄罗斯的卢布,泰国铢,就出现了严重的货币危机。

人民币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中国经济基础非常扎实,特别是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化能力很强,一个国家的货币既是这个国家长期竞争力的体现,也是这个国家信用的表现。

我认为,至少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货币危机不会出现在中国。

二是银行危机。也就是说老百姓把钱存到银行后,出现流动性危机,到期不能兑付。中国的商业银行,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如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招商银行等,各项指标都非常好,比较稳健。

这得益于我们严格执行了《巴塞尔协议III》,有的甚至比《巴塞尔协议III》要求还高,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银行系统不会存在流动性危机。

三是债务违约危机,即发行的债券不能按时进行本息兑付。

在这方面,我们的确存在结构性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债、公司债存在到期不能兑付的风险,主要原因在于过去经济高速增长,债务发行时预期比较乐观,转入中速增长后,企业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导致部分公司债无法按时兑付。

但我国国债没有问题,金融债整体上也没有问题。

四是股市危机。其实中国的股市危机早在2015年就已经出现了。究其原因,杠杆融资是最主要的导火索,虚假信息披露、舆论导向也是重要诱因。

未来不能肯定中国不会发生股市危机,因为股市波动是正常的,但只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就不会出现大问题。

金融体系开放才是真的开放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你曾讲过,构建全球金融中心对中国而言是比加入WTO意义更大的事,如何理解中国对构建全球金融中心的意义?我国的优势是什么?

吴晓求:中国金融体系现代化的核心是市场化和国际化,中国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在未来应该成为全球性的金融中心,且是以人民币计价资产为特征的交易中心。

中国金融体系的国际化和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意义要超过2001年加入WTO。

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中国的经济市场也得到了极大拓展,虽然期间经历了金融危机,但是中国经济获得了巨大增长,并且这个增长是在竞争力不断提高、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实现的。

实际上,WTO层面上的开放并不是最终意义上的开放,金融体系的开放才是全面、深层次的开放。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金融开放的前提。迄今为止,这个目标还没有完成,人民币没有完成完全可自由交易改革。

虽然我们也在通过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深港通、沪港通等渠道,尝试与国际金融市场进行有限度的联系,但是“堤坝”还是存在的,我们只不过是在堤坝下建了几个渠道,流量很小。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金融市场应该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也应该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一员。

人民币一旦实现完全自由交易,成为重要的结算性和储备性货币,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是题中之义了,资本市场上的股票、债券等也将成全球投资者重要的配置资产。

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会极大地推进中国社会法治化的进程,也会大幅度提高市场的契约精神和履约能力,让社会更加透明。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遇到前所未有的障碍,这个障碍比加入WT0要大,对此应该做好充分准备。

(搜狐智库原创稿件,转载请注明:转载自搜狐财经与经济杂志联合打造的“致知100人”系列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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